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四类典型模式的分析

在农村场域中嵌入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对于农村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地区在制度嵌入的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按照制度推动原动力不同可将现有治理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村民自发型”“政企合作型”“多元共治型”四类。据此,在持续追踪网络平台的基础上,选取四种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原动力截然不同的农村,对比剖析典型案例治理进程、技术路径、模式特征及治理经验,提炼出各行为主体深层次的行动逻辑。指出基层政府由因高位推动带来行政压力,被动推进转为追求个人政绩主动落实;村干部兼任三重身份承担多重责任;村民分类行为受综合激励链影响差异化遵循“四环节”逻辑;企业在两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理性逐利,由此提出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经验借鉴的实践应针对参与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强化按需激励,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先进经验的有效推广和运用。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分析

我国自2000年起开始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在实践中,为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各地结合自身实际,采取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引导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相应形成了三种垃圾分类治理模式。从我国目前这三种分类模式的交易成本及内在运作机制的分析可见,尽管政策执行过程体现了追求效率的逻辑,但面对治理机制自身合法性的约束,各种治理模式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并不理想,垃圾分类政策执行面临着重重阻力。为改变这一困境,结合当前垃圾分类治理的新形势,应进一步加深对各种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的认识,鼓励各方力量参与,整合多元治理机制,实现垃圾分类的协同治理。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法律调节机制研究——法律经济学的角度

城市居民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存在垃圾分类个人行为动机不足与集体行动"搭便车"的现象。本文从垃圾分类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两个视角出发,借助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如何通过法律改变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行为成本与收益,改变集体环境下居民个人垃圾分类的博弈均衡,进而走出垃圾分类集体行动"囚徒困境"与搭便车的困局,促进城市居民形成垃圾分类的社会行为规范。     

内源发展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垃圾分类的路径

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不仅关乎"政绩",更是关乎"民需".面对这一治理问题,如何以内源发展的理念来有效激发村民参与的内生动力成为了解决目前困境的一种应然选择.而社会工作由于其"助人自助"的理念特性,与内源发展视角下的垃圾分类治理理念具有天然的适切性.因此,可以考虑从内源发展视角出发,结合社会工作的具体方法,讨论社会工作在与政府行政体制互嵌的情境下,如何从尊重村民需求、提升垃圾分类能力及环保意识、重构垃圾分类支撑平台等方面有效提升垃圾分类效力的问题.     

个人信息保护与垃圾短信的法律规制

垃圾短信的泛滥已非“专项治理活动”所能解决,对垃圾短信的规制需要更加综合性和体系性的法律措施。现行法律规范主要从“内容”界定来规制垃圾短信的方式存在缺陷,应考虑以个人信息保护为切入点,结合“行为”的角度来规制垃圾短信。具体而言,应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框架下,规定个人信息合法收集者的保密义务、非法盗取者和非法传播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同时,加强垃圾短信治理专门法规的建设,对运营商、SP等主体进行规范;并且在特别法立法完成之前,积极利用普通法的一般保护手段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遏制垃圾短信的泛滥。     

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立法的生态化

目前传统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采用垃圾焚烧的方式则能实现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因而焚烧方式普遍受到各地政府的青睐.文章指出了目前我国立法存在垃圾分类法律欠缺、适于焚烧的生活垃圾种类规定不明、垃圾焚烧厂选址法律规定不足、二恶英排放标准限制不严等缺陷,并就如何使垃圾焚烧立法走向生态化提出了建议.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法律制度探讨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生活垃圾的种类和数量与日俱增,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然而目前关于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法律体系很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生活垃圾处理机制很不健全,监管严重缺失。因此必须健全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和监管体制,以城乡统筹为原则建立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和利用制度,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强化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法律责任。     

城市“垃圾围城”的治理规制

城市生活垃圾既是被人们弃置的固体废物,也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我国城市生活垃圾问题及处置措施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的处理手段主要包括填埋、堆肥、焚烧、分类回收等几种,但效果不佳。为解决“垃圾围城”问题,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也作出了相应规定,在处理垃圾问题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城市垃圾问题的内生特性提出了特殊的制度需求,一些环境法制发达国家在处理城市垃圾中的立法,也为我国完善垃圾规制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农村垃圾治理的困境及消解对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垃圾围村的现象也不断涌现出来。面对日趋严重的农村垃圾治理问题，本文在阐述农村垃圾治理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农村垃圾治理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并相应地提供了消解的对策性建议，以供有关部门治理农村垃圾参考。     

农村生活垃圾的环境污染问题与对策——对湘南某镇的个案考察

通过对湘南某镇环境污染与处理现状的系统调查后发现,农村生活垃圾的环境污染问题非常严重:生活垃圾的转移处理方法非常普遍;上级财政无投入而乡村财力无能力;城市生活垃圾向农村转移;农村环保治理责任缺失;农村环保治理措施缺位。其危害是:造成空气污染与水土资源的严重破坏;存在传播疾病的危险隐患;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转移的处理方式使政府遭遇法律困境。并认为可以采取如下治理对策:完善立法,强化监管;科学规划,持续发展;教育引导,强化责任;加大投入,完善设施。所有的问题都归因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只有从整体性入手、具有结构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根除环境污染。     

论补贴与反补贴中的专向性标准

专向性问题是反补贴法律制度需要确定的重要标准之一。研究补贴的专向性不仅是补贴与反补贴之间关系协调的需要,同时补贴专向性问题对于补贴和反补贴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也具有积极的反作用。本文主要基于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对于补贴专向性问题的规定,通过结合相关立法沿革及专向性评判标准之分析,提出了笔者对于补贴专向性标准的总结和评价,以期对补贴制度、反补贴制度以及补贴的专向性问题作出一个清楚的概括和探证。     

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理论思考

公法与私法是学理上的概念,但公私法之区分却是实定法上的,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皆会存在。公法或私法不是实定法上的部门法,甚至也不是某些部门法之整合,而只能是特定的法规范。公私法划分的意义在于决定某一事项是适用公法规范还是私法规范以及由何种法院管辖,但公法与私法之划分和一元审判体制还是二元审判体制没有必然联系。关于公私法划分的一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现实意义不大,司法往往会首先根据立法规定进行判断。在立法上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才会运用到学理上的标准,并且,还不是一元的标准,而是二元或多元。     

对城市生活垃圾回收的质疑与思考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生活垃圾问题作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日趋突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把垃圾回收作为减轻垃圾处理负担及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有效模式而大力推广。但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垃圾回收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垃圾治理模式,不具有成本有效性。垃圾治理应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数量和提高产品的重复使用率,政府应减少强制性的垃圾回收,而将政策转向征收适度的垃圾填埋税(费)。     

法益概念与多元的保护法益论

法益概念是作为社会的实在概念的“利益”与作为法的评价概念的“法的要保护性”相结合的产物,它能够发挥犯罪说明的机能、犯罪构成的机能、犯罪界限的机能、犯罪分类的机能和犯罪定数的机能等。历来的学说都是将一个刑法法规中只存在一个保护法益作为当然的前提,实际上在一个刑法法规中存在着复数的法益并存的情况,即,存在着复数的法益以“对等关系”或者“优劣关系”相结合的重叠并存形态和复数的保护法益并列且相互分离的并列并存形态。     

Multiracial identities,single race history: Contemporary consequences of historical race and marriage laws for racial classification

This work interrogates the role of the law as an “actor” in the spatial patterning of racial classification. Laws governing racial intermarriage represent key ways that rigid distinctions between groups were codified. Critically,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state variation in these laws. We draw on a unique data set that combines samples from the 1990 and 2000 Census (5 percent IPUMS) and the 2009–2011 estimates from the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with information on state-specific legal bans against intermarriage. Results from multilevel logistic and multinomial analyses indicate that a past of legal regu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likelihood of a “mixed” classification for the offspring of black-white interracial unions, particularly in the 2009–11 period. Our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that place-specific institutional legacies are imprint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choices made even in the midst of expanding options.     

把脉浙江民间融资,引导现代法治金融——"民间融资引导与规范"研讨会综述

浙江省法学会金融法学研究会2010年会暨民间融资引导与规范研讨会于2010年11月28日在杭州之江饭店隆重举行。本次会议得到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的支持。会议就民间融资的性质、监管主体、监管措施、信息收集、备案制度设计、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     

论德国公司法中禁止隐性实物出资问题

隐性实物出资是指股东在公司设立或增资时 ,先将股金交给公司 ,然后向公司出售货物 ,并以收回货款的方式收回其缴纳的股金。隐性实物出资的目的是逃避注册法院对实物出资的法定审查 ,其结果是资本真实原则不能切实实施 ,公司本身的利益、小股东的利益尤其是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因此这种出资安排为德国的司法实践所禁止。类似的问题在我国公司的出资实践中也同样存在 ,德国禁止隐性实物出资的做法可供我们借鉴     

公共政策视域下的强制缔约

强制缔约制度是现代契约法为践行契约正义而对契约自由进行的归位性限制,其存在领域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范围并不具有对应性,民生依赖和公共政策需要才是产生该制度的直接动因。在实务和学理认识中,应将强制缔约和其他性质法律关系的区别予以澄清,对强制缔约的学术分类进行科学认识有助于准确司法。     

商标抢注行为的概念界定及其矫正

商标抢注行为对原权利人造成困扰,给市场公平竞争带来不良影响的同时,也给商标审查机构带来巨大压力。厘清商标抢注的概念、分类和性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商标抢注行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商标制度的漏洞存在、对商标权保护不力以及行为人的利益驱使和心理依赖等几个方面。为避免商标抢注行为的发生,应增强商标法律意识,实行防御性注册的保护策略;改进制度设计,提高商标抢注的成本;完善商标立法,对商标抢注的法律界限重新划定;完善商标立法．对商标抢注的法律界限重新划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