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重构──现代主义通往传统的媒介

西方现代派文学曾被认为是一种与传统文学通然不同的文学流派，“所谓现代主义是指现代西方文学中反传统的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动动，是对在思想和艺术方面与传统文学遇然不同的许多思想流派的总称”。①其实我们仔细分析研究现代派文学就会发现，“反传统”不过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因外在形式的变化而造成的一种视觉假象。现代派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虽有其标新立异之处，但其内在精神，或者说潜藏在现代派文学外在形态之下的题旨意蕴，却是对传统的深化和升华。所以有人称现代派文学是“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现代形式”，或“基于现实主义艺术精神…     

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的五四源流

回顾新时期初的当代文坛,尽管现实主义复兴已成时代主潮,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传播却同样引人注目。这场传播运动的结果,不仅促成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合法化,同时也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即无论是反思“文革”、呼唤人性的人道主义文学,还是深入民族集体意识、探求国人精神异化现象的先锋文学,都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为规避意识形态的权力束缚,许多致力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刻意在五四新文学中寻求西方现代派文学传播的合法性依据。这一传播策略的形成,显然得益于文学界在新时期初返归五四的启蒙呼声。     

西方现代派文艺剖析

每一种文学流派、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特定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作为直接原因的,西方现代派也不例外。关于现代派的起迄时间,在西方并无定论,如果从欧洲最早的表现主义戏剧、斯特林贝格的《去大马士革》(1897—1904)算起,到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是现代派发展的全盛期(西方有人把五十年代     

“中国”人生中的荒诞意识——也谈张爱玲小说的“苍凉”

“荒诞”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核心观念,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甚深的张爱玲无疑接受了这一源自西方的概念,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张爱玲却从“中国”的人生入手,将西方的“荒诞”意识转化为很有东方意味的“苍凉”,显示了张爱玲融化西方,创造本民族文学的深厚功力。     

敬与乐——儒家的情感体验

"荒诞"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核心观念,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甚深的张爱玲无疑接受了这一源自西方的概念,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张爱玲却从"中国"的人生入手,将西方的"荒诞"意识转化为很有东方意味的"苍凉",显示了张爱玲融化西方,创造本民族文学的深厚功力.     

"中国"人生中的荒诞意识--也谈张爱玲小说的"苍凉"

"荒诞"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核心观念,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甚深的张爱玲无疑接受了这一源自西方的概念,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张爱玲却从"中国"的人生入手,将西方的"荒诞"意识转化为很有东方意味的"苍凉",显示了张爱玲融化西方,创造本民族文学的深厚功力.     

“中国化”的现代派

中国的“新感觉派”曾经被认为是无批判地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消极影响,有着“非中国化”的缺点,受到尖锐的批评。本文试从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与文学深层结构的分析中,说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进一步说明中国的新感觉派是“中国化”的现代派。     

影响与修正: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汪曾祺小说

西方现代派文学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表现内容来看,汪曾祺小说对生存处境日益恶化的体悟、对人性恶的揭露和展示、对人的非理性意识的大胆表现,从表现方式来看汪曾祺小说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心理分析手法,注重对人物的潜意识发掘和表现。但汪曾祺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技巧,而是将其吸纳、转化为己有,成功地对其进行修正:首先,汪曾祺用传统文化中的宽容、平淡、豁达来中和西方现代主义那种人与环境紧张激烈的冲突;其次,汪曾祺还根据传统审美习惯和传统的表现技巧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追求技术之上的形式主义做了修正;最后,汪曾祺坚持用传统的时间观来对抗西方现代主义的时间意识。     

香港现代派小说的西方色调与中国情结

香港现代派小说在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小说)吸收、选择、融合、转化、重建的过程中,不乏强烈的西方现代主义色调,同时又有明显的中国文学的内在情结。在艺术新变和本体固守的共时演绎中,香港现代派小说已发展成为一支具有独特艺术品位的文学流派。     

当代中国艺术理论对西方现代派的接受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艺术被称为“当代艺术”,它的确立和发展,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直接相关.在中国视作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东西,包括了西方艺术发展中的现代派艺术和后现代艺术.这些艺术风格直接引发了当代西方的艺术终结命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当代艺术在接受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同时,也接受了艺术的终结指向的基本话语.然而,中国艺术界对西方现代派艺术热情模仿,但对艺术的终结这一话题则反应寥寥.这与中国艺术界并不需要这一话题作为自己的话语资源有关.由此可知,在接受西方话语的过程中,中国从来没有丧失自己的主体性,一直以本土的文化现实需要为基本的接受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