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的史学批判精神——以《疑古》、《惑经》为例

刘知几是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其《史通》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史态度和史学批判精神,在《疑古》、《惑经》篇中反对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史书,批判史书为统治阶级隐恶扬善的虚伪性,同时也反对盲目迷信＂圣人＂,对孔子进行了勇敢的批判。开创了中国史学批判的正确道路,对后世影响很大。     

经史分合与《疑古》《惑经》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著有《史通》一书,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古代史籍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系统地叙述了历代史官的建置和史书的编撰。其中《疑古》、《惑经》两篇,对他认为是孔子所作的《尚书》、《论语》、《春秋》提出疑惑,显示出刘知几大无畏的反传统精神。为什么刘知几敢于对圣人及其所修经典进行在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大胆尖锐的批评?其中缘由很多,但是,他能在初唐“不拘守先儒章句”的有利思想     

《春秋》《左传》再平议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分"十二未谕"、"五虚美",提出四十馀条证据指出<春秋经>是一部"真假不分,是非相乱"、"理乖惩劝"、"厚诬来世"的秽史,表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史学家的卓识.但由于刘知几误解了<史记>中司马迁的有关记载,误信了班固在<汉书>中的有关记载,仍然认为<春秋经>为孔子所作,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只要深入探讨<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以及相关史料,便可以看出:<春秋经>决非孔子所作;<左传>亦决非左丘明所作,其作者应是孔子.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 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 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 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 被刘知幾援子入史, 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 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 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两晋南北朝史体优劣论——兼评刘知几的“二体并行论”

编年体虽经干宝倡导、改良而久晦得显,然其与纪传体颉颃史坛之格局,仅存续至5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告终于范晔《后汉书》对纪传体编纂方式的改进。总体上不足以与同期纪传史分庭抗礼的两晋南北朝编年史,之所以如此备受刘知几的推崇,其关键就在于它们多能遵行自《春秋》《左传》以来的编年史之定式,注重宣扬史学的政教义理功用,从而契合了刘氏史以致用的价值观念与学术主张。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孟子“《春秋》学”考论

先秦时期是"《春秋》学"形成、发展及分化的重要阶段,孟子"《春秋》学"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它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提出孔子"作《春秋》"说,这一说法揭示孔子作《春秋》的社会动因及历史效果,开启孔子素王观念;二是提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从文化层面揭示《春秋》的内容及笔法,突出《春秋》的王道精神;三是提出"事"、"文"、"义"观念,肯定"原生态历史"的存在,认为这种历史是能够认识和表述的,但是,史家在力求客观书写历史即求真之外,还应该追求"善"的目标。也就是说,史家在撰写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应该体现自身的社会良知,发扬褒善贬恶的批判功能。整体上看,孟子"《春秋》学"表现为经、史观念融合的诠释进路,亦即包含对《春秋》的经学阐释和编纂伦理的认识与观念,这不但对《春秋》的"经典化"及"《春秋》学"的建构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还深刻影响古典历史编纂学的形成。     

“通而不通”——略论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矛盾之处

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以史学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史学理论专著。他在书中倡导秉笔直书、善恶无隐的实录精神,但又激扬名教,袒护为君亲隐讳;他对孔子及儒家经典敬仰推崇,但又疑古惑经,直陈其虚美隐恶等不实之处;他肯定人事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又不排除灾祥符应的存在。刘知几的史学批评有诸多矛盾之处,对这些矛盾加以归纳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刘知几及其《史通》。     

《三国志》裴注对刘知幾史学批评的影响

刘知幾在《史通.补注》中对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长期以来学界认为这是对裴注的否定。事实上刘知幾否定的只是裴注中的"补阙"部分,并不反对其中的"论辨"。而在论述史学价值、撰史准则和史书体例要求及比较研究上,刘知幾则对裴注多有借鉴,是阳毁其注而阴效其法。     

从教育思想和实践看孔子的哲学观

通过对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等方面的分析,指出由于孔子生活的时代对其哲学思想的影响,孔子的思想具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阴影,孔子世界观中蕴含着宝贵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从《论语》看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许多政治主张的创造者和开拓者,他有其自成体系的治国方略并且一生都在推行。他创立的以“仁、礼、德”为核心的政治思想被后世所信奉和推崇。通过解读《论语》来对孔子政治思想进行宏观的把握与微观的分析,得出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为人以仁”“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三个方面。     

从考古材料看三峡移民的历史

从将近二十多年三峡地区文物考古发掘的资料分析、归纳三峡古代移民的历史,结合文献材料阐述了古代移民的原因及特点,特别是联系三峡工程与三峡移民实践,阐释了古今移民的区别与当代移民的创新,从而总结出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移民史.     

孔子“正名”论的语言学阐释

孔子的"正名"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读。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去观察,我们认为其中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二是"言"与"事"的关系问题;三是"君子慎言"的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看,孔子关于"名"、"实","事"、"言"关系的观点,都有颠倒主从关系的认识偏颇,但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则亦不乏其合理性的内核。至于"君子慎言"的观点,从现代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看,则具有时代前瞻性的认识价值,在社会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熊十力与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

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历史哲学在古代发展中呈现出以儒家历史哲学为主导的基本特征。但在西方文化东来的近现代,儒家历史哲学遇到了各种进化论历史观的严峻挑战。从康有为到冯友兰,几代中国学者以不同方式对进化论历史观作出了理论回应。但是,直至熊十力,才以“本心”本体论的历史哲学思想建构,实现了儒家道德决定论的历史观与进化论历史观的有机融合,从而将儒家历史哲学推进到进化史观的现代形态,并在理论上对中国与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给出了创造性的回答,为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开辟了道路。     

《史记》道统观、政统观之探讨

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撰书意图的表达、篇章的设置与人物评价的标准三个方面,表达了对儒家道统的承继与坚持;又通过追溯由五帝时代"政统""道统"合一演变到夏、商、周、秦"道统"与"政统"分离的轨迹,强调了最高统治者是否法天施仁关系着朝代命运的政统理念。同时也指出儒士追求"道统""政统"合一理想的现实困境与解决途径,认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可行途径乃在于支持推翻暴君和努力"为帝王师"。     

“近代通儒”李兆洛

李兆洛是清代中期著名的学者,一生致力于＂通＂学研究,主张经世致用。他在安徽凤台任知县期间,坚持治世求效的原则,在县治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赫的政绩;他在江阴暨阳书院执教期间,秉持育人求用的理念,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经世之才。他将治学与治世、育人相结合,在从政与执教的社会活动中,践行了博学与致用的学术理念,对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成功地展现了一代＂通儒＂的学术风范。     

元和讽谕诗之儒学指向及文学史贡献

元和文学堪称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峰.表现在诗歌领域,其时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涌现出讽谕诗派作家群.讽谕诗派作品的儒学指向主要体现在维护大一统政权、民本思想、深沉的忧患意识、贯彻儒家之"诗教"等层面.该诗派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浅切平易诗风一派,提高了古典诗歌之叙事艺术及促进文学大势由"雅化"向"俗化"嬗递,在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世界历史视野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向全球扩展的分析构建出“世界历史”理论 ,并以此出发探索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和前途。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种种失误 ,根源于背离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方法论。邓小平重新“回到了马克思” ,以世界的眼光观察和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 ,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时代发展造成的历史条件下兴起 ,成为与时代并进的社会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是融入全球体系 ,在以现代性原则对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进行重构的同时保持住自己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