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表达

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经历着＂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冲击。在新经济政策这一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里,知识分子利用政策调整提供的公共空间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在苏维埃政权的政治规训之下,知识分子经历着痛苦的群体分化和政治转型。     

微博、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

微博因其“平权”、“零散”与“再中心化”的技术特质,具有对公众“表达自由”的“赋权”能力.目前,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回应微博技术的赋权,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文章总结公共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行使话语权的表现;提出制约其话语影响力发挥的因素和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将微博的技术赋权转化为自身的机遇.结论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生存存在多个方面的问题和隐忧;而微博“共景监狱”式的开放结构,让知识分子“虚妄的公共性”更为显性.为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构建,公共知识分子应积极介入、充分利用微博空间;秉持批判与道义传统,以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中观和微观政治话语的表达,彰显自身的中心话语权力;推动公民交往理性和公民社会的建构.     

李大钊改革《晨报》副刊的贡献

李大钊对《晨报》副刊进行改革 ,打破副刊的传统风格 ,把其改造成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公共空间”。它以不同于时潮的稳健风格着力于思想文化启蒙 ,为现代副刊提供了一个新发展的方向。李大钊所开创的“晨副”启蒙传统为此后的“晨副”发展定下了基调     

人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无知大众”对立的扬弃

＂（公共）知识分子/无知大众＂的对峙,不过是＂哲学王/平民、救世主/被救者＂对立的现代翻版,它继承了＂知识精英为了拯救世界而统治世界＂的专制神话,既违背知识史和政治史的实情,也违逆＂公众民意高于精英真理＂宪政原则,拙文倡议＂人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有助于推进政治文明。     

“拒绝游戏”与女性主义——知识分子戴锦华

戴锦华对自我角色的定位是清醒的,她以＂拒绝游戏＂来定位自己的志业选择,也以＂女性主义＂来诠释自己的思考方向、批判精神。在消费社会和学术科层化管理渐趋成型的时代氛围,像戴锦华这样的坚持,其实解剖的不只是自我精神世界,更重要的乃是指向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归属以及学术终极关怀问题。但愿从知识分子戴锦华的一个侧面,能看到当前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普遍性处境。     

和而不同、殊途同归——沈从文与“战国派”的来龙去脉

依据文献资料,从参与编辑、发表文章、团体活动、文化主张等多方面看,沈从文毫无疑问是《战国策》同人和"战国派"核心成员之一。爱国情怀、忧患意识与公共意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战国派"诸人办刊立言的根本动因,其中沈从文对文学本身和文学运动的观念、立场的阐述和批评,及其对五四的个性思想与启蒙精神的宣扬,构成了该派之重要一极,这也表明"战国派"只是以个人立场为原则,以刊物为公共话语空间,以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由作者群体,而并非整齐划一的团体或派别。     

论网络环境下的话语权实现模式

＂话语权＂即是自我表达的权利。它的形式包括言语、文字、行为等。网络语言充满了个性化自我表达方式,它的特殊性极大地突破了常规的修辞方式;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平等开放使得话语权更多地向普通大众倾斜,网民可以借助论坛、博客、视频等平台自由表达观点,实现了从未有过的广阔的话语权利。文章试从网络语言和公共话语空间这两个方面阐释在网络这个信息传播环境下话语权的实现模式。     

生存思考中沉重的突围——《狂人日记》与《一地鸡毛》知识分子主体形象比较

“狂人”是第一个有现代人格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启蒙形象。“小林”是当代知识分子反启蒙形象的代表。二者表现出迥异的文化定位与自我认同。在张扬个性同群体意识的冲突中,他们表现出强烈的悲剧色彩与尴尬悖谬,由此演绎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百年变革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命运和精神境遇。     

基于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公共领域的再阐释

公共领域一直受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关注。不论是阿伦特极权主义语境中的公共领域,还是哈贝马斯民主语境中的公共领域,以及后续研究者对公共领域的探讨,基本上都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或者说＂‘国家与社会’的消极互动＂之逻辑预设上展开的。但实际上,＂‘国家与社会’的协作＂或＂‘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之逻辑预设同样存在可能;基于这种逻辑预设,从社会管理的视角来看,公共领域是一种社会管理机制,它同时与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域、社会对国家的管理域、国家自我管理域以及社会自我管理域相联系,发挥着社会管理功能。公共领域的建构必须从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两个方向着手;外部要素包括制度与媒体,内部要素包括公众、公共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空间。     

革命坐标框定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以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例

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亦即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自我反省与自我想象。然而作者不仅与其笔下人物息息相通,犹与其置身的社会历史休戚相关,撕掳不开。故此,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并不是任其心造的幻影,其三类知识分子形象,都不可避免地烙有彼一时代的"革命"胎记。     

在知识男性与乡村女性之间:启蒙叙事的一个支点——《在酒楼上》《春风沉醉的晚上》《二月》《迟桂花》的互文性阅读

如果说,《在酒楼上》通过对吕韦甫与阿顺之间日常化、肉身化的两性关系书写来彰显启蒙知识分子身份的沦丧,那么,这一命题在其他三篇小说中获得了正面的表述。《春风沉醉的晚上》通过叙述我与陈二妹之间的认别来使我原本被忘却、模糊的知识分子身份渐渐明朗、清晰,《二月》则通过萧涧秋对文嫂、采莲的启蒙、救助来完成萧涧秋的自我角色期待。而《迟桂花》中翁莲的形象俨然是知识男性我的多重自我的投射物。乡村女性作为一个他者,不是被视为与自我完全疏离和断裂的,就是被作为自我的外在投射物。而这样的叙事策略实际上内蕴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逻辑中。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应用“压拉”思维方式提高制图课教学质量探析

学习工程图学课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绘制和阅读机械图样的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学生在该课程结束时考试及格率低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这是由于学生在制图课学习过程中的空间想象力差造成的,通过教学实践,研究了＂压拉＂思维方式能使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增强,提高该课程的考试及格率,教学质量得以提高,总结出用＂压拉＂思维方式教学,提高学生空间想象力,达到改善工程图学课学生在该课程结束时考试及格率低的具体方法,从而提高工程图学课的教学质量。     

从启蒙到革命：《长明灯》的一种新读法

《长明灯》首先是一部批判佛教迷信的小说。在吉光屯,佛、道在儒学的整合下,连同儒教共同成为中国宗法社会的思想基础。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吉光屯古老而静止,吉光屯人守旧而没有自我。疯子是一个启蒙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他的启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举措。如果说疯子呼吁"熄灭长明灯"是启蒙的话,那么,在对启蒙绝望之后,"火烧社庙"等激进行为表明他改革中国社会的方案由重视文化启蒙转向注重实际行动。这里也隐含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走向社会革命的征兆。     

论哈贝马斯“媒介化”公共领域的嬗变

一种主流媒介的转变会导致社会公众话语结构的改变。文章对不同时期＂新媒介＂技术对公共领域的影响进行了批判性探讨。从印刷媒介时代被启蒙的大众到电子媒介时代的孤独的人群,再到网络媒介时代夜总会的狂欢者和受幻象蛊惑者,人们沉溺于技术带来的快感,忽略对自身本质的关注,感性的冲动替代了理性的行动,人们丧失了公共领域的理性自我。公共领域被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为技术至上论。技术不能替代人性中光辉固有的属性,公共领域的衰落只是技术异化人、降低人的尊严的一个表现。人其为人不是因为技术的发展,而是因为对自身尊严的维护,对他人友善的交流和对自然的崇敬。个体和技术的博弈将决定公共领域中的人是WIKI技术的主人还是仆人。     

“中国的忏悔录”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随想录》被誉为＂中国的忏悔录＂。《随想录》向世后受到极左思潮攻击,更受到国人广泛的赞颂。它掀起了一场反思＂文革＂教训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针对性地批判各种各样的极左思潮,延续了五四启蒙精神,进行改革时代新启蒙,拯救被文革肆意践踏的道德,为祖国的复兴而呐喊。《随想录》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通过老作家真诚的忏悔,来救赎人们的灵魂。文学救世,是巴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与良知的实践。文学巨匠冰心、曹禺、王蒙、冯骥才给予《随想录》的高度评价,知名专家陈思和、李存光等从学理层面剖析《随想录》的深远影响。《随想录》是中国历史进程中高悬的明灯,拨开了＂文革＂思想的迷雾,照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     

丧失诗意的知识分子:苏童小说知识分子形象解读

本文从苏童的小说文本出发,梳理出文本中的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对其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特征进行解读,并从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下产生的边缘化心态和新时期自我公共特性缺失的角度来分析导致文本中知识分子性格形成的原因.     

"故乡"与萧红的自我认同

萧红与其故乡呼兰小城的关系一直以来多被讨论,除了传记性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外,论者多关注作家的乡土情结和作品风格,而萧红对于故乡的＂发现＂和＂想象＂,或者说,故乡之于萧红写作根源上的价值和意义却并没有得到彰显.与鲁迅、废名、沈从文等男性作家不同的是,萧红同时从情感、性别和底层三个维度寻求自我认同的途径,它们最终都通向和汇聚于＂故乡＂--一个由文字和想象建构起来的空间.     

启蒙与民众崇拜的悖谬——关于民粹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的几点思考

民粹主义是知识分子创造的一种精英话语,内含反知识分子的倾向,具有内在的思想张力,使得知识分子面临既要启蒙民众又要对民众顶礼膜拜的尴尬处境。由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民粹主义所蕴涵的道德形象极具感召力,使得反智一面得到无限张扬,上升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人生信念。到了新时期,民粹主义逐渐失去其原初的真诚与激情,蜕变成一种知识分子自我保护的文学策略或迎合世俗的借口。     

西方启蒙大叙事中的"中国"

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涉到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西方现代世界秩序想象的基本模式。西方现代的中国形象研究,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与启蒙哲学。西方启蒙大叙事中出现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帝国、野蛮或半野蛮帝国,是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主导价值——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被否定的"他者",既能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能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