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陕西省粮食生产及其作物结构变化

目前陕西省处于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大背景之下,保证一定数量耕地面积对保障粮食安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运用趋势分析及结构分析法对建国以来陕西省粮食产量变化趋势及粮食作物种植结构变化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粮食生产的特征为：粮食总产量波动增长;尽管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结构基本稳定,但各农作物之间的绝对面积比例随时间变化较为明显;粮食单产水平提高对产量增长贡献最大。分析结果表明,粮食生产及作物结构变化可以明确土地利用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关系。     

三大主粮增产原因及潜力分析——基于单产增长的内部贡献分解

为深化对粮食增产原因的了解,分析我国三大主粮总产量增加的主要贡献因素以及单产变化趋势,采用Kurosaki内部贡献分解法测度我国三大主粮单产增长的内部效应,并比较分析各地区单产变化与专业化生产趋势。研究表明:三大主粮总产量增长主要源于单产提高;单产增长基本可归因于纯单产增加,区域种植结构调整对单产提高的促进效应较小,同时专业化生产越来越向单产高的地区集中。可以预测,纯单产增加对单产增长的贡献会趋于平缓,未来我国粮食增产将更多地依赖区域种植结构调整与高产作物对低产作物的替代。     

退耕经济活动中种植结构调整的理性分析

随着我国整体退耕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和退耕面积的相对收缩,退耕地区种植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更加凸现。本文对"十一五"期间,如何通过对退耕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有效调整,理性认识退耕经济活动中的种植结构调整,因地制宜,进一步做好退耕经济活动中的种植结构调整工作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粮食生产结构演变及节土效应分析——以中东部粮食主产区为例

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以包含八个省份的中东部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区域,五类粮食作物为决策单元,选用2008—2019年的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产量、加权平均单产等数据对粮食生产结构演变及演变产生的节土效应进行测算。结果表明：（1）粮食播种面积信息熵经历了缓慢降低、较快速降低和快速增长三个阶段,粮食产量信息熵经历了平稳变动、较快速降低和较快速增长三个阶段,两者整体皆呈现降低态势。（2）2008—2015年为研究区域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后的前一段时期,节土效应较为显著,2016—2019年为后一段时期,节土效应减弱,其余研究域内各省份存在节土效应和负节土效应。据此,提出中东部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结构调整的建议,以期优化其粮食生产布局,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缓解耕地资源制约性。     

中国粮食生产的地区比较优势及其对结构调整政策的涵义

中国农业面临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重大任务,因而必须全面分析地区比较优势,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由于粮食生产的特殊重要性,同时也因为粮食播种面积占总面积的大约三分之二,本文主要分析粮食生产的地区比较优势。与现有的研究相比,本文对各省市自治区内各主要粮食作物的相对国内资源成本系数进行排序,更准确地反映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其结论的实践价值更高。     

新时期安徽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及优化对策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不断外流,农业种植结构正经历新一轮的调整。1998年至2009年安徽种植业结构呈现如下现状: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相对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总体有所增加,粮食作物内部结构发生变化。通过分析发现科技拉动力、政府各项补贴、劳动力和水利设施方面对种植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通过合理布局农业生产结构、强化科技、发挥政府的各项惠农政策、强化优势区域农田水利建设等措施,促进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SiCp/Al复合材料的车削仿真研究

构建农户种粮行为决策的分析框架,基于江苏省621户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值选择模型和非观测效应综列数据模型,考察粮地租金变动对粮食种植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粮地租金上涨导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下降的概率增强,其中农户在粮食生产中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该影响存在负向调节作用;种粮面积的缩减最终体现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例的下降,其中农户前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对该影响有约束作用。这表明,短期内粮食生产固定资产投资与粮食经营规模对“去粮化”趋势存在抵挡作用,下一步要通过推动粮地租金理性化、市场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调整对规模种粮户的支持政策,防止短期“非粮化”压力转变为长期趋势。     

山东省粮食生产现状及其发展战略探讨

本文从粮食产出结构及种植结构两个方面论述了山东省粮食生产的现状;纵向分析了粮食生产的周期性波动及粮食生产结构和要素投入的变迁,并对未来几年的粮食生产进行了预测;同时提出了在保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在山东省内部应发挥地区比较优势,调整粮食种植结构,改善粮食市场环境及政策环境,加快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2003年农作物种植结构继续调整

据对全国834个调查县的8万多农 户最新调查,2003年我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种植结构继续调整。粮食面积减少,棉花面积大幅度回升,油料作物播种面积扩大,糖料面积减少,蔬菜和药材等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作物面积进一步扩大。 一、粮食播种面积调减2.99％。由于粮食价格相对较低,种粮效益相对不     

粮食作物生产结构与农户粮食消费的演变

利用效用理论的无差异曲线研究方法,基于云南南部山区陆稻改良技术推广的农户调查,分析陆稻改良技术对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结构以及农户粮食消费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云南南部山区陆稻增产种植面积大幅度下降,释放了玉米作为饲料粮的生产空间,加深了粮食的市场化消费程度,经济发展步入初级小康阶段。但是,粮食消费偏好显示陆稻作为口粮消费的收入效应高于替代效应,反映出云南南部山区在与市场接轨中的政策效力不足或者发展方式滞后。因此,云南南部山区农业经济发展不仅需要依托科技,更需要结合粮食消费需求加强市场发展,保障粮食安全。     

中国粮食市场60年发展历程与变迁特点

中国粮食市场与粮食政策60年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七大变迁特点:一是粮食市场演进基本是以政府强制性变迁为主导;二是粮食市场经历了由短缺到供求大致均衡、由政府定价为主到市场形成价格的演变;三是粮食产量波动与价格波动既受经济周期影响,又与改革进程高度相关;四是粮食产量与粮食价格呈明显相关性和周期性变化,且价格波动幅度高于产量波动幅度;五是粮食人均产量经历了由不足——基本满足生存——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演进历程;六是粮食兼具农产品、工业品与金融产品的属性特征日益明显;七是影响粮食价格波动的因素由"粮食政策调整或供给变动"向更复杂和更多元化的因素转变。     

粮食政策市场化改革与浙江农作物生产反应:价格、风险和定购

基于诺罗夫局部调整模型,采用1991-2002年浙江省10个地市的"时序--截面"数据,就粮食政策改革进程中浙江早稻、晚稻、大麦、小麦、棉花和油菜籽等六种农作物生产对产品价格、经营风险和粮食收购定额等因素的反应程度予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粮食政策改革进程中农业生产者表现出相当的经济理性,产品价格对作物生产具有明显的正面效应,生产者行为对经营风险呈现显著的厌恶性反应.不断减少粮食定购尤其是2001年取消定购已对浙江粮食生产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有助于棉花和油菜籽种植规模的扩大.此外,产品比价的变化也明显地影响作物种植关系,早稻与晚稻呈现较强的互促关系,油菜籽价格的提高将会减少大麦及小麦面积,棉花生产对稻谷价格提高呈反向变化.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现状及法理反思

粮食主产区是自然条件优越,适合种植特定粮食作物的区域。在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的主要任务是粮食生产,这些地区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商品率较高,粮食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渠道。学界有关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目标和原则、利益补偿的主体和客体、利益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以粮食主产区补偿基金为中心的有关问题等领域。对研究的整体评价是,既有成果众多,法学研究缺位;政策建议富裕,法律应对缺欠;应景分析完整,理性反思缺略。     

宋代江南地区的粮食亩产及其估算方法辨析

本文指出按每亩地租翻倍而计来估测宋代亩产之法,往往低估了当时农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其固有二,一是私租本身有分成制、定额制之别,而定额制租率较分成制往往低20%;又未能区分官租与私租之别,而官租在数额上,又要低于私租20%左右;二是未能考虑到江南多数地区的耕作制度自宋以来已从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制,而佃农所交租多半只是一造之数.进而依据文献记载重估了宋代江南地区每亩单产和农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     

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价格波动溢出效应

以小麦、稻谷、玉米和大豆为例,选取2009—2016年的相关日度价格数据,运用BEKK-GARCH模型考察了我国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间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我国粮食期货与现货市场之间存在价格波动溢出效应,但溢出程度在不同粮食品种之间有差异。主粮作物小麦、稻谷和玉米期货对现货价格的溢出效应较弱,非主粮作物大豆期货对现货价格的溢出效应较强,四个粮食品种现货对期货价格的溢出效应均较弱。分析表明：由于我国在调控粮食市场的思路和力度上对于主粮作物与非主粮作物存在较大差别,从而造成了四个粮食品种期货与现货市场间价格波动溢出效应的差异。     

粮食单产波动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粮食安全是我国最重要的长期政策目标之一。粮食单产的波动不仅直接影响当年粮食供应的稳定,而且影响粮农的预期收入和下期生产决策,从而扩大后续的供应波动。本文考察了各省市粮食单产的波动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平均波动水平并不能反映各地区粮食单产波动的真实状况;粮食主产区的波动系数和波动幅度要比其它地区高;西部地区现阶段尚不具备充当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的条件。要加强粮食安全,必须稳定粮食主产区粮农的收入预期,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是"绿箱政策"中一项较好的选择。     

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的耕地面积需求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粮食安全＂是关系到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基本问题。在影响粮食安全的众多因素中,＂耕地面积＂是否重要,粮食安全是否需要既定耕地面积地保障,学术界在这些问题上一直存在较多的争议。文章利用陕西省相关社会统计数据,对陕西省＂粮食安全＂与＂耕地面积＂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预测出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一定时期陕西省所需耕地面积。研究结果表明：1990~2009年间陕西省粮食生产与耕地面积相关,但耕地面积并不是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在保持现有耕地面积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粮食单产,是该省未来增强粮食生产能力的主要方向;按照以往技术进步比率计算,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2020、2030年陕西省保障粮食安全所需的耕地面积分别约为3 379.91千公顷、3 266.38千公顷。     

粮食安全的价格理论框架及其应用

在建立特定非线性粮食供给和需求函数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解析非线性均衡蛛网模型,表明一般性的粮食价格波动能够收敛,只有粮价超过一定幅度才发散震荡并形成粮食灾难.政策视角的粮食安全概念必须建立在国家层次,将粮价控制在安全区域内是粮食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短期内通过粮食储备和价格政策控制粮价,长期内扩大粮食波动的安全区域.应用分析表明发展“生物燃料”、保持“耕地红线”有利于保证一国的粮食安全.     

我国粮食生产的环境技术效率测度

采用方向距离函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对1992—2012年中国29个省（市、区）的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分析,以考察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时期中国各省份以及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及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环境状况总体上呈现出逐渐恶化现象,其中,粮食主产区优于粮食主销区,粮食主销区优于粮食平衡区;（2）中国各省份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3）总体而言,我国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地区差距在逐渐扩大,呈现出两级分布, 但是在各个粮食生产功能区形势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