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和池田大作的历史性会见--兼论池田大作对建立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贡献

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之中于1974年12月5日与日本国创价学会池田大作会长进行了历史性会见.这次会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周恩来是在健康状况十分严峻、抱病支撑工作的情况下,作为"最重要的事情"看待,坚持进行了这次会见,会见是周恩来对池田会长和创价学会为中日友好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最高层次上的肯定;会见为创价学会、池田会长同中国的友好交往注入新的巨大动力,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日恢复邦交谈判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解决

台湾问题是中日恢复邦交谈判的焦点问题之一。中日双方在谈判中圆满解决了台湾问题,才使中日建交成为可能。中日外交关系的建立,标志着日台“外交”关系的终结。     

中国与日本:邦交正常化与关系正常化

中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并不等同于关系的正常化。关系的正常与否不但决定着邦交的质量,而且影响着邦交的走向。中日复交35年来,两国关系始终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深层次原因是,日本自明治以来确定并实施其大国战略的历史过程中,其对华关系的本质立场始终都不能说是友好的。二战前是武力侵华,二战结束后,则把中国看作是冷战对手,冷战结束后,又把中国看作是安全威胁。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发展目标、国家利益、政治制度以及价值观取向均不相同的大国、邻国,要构建长期稳定的关系,基础应该是战略平衡。所谓战略平衡,说到底,就是超越一切障碍,在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一点上统一起来,达成共识,互利共赢。     

赖肖尔与日韩邦交正常化——一种跨文化的解读

1965年签署的《日韩基本条约》使历经7轮会谈、僵持14年之久的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画上了句号,日韩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日韩谈判的成功离不开美国的斡旋和干涉,而在谈判的最后四年当中,时任美国驻日大使、与费正清齐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埃德温·赖肖尔(Ed-winReischauer)在其中的秘密调停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位日本出生的美国驻日大使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跨文化     

试析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美国政策转轨之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日等国都对中国采取敌视和遏制方针,在经济关系上是这样,在政治关系方面更是如此。其中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是美日政策在国际政治方面的典型表现。然而,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在1971年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日阻遏中国政策失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中美"和解"的可能性。而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日关系正常化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是我们解开中日关系正常化历程中诸多环节中的一把必备的"钥匙"。同时也是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基础。一、尼克松对中美和解之路…     

正确评价民间交往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作用

在中日关系史上 ,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它使近代以来两国之间的不平等、敌对关系 ,走向平等、和平友好的道路。因而 ,这个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确实很值得我们认真地进行研究。回顾中日双方为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而作的努力 ,对两国的民间交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所起的作用给与正确的评价也是十分必要的。一、民间交往的历史背景　　从中国方面来看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战略 ,几乎就是向苏联一边倒的 ,是以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就日本方面而言 ,应该说 ,在旧金山和约…     

周恩来在中日复交前期准备过程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复交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不仅标志着中日两国长期敌对状态的结束,而且也意味着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新时代的来临。中日复交前的大量准备工作是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中日复交谈判之所以能够在短短4天内达成协议,是与充分的前期准备分不开的。周思来领导并亲自参与的重建对日外交团队、传递外交信号、接待日本在野党代表以及与日本执政党的直接接触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为中日复交谈判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中日商贸问题的分析

本文从中日商贸的历史背景和中日商贸关系的发展,分析了中日商贸中出现的问题。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应对策略。     

日延与吴越国时期的中日交流

在吴越国与日本的交往中,日本僧人日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受朝廷派遣,护送中土散佚的天台宗典籍来到吴越国,并在四年后携带钱弘俶造阿育王塔、唐代新修《符天历》以及千余卷内外典籍回到日本,并向朝廷上呈了在华日记。他不仅是文化使者,也负有收集吴越国情报的政治使命,他的出使是意欲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的日本谋求与中国交往的一种新尝试,也是吴越国欲以佛教交流为纽带,将日本纳入东亚秩序的一种努力,这种以僧人为媒介的外交方式被北宋所继承,成为北宋前期两国官方交往的主要模式。     

浙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研究综述

浙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自古海上交通发达,与日本一衣带水,在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中,浙江与日本的关系至关重要。中日学者很早就对这一课题有所涉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纵观研究内容,不难发现其研究角度有所局限,部分论题值得商榷。     

周恩来精神与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契合

周恩来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完美统一,是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集中体现。周恩来精神的特质与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价值取向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是当代青少思想道德教育的宝贵资源和生动素材。但必须解决周恩来精神与当代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在实践中的对接、现实的契合,方能取得切实成效。     

周恩来在1956年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

195 6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树特别的一年。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成员 ,周恩来根据中国国情 ,以苏联经验为鉴 ,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党的建设诸领域进行了艰辛的开拓和积极的理论探索。虽然有很多理论探索成果不深刻、不全面 ,但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了思路 ,提供了借鉴。     

论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中国化的探索

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反复推求比较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他还积极与各种反动思潮作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周恩来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以及道路问题,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二是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促成了国共旅欧统一战线的建立。     

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

抗战初期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领导第三厅的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宣传高潮,而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同时也使第三厅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试论1956年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

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是党的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党内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表。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集中反映了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约定必须遵守"与中日战争赔偿问题

<中日联合声明>是一个双边条约,中日双方都必须根据"约定必须遵守"原则履行该约.中国放弃国家赔偿是以日方"深刻的反省"为前提的.由于近一、二十年日本国内发生的某些行为明显地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根据国际法,有权终止或停止施行该约,并可以要求日方支付战争赔偿.我们应保留向日方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     

周敦颐与佛教关系研究

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固然有承"孔孟之教",依《大学》《中庸》等儒家典籍而"说以寄意""默契道妙"之意;然而结合两宋儒释道三教相互融摄的历史背景,通过对他与僧寿涯、黄龙慧南、祖心、佛印了元、东林常总等佛僧交往的相关分析,可以推出,禅僧的点化与启发亦是周敦颐理学思想最终形成必不可缺的,其《太极图说》就是初受之于寿涯禅师,在东林常总佛理启发下最终完成的。     

日本保守主义政治传统与天皇制关系论说

保守主义是日本重要的政治传统之一。日本的保守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具有相同特征,但也具有日本自身特色。日本的保守主义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只是人们对日本政治发展史特征的描述性概括。日本保守主义政治传统的形成与天皇制具有密切的关系:天皇制导致日本形成了二元化权力体系,而二元化权力体系又促成了日本的保守主义。天皇制是日本形成保守主义政治传统的根本原因。     

试析池田勇人内阁时期日本对华政策

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最大特点是“政冷经热”,这在池田内阁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池田内阁在政治上积极配合美国反华的同时,在经济上加强了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其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