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规则:集体行动的组织学分析框架

组织的价值就在于把分散的个体聚集在一起,通过合作以达成个体所无法企及的目标。进入组织的个体,称之为行动者,由于其拥有的权力不同,他们的行动与受规则限制的程度也有差异。权力与规则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核心要素,并对集体行动的后果有直接影响。行动者对游戏规则的遵从以及对组织内部不确定资源的控制,是框定集体行动结果的必要条件。把握这一集体行动的内在机理,对理解我国当前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面对集体行动的困境和公共事物的悲剧,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自主组织理论,即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自愿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进行自主治理。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达到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能够很好地解决集体行动所面临的问题,即搭便车、承诺的兑现以及对个人遵守规则的监督等。     

从日常对抗到集体行动：城郊农民维权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L市A区K乡L村庄十三户被拆迁户维权的个案考察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被拆迁户与地方政府围绕拆迁补偿所进行的一系列互动,运用日常对抗和集体行动这两个概念及借鉴相关理论,从动态和结构两个角度分别刻画了城郊农民在自身利益受损情况下所展开的独具特色的、不断变化的抗争活动。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体,当遭遇较大利益调整而使其利益受损时,一般都会与直接利益调整主体或利益剥夺者进行本能地、自发地日常对抗,当利益调整较为重大时或利益受损程度较为严重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体就会理性地借用各种资源将日常对抗推向具有一定规模和一定破坏性的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的情感逻辑

集体行动是多维的,情感所采取的形式作为对集体行动性质的表征建构起来。无论基于团结需要,或冲突需要,集体行动都必须有情感的唤起。集体情感程度与触犯人们利益需要的程度、与触犯人们核心价值观的程度正相关, 而与社会控制程度负相关,这是集体行动情感变化有可能呈现的逻辑规律。集体行动情感兼有对社会有利和不利两种可能后果。“新社会运动”浪潮的兴起意味着情感性因素不再是集体行动的发泄物或副产品,而成为新运动内在的本质构成。     

互联网与性: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性"这一研究议题也在这个新的社会空间有了新的发展势头。本文从"性"是最易说明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角度阐述互联网与性领域是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并将互联网看作一种新的空间探讨对"性"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一些已有的"互联网与性"的中国抽样调查数据,提出"互联网与性"这一领域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可研究的若干议题,并结合相关议题进行学术意义上的探讨。     

情绪表达与高校学生的集体行动

情绪表达是高校学生集体行动的最显著特征.学生的集体行动大多是自发的,暂时性的,无计划、非结构,这种单纯的行动经常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要积极预防这种行动的发生,即使发生了,也要着重于疏导,做好过程控制,最大限度地减少集体行动可能遣成的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影响.     

危机事件与集体行动逻辑

本文关注危机事件冲击下所引发的集体行动 ,试图以嵌入性的角度分析这一特定情况下所形成的集体行动的共意性、阶段性和边界性 ,探讨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人们不会援用搭便车的逻辑 ,从一个侧面回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之问     

搭便车、集体行动与国家兴衰——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述评

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两部著作中,它们是关于集体行动理论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而且都始终贯穿着"搭便车"问题这一中心线索.以"搭便车"问题为中心线索将二者串起来进行评述是很有意义的.     

Web2.0环境下网络集体行动的主体特征

"可写可读式互联网"环境下网络集体行动蓬勃兴起。运用西方集体行动的集体行为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社会建构理论解构网络集体行动参与主体的特征,可以发现其在网络环境中的身体缺场、现实与网络的虚实互动增加了资源动员的便利,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经过价值的认同、政治机会的权衡使他们做出理性的判断并在网络中聚合而发起集体行动。网络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在各抒己见的同时也可能在"沉默的螺旋"效应下导致群体极化和"破窗效应"。     

集体行动理论的困境与出路——读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部有关人类行为理论的经典巨著,它对个人在具有集体利益的组织中为何引发行动困境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缺陷在于它把这个理论简单地建立在＂经济人＂假设、集团成员数量是集团规模大小唯一变量假设、集团利益具有竞争性假设这三大假设之上,从而导致该理论在解释现实的过程中有很大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不难发现自利的个人能够打破行动困境达成合作的共识,而这正是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公共治理理论

人性论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理论，人性论无非是假定人性善，利他，或者人性恶，利己。经济学理论中理性自利的假设，在逻辑上导致了集体行动的两种逻辑：利己导致繁荣，或者悲剧。历史上集体行动的悲剧，导致了传统的治理结构；现代集体行动产生的繁荣，催生了新的治理结构。企业家在传统的治理结构中很难有好的生存空间，需要有一个多维度的公共治理秩序，来兼容市场的治理和传统的原始的治理以及国家的治理。     

网络风险事件中的集体行动研究

风险事件中,集体的利益受到危害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集体抗议"等群体性事件。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表现出与传统集体行动不同的特点,风险事件的爆发是网络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网络相对自由的环境和平台为公众提供了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群体成员通过构建共同身份、集体造势等情感动员的方式聚集起来,以集体行动为抗争剧目,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影响网络舆论的走向以达成其行动的预设目标,并将该影响从网络延伸到现实,最终建构社会成员的集体记忆。     

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讨论了中国农地制度的现状、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导致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原因 ,以及下一步农地制度改革应该考虑的几个基本因素等。文章特别强调效率与公平及社会稳定之间的权衡在形成现有农地制度中的作用 ,指出了国家在设计新的农地制度时必须考虑的规范问题。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逻辑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国家的兴衰》和《权力与繁荣》三部著作中。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三部曲"以个人理性为逻辑假设,以搭便车和分利行为作为逻辑依据,选择性激励是集体行动的思考重点,因为选择性激励会带来分利集团,分利行为会导致国家经济衰退。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旨在阐明,国家经济繁荣需要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以构建共容利益集团;结论是:权力先于繁荣、权力保障繁荣。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分析框架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需要在克服社区治理问题的过程中转化为治理效能。集体行动与社区治理在实践上的耦合意味着理论上的适用性,尽管相对剥夺感、公共物品的需求以及社会意义的建构都可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原动力,但它们不能直接导致集体行动的产生,还需要贯穿始终的社会动员。理性选择理论深入分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认为其出路在于有效的激励与强制,制度主义则认为互信互惠的制度规范才是破解之道,但是良好制度的产生和实施又受制于社会资本的运营。只有执政党有资格、有能力、有意愿在整合社会资源的过程中,推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进而推动各项制度的建设和执行。当前,基层党组织以组织力为基础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就是要创新社区动员的内容和方式,在运营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激发集体行动,制定和执行各项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制度和措施,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当奥尔森遇上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奥尔森将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于集体行动领域,构建了集体行动和利益集团研究的经济路径.后来的集体行动理论基本上建立在对奥尔森观点的批评、拥护或者延伸基础上.以奥斯特罗姆等人为代表的印第安纳学派对于奥尔森理论修正的最大特点是将制度分析融入到集体行动研究中.首先,它更新了奥尔森的产品分类标准,更加全面地探究了产品属性与集体行动间的关联;其次,学派将理性选择模型改造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改善人类理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再次,奥尔森将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办法寄托于精英式的“选择性激励”上,学派的研究则表明,自主治理有望成为另一种可能选择.然而,两种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呼应与互补.     

低碳经济:人类善待环境公共服务的透明集体行动

低碳经济,涉及能源及其二氧化碳排放,其一端联系着可分割的私有资源,另一端是不可分割的环境公共服务。能源约束,是低碳经济的一个前提。相反,高碳排放经济是无约束的私人产品开采耗用,导致过度、累积的温室气体挤占环境公共服务而不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两种路径是"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和"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通过对两路径进行比较,以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基础,并且以《京都议定书》的实施为例证,分析可计量、可操作低碳经济的确定主体和路径:透明的集体行动。     

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及其破解——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发展困境。笔者借用集体行动逻辑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并从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角度讨论分析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相关理论对策。以此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探索有助于破解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困境的若干举措,如加强社区卫生机构内涵建设、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政策形成机制、借力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等。     

国家发展战略下的新工人:集体行动与权利意识

2008年以来党和政府启动了新一轮劳动保护立法,旨在改善劳动者的权益、约束劳资冲突、缓解劳资矛盾,但是劳动保护立法的推进并没有改善工业领域中的紧张关系,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劳动保护立法的悖论必须放置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了劳动保护立法只能采取适度限制工人政治权利的方式来维护工人的经济与社会权利,也就是说将工人的政治权利整体性地赋予中华全国总工会,并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主体构建劳工治理体制,然而此种劳工治理体制的实践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地方政府与资本之间联盟的影响,难以切实起到维护工人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的效果,但是它刺激了工人以集体行动的方式争取工业生产领域之中的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