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的困境和出路——以广州城管建设为例

城市综合管理问题是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特有问题,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我国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试点发展至今已经十六年,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仍然面临着管理和信任危机。要走出城管执法面临的困境,必须转变执法理念,加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执法程序,完善法律保障机制。本文以广州城管建设为例,分析了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面临的困境,对今后城管体制改革和发展提出了建议。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完善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的路径选择

城管部门和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是在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选择形成的,有其存在的理据和历史贡献,也有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的问题。其问题表现为城管执法权力受限,执法依据和手段不足,管理范围广,任务重,机构性质和公务员身份模糊,经济地位、福利、工作条件、队伍建设没有保障。而地方政府给城管设定的城市管理目标与公民生存目标存在太大的差距。城管执法时面临秩序与生活两种需求的矛盾,执法当中极易触发暴力倾向。必须正视城管执法体制存在的尖锐矛盾,尽快明确某个中央部委承担城市治理的统筹规划、指导协调等职能,这是城管体制改革的要务。要树立大城管理念和共同治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柔性执法理念,形成城管部门与其他执法部门的更大合力,创建一条政府负责、公众参与、政民合作、民主行政的城市管理法治化路径。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困境和解决思路

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不能满足现代城市发展的需要，必须改革和创新现有的城管执法机制，维护城市稳定，适应社会转型发展。本文以对山西省太原市等的行政机关和人民群众进行问卷调查得出的研究数据为基础，展开实证分析，反馈山西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健全执法依据、加强执法人员素质、创造执法环境，规范执法方式等完善城管综合执法的对策，建立和谐的“官民”关系。     

城管执法工作法治化的基本路径

鉴于现代城市管理具有的特点和难点,城管执法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和谐发展,严格依法行政,实现城管执法工作法治化。为此,要不断改进城管执法的各个制度环节,积极采用灵活有效的新型管理方法,特别是城管执法人员应普遍树立尊重人权、行政权限、行政民主、行政服务、行政公开、政府诚信、程序法治、权力监督、责任约束、权利救济等一系列现代行政法治观念。     

论WTO背景下的社区行政综合执法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意味着经济运行的国际化，而且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实行社区行政综合执法，努力探索行政综合执法的最佳模式，对行政检查权和处罚权进行适度集中，就是改革我国现行执法体制和改善投资软环境的重要举措，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     

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完善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的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当前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水平的要求也愈来愈严格。城市的发展水平也随着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升,而在城市现代化不断发展进步的实际情况下,其对应的城市管理政策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改变优化。在我国较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城市的发展部分依赖于城管部门以及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关于城市对应的城管执法权力相关限制问题,由于当前城市管理仍存在不足,其对应的城市管理执法依据和手段不足,对应的管理范围较广,任务也相对较重。因此,对于当前的城管部门的工作,其对应工作机构性质以及其对应的工作公务员身份都较为模糊,经济地位、福利、工作条件以及队伍建设都无法得到较为有效的保障。在部分地区给予城管相关的设定管理目标中,其与当前地区公民生活的质量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城管执法过程中时常触发暴力倾向,要对城市管理的综合执法制度进行严格管理与优化。     

行政综合执法界说

行政综合执法是当前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形式,但对其含义、特征等学界尚存争议。本文认为,行政综合执法,是在原有行政执法体制上嫁接出的一种新型执法制度,是指一个行政主体依法定程序授权,相对集中行使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职权,在一定范围内实施全面管理的执法行为,具有精简、高效的特征。     

深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改革构建和谐城管——兰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问题研究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以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为主要内容的,以实现行政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权责明确、监督有效、保障有力为目标的行政执法。几年来,兰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进展顺利,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也存在着对行政综合执法认识上的不足;执法理念上偏离;执法机制上混乱和执法规范上缺失;执法方式简单化、运动化、趋利化等问题。为此,加强行政综合执法改革理论研究;改造职权分配体制,注重发挥市场、社会调整机能;坚持依法执法,加强行政执法立法;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观念,提高执法人员素质是当务之急。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行政法治建设

行政法治建设滞后是制约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深入分析东北地区行政法治建设方面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营造良好的行政法治环境必须树立的现代理念以及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立法质量、完善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等方面需要采取的措施。     

深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改革若干问题思考

城管综合执法直接面对的是繁杂的城市管理中的直接矛盾和问题,承担的是政府执法职能中最艰难的部分,是社会矛盾的综合聚焦点,也是社会关注度颇高的敏感行业,针对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路径和创新城管执法理念。     

法律事实与法律方法

法律方法是把成文法向个案判决转换的方法,从法律事实出发认识法律方法实际上把一般方法的阐释与个案独特性的理解结合起来,方法与事实之间是互动的;阐释法律事实的方法主要包括:法律事实的识别、认定、证据规则的运用、事实的发现与判断、法律事实的涵摄、对事实的法律思维方法,以及在事实的特定语境中对法律作出的解释、论证、价值衡量、漏洞补充等方法;运用法律方法破解法律事实问题,意在将法律与事实有机连接起来,寻找法律推理大小前提之间的联接点,使法律推理得以完成。     

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     

法治思维中的情理和法理

“法不容情”这种情法二分、情法对立的思维定势，对于法律至上、以法为教的法治思维始终是一种阻遏因素。为此，从立法、执法、司法、用法４个方面来重新定位法治思维体系中情法两者的逻辑关系，从而坚守情法一元的理想法治观。认为：说“法不容情”，这只是一种缺乏法治思维的命题。在法治思维中，情理和法理两者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要真正推进法治，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在人们日常交往的情理中寻找法律的规定性，即以生活的规定性决定法律的规定性，并反过来用法律的规定性指导、调整和规范日常生活的规定性。     

英国的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及其借鉴

英国的法律教育注重实践及培养职业性的法律从业人员,是传统法律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具体到教学方法上,即形成了独特的导师制和判例教学法。其中不乏值得我们借鉴的法学教育方法,本文仅通过对英国法学教育的理解认识,来探讨英国法学教育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校园刑事案件的法律关系与法律救济

校园刑事案件近年来频发且有蔓延之势,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校园刑事案件具有特殊性,其法律关系是教育刑事法律关系。其中,主体为国家与实施犯罪行为的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国家依法行使刑罚权与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对国家承担刑事责任构成教育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教育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校园刑事案件中作为犯罪人的学生、教师等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鉴于教育刑事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在校园刑事案件法律救济方面应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扩大非监禁刑的司法适用;适用辩诉交易制度解决未成年学生犯罪案件。     

传统法律观及其蕴含的法治基因

中国传统法律观形成于中华本土,具有近五千年沿续未断的历程,是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法律观以"礼法合治"为主线,讲求和合统一、包容纳新,其精华因素及其蕴含的法治基因能够成为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资源。     

从法律语言中的模糊走向法律推理

对模糊性的不同认识，导致相异的法律推理理论。从西方法理学家哈特、考夫曼和德沃金时法律语言的模糊性的不同论述中，探询了他们解决法理学中的模糊性问题的进路。     

法律语言程式化与法律翻译

法律语言的功能首先是规范调节作用,其次才是提供信息.法律的规范调节功能与程式化的法律语言关系密切,法律翻译时必须正确处理语言程式化的问题.要实现法律翻译的功能对等,就需要做到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三种对等,即法律文本整体框架的形式对等,法律语言语用功能的对等,逻辑结构的对等.不同层面的对等亦涉及用词、句法、篇章结构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