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的特征与政府引导

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舆论传播方式,有着有别于传统媒体的敏捷性、多元性、匿名性和开放性。政府要在依法保护民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前提下,转变行政观念,采取道德、政策、法律、科技等多种举措,对网络舆论合理把控、加以引导,发挥其应有的正面作用,使其负面危害性降到最低。     

清末的舆论失控与政府应对

清末舆论失控体现在报刊的数量激增、民间化趋向、异化及阅书报社中革命势力的存在等方面。至于政府的政策应对,应该说,无论是言辞还是举措,清政府都确有从严趋向。只是问题在于,受制于诸多因素,清廷的政策有一个由紧到松的被动流变走向,以至于客观效果是舆论失控。具体来说,关于报刊的创办,由批准制改为注册制;惩罚方面,也在减轻;查核方面,由事先检查改为事后呈查,而且这一制度在当时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就客观效果而言,清末舆论控制松弛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具有革命倾向报刊的广泛传播。清末舆论控制之所以如此松弛,一方面是由于官员的渎职,另一方面在于报界对于主张从严的官员极力打击。总之,是政策趋松促发了舆论失控危机的爆发,尽管清政府也采取了多方面的举措,然由于当时报刊发展过速,以至于局势竟至不可收拾。在今天看来,操之过急、未能循序渐进是舆论失控的关键。清政府对之未予正视,致使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清王朝的统治也随之荡然无存。     

新记《大公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践行及其启示

新闻专业主义追求新闻媒介的独立不依和报道的客观公正,注重从业者的职业自律。新记《大公报》成功地将这种理念运用于实践:"四不"方针确立了其追求客观性的根本准则;"营业与事业并行"的经营策略提供了其保持独立地位的物质基础;"文章报国"、"文人论政"的宗旨对报人提出了很高的职业伦理道德要求。新记《大公报》的成功,奥秘正在于其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践行,这对于当今的新闻传媒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试论全媒体时代的新闻叙事与舆论引导

“万众皆媒、万物皆媒”的全媒体时代正在改变着新闻叙事的生产形态,也改变着舆情格局。新闻叙述者开始了第一人称与叙事声音公开的转向;新闻叙事逻辑转向以“屏幕”为取向的复合序列;新闻叙事接受者成为沉浸人。正确认知当下舆论情境与新闻叙事特征,主动选择新闻叙事策略,通过以主观达客观、以公开达隐藏、以场景代时序等方式,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舆论基本职能的思考

结合市场经济条件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新闻舆论的社会属性及其市场地位。 我们知道,人类的社会生活包括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两个方面。所谓意识形态不过是来源于社会物质活动的精神生产,是借助语言实现的某种观念、思想的总和。无疑,谁也不能否认新闻舆论是精神活动的产物,当然也就没有理由否认它是一种意识形态。 作为意识形态的新闻舆论以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为条件,而不能离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这个经济基础。对于经济基础和新闻报刊,毛泽东１９５７年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     

公共舆论空间是如何介入文学的——以《大公报·文艺》(1933—1937)为例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杂志、书籍等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大公报》是中国现代一份富有影响力的报纸,其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副刊充分发挥了公共舆论空间的多重功能,对现代文学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公报·文艺》深度介入到当时的文学领域,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论争、文学评奖机制的制定和文学审美标准的倡导以及具体的文学批评活动中都无一例外地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这在实质上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利用公共舆论空间实现自己文学理想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期望到绝望：舆论视野中的编遣运动——以《大公报》社评为中心的考察

1928年6月,国民党完成二期北伐之后,裁兵编遣问题被提上9-程。作为当时社会舆论代表,《大公报》积极参与裁兵问题的讨论。发表大量“社评”,分析裁兵编遣的必要性,提出裁兵编遣的方法原则,并表现了其所代表的社会舆论对国民党裁兵编遣运动从期望到绝望的态度变化。     

基于自媒体时代新闻舆论视角下的高校宣传思想工作

舆论是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高校的宣传思想工作,应适应自媒体时代舆论格局的变化,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应基于新闻舆论规律的把握,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自媒体时代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应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积极主动引领舆论;加强思想动态调研,随时关注舆论动向;加强宣传队伍建设,提高媒体运用能力。     

新媒体视角下提升政府舆论引导力的对策与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到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正逐渐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平台,影响着政府的各项工作和决策,政府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因此,如何体察民情、民意,疏导公众情绪,引导公众舆论,成为当前政府管理面临的一道难题。政府唯有积极应对,即时引导,加强体制和机制创新,才能有效吸纳民意、顺应民意和引导民意,构建和谐有序的舆论环境,为政府的各项决策服务。     

政府传播中新闻发布渠道的多元化问题

在政府传播视野中,政府作为传播者,凭借权威的、独特的社会管理者和国家意志执行者的身份,独占核心信息资源,对信息进行把关、整理和开发利用,期望达到对内推行政策,形成一致的目标和态度;对外塑造政府形象,与受众沟通,依据反馈信息调整政策。从完善政府传播效果出发,新闻发布渠道势必要以组织传播为主导,融合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以高度整合的多元传播渠道,改变以往单向的、缺乏信息反馈、忽略非组织传播渠道的状况。     

《大江报》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

《大江报》是晚清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从诞生到被查封,三起三落,充满传奇与坎坷;以鼓动革命,推翻满清为主旨;风格独特,无所顾忌,敢于直言,成为革命报刊的先锋。该报以湖北新军官兵为主要宣传对象,深入军营,广泛动员,号召革命,为武昌首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东北新闻界对日本新闻侵略的抵制——以《东三省民报》与《盛京时报》笔战为中心

近代日本人在东北创办的大量报刊,以"开通民智""联络邦交"为名义,实际上则以文化侵略为目的,主要是为日本武力侵占东北制造舆论。《盛京时报》作为其忠实代言者,自创刊起,便长期霸占东三省的舆论空间,充任"意见领袖"之角色,笼络欺骗了许多东北民众。而以《东三省民报》为首的国人报纸作为先知先觉者,在参透日人报纸的险恶用心后,时常进行议程设置,以犀利的笔锋不断对其实施的新闻侵略加以警示和抵制。尤其是在1924—1925年间,围绕日本对中国实施的"文化侵略"及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的"五卅惨案",《东三省民报》与《盛京时报》展开长时间激烈的笔战,从而充分唤醒了东北各界爱国人士对日本殖民统治、殖民文化侵袭的反抗,可谓开国人媒体抵抗日本新闻侵略之先河。     

论危机情境与政府话语策略——基于两起个案的研究

政府危机传播,不仅涉及到"如何做"的问题,也涉及到"怎么说"和"说什么"的问题,即政府需要利用各种符号资源,以解决危机,修复形象。研究不同危机情景下政府的话语策略应对有着现实和理论方面的突出意义。危机发生时,组织是采取强硬、清晰、言语的策略还是妥协、模糊、行动的话语策略,取决于多种属性的相互作用,并随着危机情景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责任归属、证据是否确凿、群体抗议的类型以及是否受到来自上级的压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政府组织的话语策略。     

失衡与平衡——论灾难性事件中政府、新闻传媒与公众的关系

在灾难性事件发生以后,相应地区必然出现程度不等的失衡:社会秩序失衡、公众心理失衡、信息供需失衡.以上失衡,导致政府、新闻传媒和公众之间平时建立起来的相对平衡关系被打破,并使三者关系失衡.结束失衡局面、重趋相对平衡状态,离不开三方的共同努力.     

列宁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维护党的纯洁性思想及现实启示 ——基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思考

党的纯洁性是党永葆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纯洁的有力思想武器.而今,我国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改革的攻坚阶段,能否保持党的战斗力和纯洁性至关重要.因此,以列宁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维护党的纯洁性思想为指导,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肩负起维护党的纯洁性的神圣职责,必须不断捍卫、宣传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坚持和维护新闻舆论的作风纯洁,使其成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监督作用,才能维护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的纯洁.     

文本的张力与历史的合力——《班主任》编发过程的历史阐释

刘心武的《班主任》被誉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株报春的新笋,是新文学潮流当之无愧的发轫点"。那么,短篇小说《班主任》进入《人民文学》编辑部后,是怎样获得编辑认同的?又是怎样获得掌握着小说刊发话语权的主编的认同与签发的?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我们会发现,《班主任》最终得以问世并广为人知,这既缘于编辑与主编的认同,又缘于这一文本本身所具有的巨大张力,它与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主潮及现实政治客观需要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密不可分。文本自身的张力与诸多的历史合力共同催生了这篇小说,也由此昭示出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并给予我们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