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哲学的“外在超越”

当代新儒家把儒家哲学与基督教加以比较后认定，宗教精神是一种“外在的超越”传统，而儒学只是一个“内在的超越”传统。如果从儒学与宗教之异同的大致区分来看，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可取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此承认儒家哲学只是内在超越而否认它的外在超越，即儒学所发散着的浓烈的宗教意志和信仰意识，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儒家哲学作为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的永恒价值。就儒家哲学的实质即核心内容看，它仍然分成两个层次，即以合性为主体的自我超越和由心推物、及世的世俗的超越。前一种超越由它的必胜之学昭示出来，后一种超越则由其天命观和社…     

儒家“内圣外王”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但其基本精神可归结为“内圣外王之道”。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企求的目标,成为历代儒家讨论的中心议题和学术宗旨所在。随着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中国封建制度的解体,儒家“内圣外王之道”被“五四”以来的反传统主义者视作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受到无情批判。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人继续为复兴和发展儒家这一根本精神而努力。它在当今社会里究竟是仅供人观赏的“木乃伊”,还是仍可散发活力的“活的生命”?在我们看来,只有先弄清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具体内涵及其发展线索,才能更好地判定它对当代社会及21世纪有无积极借鉴或指导意义。     

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现象日益凸显：中国越成功,国际形象似乎越差;中国越积极援助世界,质疑声似乎越多;中国硬实力越上升,软实力似乎越下降……全球抗疫行动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和西方关于生命—生活、国家—个人、利他—利己、秩序—自由看法的本质分歧。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整个世界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了,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成为唯一的例外,存在着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四特中国”与数字文明时代的“三非中国”现象。西方基督教、资本主义制度与个人主义文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出不适应,并借疫情对华进行舆论的发泄。“中国悖论”其实折射出的是“西方悖论”。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以人本主义超越人文主义,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包容性话语体系,才能纠偏西方的世界观,纠正其中国观,逐步克服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悖论”。这是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辜鸿铭的儒教观及对其儒经翻译的影响

清末大儒辜鸿铭学贯中西,归国后尤着力于孔孟儒家学说的研究.他认为儒教的本质就是良民宗教,儒家之道不仅是中国国民所尊崇的道德,也是超越东西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正是在这种强大的驱动力下,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将<论语>等儒家经典译介到西方,意使西方改变对中国文明的偏见,宣说中国文明的道德基础.     

试论梁漱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

当代新儒家中不少人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归结为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在于它是相对西方传统的宗教神学与近代兴起的科学主义而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被认为是居于二者间的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其实，这一思想，首先突出地体现在作为新儒家逻辑起点的梁漱溟的思想之中。不过，梁氏将这种人文精神称为“理性至上主义”，它所尊崇的既非超世的上帝，亦非沉沦俗世的物，而是梁氏所谓的“理性”。梁氏认为，由于中国人服膺理性，铸成了中国特殊的民族精神。因此，分析研…     

儒家道德人文精神的现代贯注——现代新儒家“社会控制”思想探微

时至今日,中国仍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作为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之一,现代新儒家对于如何顺利实现这种社会转型,提出了一套颇有特色的理论学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将他们的有关思想看作是一种“社会控制”理论。本文拟对现代新儒家这方面的有关思想作一简要地述评。 众所周知,现代新儒家的根本目标是要     

中国文化视野和托尔斯泰经典的重读

多年来，我国对托尔斯泰著作的理解主要基于俄国和欧美文化立场的阐释。而这些阐释的不足就在于对托尔斯泰一生东方走向的精神探索，对托尔斯泰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文化思想的认同和共识缺乏重视。而这恰恰正构成托尔斯泰一生精神探索和创作的重要特征。关首《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动因、主题和书名含义．过去多从社会宏观的外在动因进行说明，缺乏对托尔斯泰的“具体历史性”思考，没有顾及托尔斯泰长期精神探索的东方走向。在他否弃了西方的进步观念之后，试图在俄国民族文化传统（和平）中寻求一种可以对抗滚滚而来的西方文明（战争）的力量。这就是《战争与和平》这一书名具有的深刻内涵。而从托尔斯泰东方走向传统文明的视角，就会清楚地看出《安娜·卡列尼娜》整篇小说的拱形结构的意义。两组几乎表面无关的情节线索，形成东西方两种文明中人的不同境遇和命运的排列的鲜明对照，把两位同样可爱的主人公（安娜和列文）引向不同的结局。对小说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解读，不再是从安娜不能容于原来的上流社会等这些“来自人们”的“惩罚”，寻找安娜毁灭的原因。安娜的惩罚来自上帝，这上帝就是托尔斯泰心目中一种类似天道的冥冥之中永存的法规。关于《复活》书名的辨析和超越的路径，也可以从中国文化思想加以诠释。在以基督教的关键词“复活”命名的故事中，缺乏的恰恰是基督教文化的情节内涵：讲述的不是基督教式的通过罪与罚的炼狱、蒙受神恩救赎而复活，而是像中国人那样的良心发现和弃恶从善。基督教的复活变成了中国人的“复性”，也就是孟子的所谓“求放心”。这不是一种靠神恩和救赎的复活之路，而是中国人所走的自力提升、“内在超越”的道路。     

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论最高范畴的“道”

"道"是中国传统价值论的最高范畴,修道、证道或成道是中国传统价值论在实践层面的终极追求。儒家重视现实社会的人伦,提出"仁"的思想,作为"道"的具体化,是其价值论学说的核心。佛家追求超越境界的清净,提出"空"的境界,作为"道"的具体化,是其价值论学说的核心。道家推崇遗世独立的自由,提出"无"的本体,作为"道"的具体化,是其价值论学说的核心。儒释道三家价值论学说都在"道"这一范畴下展开,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论体系。     

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

个体之于现代社会具有根基性意义。个体自由概念在历史上发展出了个体权利和个体自律双重意义。尊重个体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但个体权利的扩张亦会延伸出个体本位的消极后果,在西方社会,这需要西方文化传统的制衡,并辅以道德性的个体自律思想的建立。儒家传统缺少作为现代社会之基础的非道德性的个体权利观念,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并不在于重视个体权利,而在于儒家心性之学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个体自律的思想反复使知识分子从重视个体权利滑向整体主义,从而使得个体权利的观念始终没有在现代中国真正建立起来。从本质上讲,重视个体权利的现代社会大前提一旦在现代中国确立,则儒家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意识反而会在现代中国更有生命力,从而成为抵御个体主义消极后果的利器。     

孔子文化大学“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项目申请指南

“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是由世界艺术文化振兴协会独立设立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专项基金,其宗旨之一在于资助、支持以孔子文化大学为中心的儒学研究。经酝酿讨论,现面向全国征集有关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问题的研究项目或成果,谨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参考选题 世界“文明冲突”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与祖国统一 儒家“德治”学说与中国古代政治 儒家的“德治”学说与“以德治国”理论 儒学普及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 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关系 儒学与生态环境保护 中国近代以来的尊孔与“批孔”思潮 出土文献与儒学典籍研究 …     

庄子悲剧意识及其超越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缺乏西方式的悲剧精神,却具有庄子式的悲剧意识.庄子悲剧意识不同于西方式奋斗、挣扎的悲剧精神和基督教的"救赎”,而是通过"忘”来"体道”.这是一种高级的"自欺”.正在现代化的中国要走出这种"自欺”,去勇敢面对人生的真实并在现实生活中承受它.     

历史意义的焦虑:“普遍历史”的回应及其病理

历史过程的时间性指向一种历史沧桑感,其核心是历史的无常性,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偶然、变易与无序,由此而有在历史中生存的意义焦虑。西方思想将历史无常体验为历史意义的虚无,并通过“普遍历史”构筑的“普遍性”,来抗拒历史的无常。最能体现西方文明性格的普遍性（universality）由两种传统构成：一是古希腊哲学提供的概念化思想工具,它使得普遍性在语言及其逻辑机制中以概念化运动方式加以建立,这种普遍性意味着脱离质料的形式;二由基督教尤其是其中的保罗传统提供,它意味着隔断一切自然与文明论脉络的超越的普遍性,同时它将历史的意义系之于末世论的未来,这一未来意味着一种在时间之中消解时间—历史而抵达永恒的“特殊时刻”。以上两者结合,形成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中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回应的是“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同时又内在包含着对“历史中的意义”的贬抑,因而它意味着对历史的非历史处理,由此而难以避免历史终结的病理,这一病理最终导致的是历史意识的丧失。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简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一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一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中国传统文化与汤因比的历史哲学

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学术界渊源流长。汤因比非常推崇中国的文化 ,他反对西方学者的“西欧中心论”。他认为“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这两种模式乃是理解人类文明的关键。汤因比用中国的太极阴阳学说来解说自己的文明理论以及世界上的文明与历史行程。文明的起源、生长和衰亡是阴与阳、动与静变化的结果。中国两千年间所建立的功绩是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这种美德与儒家学说有着密切关系     

近代“文明论”的兴起与清末小说中关于“文明”的歧见—— 以《瓜分惨祸预言记》和《新石头记》为例

近代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大变化在于其内在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近代价值观变化的第一次大潮表现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文明论的兴起，它颠覆了中国人既往对于“文明”和“野蛮”的理解和判断，改变了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及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瓜分惨祸预言记》与《新石头记》都以其对“文明”的理解和想象来与时代对话，前者认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文明观，为中国设计、想象了一条通过自身主动的“文明化”来免于灭亡的途径；后者则延续了传统德本论的文明观，向往一种德力兼胜、始终由道德来统摄一切的“真文明”，并以此来超越现代西方文明中的力本论倾向。这两种对于文明的理解和想象都存在着各自的洞见和盲区，由此可以启发我们将文明作为一种未完成的目标而非已固化的现实来进行重新理解和思考。     

唯物主义何以言“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前世”“今生”与“再生”

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所表达的是一种“历史性”意识,其意义在于为人类生活设定一种价值理想。它首先是由希伯来文明在与希腊文明碰撞中形成的基督教带给西方世界的,黑格尔虽然把这种神学观念转变为一种辩证理性概念,但却同基督教神学一样,以无限的存在者绝对精神为辩证运动主体,因而这种“否定之否定”便必定在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绝对的历史目的论。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则是将运动主体从抽象的无限的存在者转变为现实的因而是有限的对象性活动的人,因而,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便只能是一种基于有限的“实践目的论”对于价值理想的设定。     

基督教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早期的革命家中,基督教徒已经成为骨干力量,而孙中山则始终是个忠实的基督教徒;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是他们进行革命的肯定性精神力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重要基础则是孙中山所吸收的基督教文化;在总结中国近代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发展中的有价值成果,形成了辛亥革命时期文明的宗教政策,即政教分离的政策,这本身也反映出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     

“差序格局”思想的现代诠释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所描绘的乡土中国的社会机构状况和人际关系特征,是一组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与西方的“团体格局”区别主要体现在自我主义与个体主义的道德基础、儒家伦理与基督教的文化基础、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价值基础三个方面.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的“差序格局”,突出血缘和地缘在社会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差序格局”是与现代社会的理性原则相悖的,对我国的经济领域、人际关系、政治领域和法制建设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力,成为中国现代化前行的障碍.     

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传统儒学的转型

反思性是西方文化的一种传统,更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追求,也就是对现代性所蕴含的反思性的吸纳。反观百年来对儒家学说的盲目过激批判,彻底否定儒家的全盘内容。新世纪站在客观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儒家的现代意义,我们会发现传统儒家在当代仍有其普世价值,并且可以和西方的现代性启蒙精神一起为构建新世纪有中国特色中华文化,共同形成相辅相成、相互参照、互补的新局面。     

关于“气韵学说”的几个问题

以书法和绘画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具有自己独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传神论”及“气韵学说”尤其是“气韵学说”这一理论中.其理论内涵表明艺术之美的极致是要在作品中传达出生命之气生生不息,如音乐、如诗意般流动的美.这一崇高目标的取得,不仅仅在于单纯的技法修养,更在于养气,在于人格的培养,在于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深切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