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政府的新闻策略

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政府大肆运用新闻策略,将日本要求内容及会议情形漏泄于外报驻京访事,以制造国际舆论,争取各国的同情与暗助。同时,纵容国内报纸自由地发抒爱国反日言论,以为政府对日交涉的凭藉。但出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和防止国民“干预”外交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又尽量控制过激舆论,使之不至妨碍交涉的和平解决。因而国内舆论未能达到既监督政府外交使之顺从民意,又引导国民爱国言行使之成为政府对日交涉后援的目的。     

论政府与新闻媒体和谐关系的构建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政府与新闻媒体都有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但是,目前我国政府与媒体的相处现状不尽如人意,政府向媒体提供信息不充足,甚至隐瞒、扭曲事实,新闻媒体职业道德缺失、社会公信力下降,这些都造成了政府与媒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何构建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和谐关系？一是政府要以民为本,主动搭建与媒体合作的平台,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不断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建设,提高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服务媒体,引导媒体健康发展;二是新闻媒体要通过矫治新闻职业道德缺失、创新政府新闻报道形式等手段不断完善自我,架起政府与公众互动的桥梁。     

地方政府新闻发布绩效评估的实证研究--以广东佛山市为例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已经全面建立，而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新闻发布绩效考核与评估才刚刚起步。作为地方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及机制运行效果研究主题，透过广东佛山市研究个案，发现佛山市各区和各部门新闻发布制度较为健全，突发事件舆论处置较为稳妥，政媒互动沟通较为积极，主管部门和专业机构对此给予较高评价。同时也存在总体发展不平衡，少数单位制度建设不够完善、新媒体发布平台建设参差不齐，政媒互动沟通不够充分、新闻发布实施效果有待提升等问题。因此，制度建设规范化、机构设置标准化、队伍建设专业化、新闻发布常态化与多样化，以及增强新闻发布针对性，明确舆情处置责任主体等将成为政府应对舆情传播的必要措施。     

浅谈新闻与舆论的关系

新闻和舆论都是以民意为根本,以事实为根据,以公证为生命的。新闻与舆论的关系如何?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一)新闻反映舆论。茂名有线广播电视台报道《东江河上有座无板桥事件连续报道之一——东江河上有座无板桥》就是新闻反映舆论的典型报道(此新闻荣获1999年广东省有线电视新闻二等奖、茂名新闻一等奖)。该报道一开始就是这样写的:“最近有群众反映,茂南区镇盛镇荷谢东江口有座铁桥,桥板被人抽走,变成无板桥,数万村民过桥如高空走钢丝,险象环生。“由此可以说,通过新闻,把舆论——社会上一部分群众的议论在其中反映出来、揭露出来,引起众人知道。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就是抓住了领导关心的、反复强调反复抓的问题,人民群众不满意而实际条件又完全可能解决的问题,通过新闻反映,从而发挥了正确的舆论监督作用。新闻反映舆论,对舆论如实反映,这是对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愿望真实的反映。但是,新闻工作不能只     

走出自由与管制的二元藩篱--论公共舆情治理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舆论格局,给政府带来严峻挑战。面临这种新挑战,当下我国政府的舆情管理仍然延续传统,即以管控为内核,以应急为重心,以平息为旨归,距离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仍然有较大距离。基于治理理论,政府除了保障言论自由以及与媒体进行互动传播之外,还要与舆论中的多元主体形成互动和对话关系。基于这种新型关系,推动舆情治理现代化,就要在坚持政府主导性的前提下,培育网络舆情治理的多元主体,并用法律界定清晰的权责界限;以内部的整体性治理和外部的互动机制为重点,创新舆情治理机制;以互动为重点,打造舆情治理平台,创新舆情治理体系。     

论政治传播的公共性

"公共性"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范畴。政治传播是政治信息在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公共性由于其政治品性与政治传播关联。政治传播作为由政治体系、传播媒介与公共舆论三个要素互动所构成的有机过程,其公共性体现在过程、内容和效果三个层面。政治传播过程的公共性是指政治传播是依据公共舆论调整政治活动、谋求公众支持的过程。政治传播内容的公共性强调政治信息在政务公开、政府新闻发布、政府危机管理、政府公共关系等政治活动中的公开传播。政治传播效果的公共性强调民意调查等专业技术能力的提升。新时期,中国政治传播面临转型,急需政治传播的新观念、新话语体系、新运作模式。     

危机传播、新媒体定位与舆论引导

新媒体传播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使其在危机传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媒体是危机潜伏期的"预警者"、危机爆发期的"信息源"、危机蔓延期的"扩散体"、危机模糊期的"辟谣者"、危机结束后的"反思者"。发挥危机传播中新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应加强新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及时公开信息,反映真实舆论;加强新老媒体的融合,强化危机传播的效果;将舆论引导的优质化与社会主义的法治化相结合,发挥法律规范的功用。     

论党报的舆论监督与记者的自律意识

（一）舆论一词,我国古代就有。如《晋书·王沉传》中写道：“自古圣贤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词源》注释：“舆,众也;舆论,公众的言论。”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公众对社会上有争议问题大体相同的言论。”（森枫《舆论与新闻》）可见舆论是多种人聚集在一起的产物,群体化越高、越密集,舆论就越发达。在弄清舆论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探讨舆论监督问题。所谓舆论监督,是反映这样一种社会行为：人民（包括新闻媒介）随时对政府（包括执政党）机构及其领导人的活动进行了解和评论（批评、赞扬或提出建议）。舆论监督是新闻媒…     

抗拒与变迁:现代化进程中社团与政府关系的新诠释

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组织的成长。1988韩国奥运会是韩国现代化的一个拐点,而社团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上海市Y社团的个案显示,我国的社会团体在与政府互动过程中呈现出了抗拒与变迁的特征,两者在互动过程中,各自的角色和职能定位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化,分工明确、合作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两者实现良性互动的必然选择。     

公众舆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孙志刚事件的再分析

公众舆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在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中,对公众舆论做出界定,并在孙志刚事件分析的基础上,动态地揭示了公众舆论是如何从社会中产生,又是如何又作用于国家的,在此意义上,公众舆论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关系研究

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关系是现代社会公共领域中的重要内容 ,媒体作为重要的公共领域在塑造政府形象方面 ,具有其他载体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对促进社会政治文明建设 ,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公民社会中的公众舆论与媒介舆论的异同 ,从政府与媒体的互动入手 ,就如何塑造政府形象提出一系列建设性意见     

公众舆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孙志刚事件的再分析

公众舆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在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中,对公众舆论做出界定,并在孙志刚事件分析的基础上,动态地揭示了公众舆论是如何从社会中产生,又是如何又作用于国家的,在此意义上,公众舆论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突发事件的新媒体取向及其规制

近几年来,突发事件中往往生发出众多不同类型的新媒体舆论,由此造成的新媒体舆论偏向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集中表现了突发事件新媒体舆论场域的复杂性。从这个特殊视角细致分析突发事件新媒体舆论偏向的谣言、背景与恶搞等三种类型后发现,三种类型的新媒体舆论偏向在不同突发事件之中有程度强弱的表现,均造成明显的新媒体舆论偏向影响。突发事件新媒体舆论偏向的产生原因较为复杂,而其治理方法应在凸显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工具性应用的基础上,强化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及政府公共信息治理的转型。     

抗拒与变迁:现代化进程中社团与政府关系的新诠释

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组织的成长.1988韩国奥运会是韩国现代化的一个拐点.而社团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上海市Y社团的个案显示,我国的社会团体在与政府互动过程中呈现出了抗拒与变迁的特征,两者在互动过程中,各自的角色和职能定位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化,分工明确、合作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两者实现良性互动的必然选择.     

中国移动政务项目启动中的企业与政府策略互动——以“智慧城市”项目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无线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移动政务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移动政务体系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有着众多的参与主体和复杂的利益博弈及策略互动,其中企业与政府这两个重要主体的策略互动对移动政务项目的启动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政策网络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中国启动"智慧城市"项目中的城市中IBM与政府的策略互动,来探究中国体制环境下,企业与政府在移动政务启动过程中的策略互动行为。     

公共舆论、公共新闻和公众公民意识的培养

公共舆论的社会监督作用日益突显。具有公民意识的公众是产生健康、负责、理性公共舆论的前提条件。公共新闻中传播主体和话语权向受众的迁移、传播内容的平民视角以及与受众互动的双向、多向传播形式的传播特点,表明其具有培育公众公民意识的社会功能。借鉴公共新闻的这些传播特点有利于培养我国公众的公民意识,营造一个健康、负责、理性的舆论环境。     

试论新闻与道德的关系

新闻与道德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道德规范需要新闻舆论加以宣传和引导,市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新闻对道德的弘扬,这是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可以开发和启动人们潜在的道德资源。     

战争动员:朝鲜战争初期杜鲁门政府与公众舆论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通过分析各方面因素确定了战争动员的目标,即出兵朝鲜半岛是美国进行的一次反共集体安全行动.政府希望透过新闻媒体强化出兵的正义形象,引导公众舆论的走向.同时,公众舆论也对政府战争动员政策施加影响,迫使政府不断调整宣传方式与宣传强度.杜鲁门政府的战争动员政策在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反共集体安全行动与控制战争规模、冷静处理朝鲜危机的实际中不断寻求平衡.政府与公众舆论的互动对朝鲜战争的走向甚至美国政坛的发展都产生了诸多的影响.     

新闻公共领域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论析

新闻公共领域是指以新闻媒体为主要栽体,进行传递信息、整合意见,形成和传播公共舆论,以增强各种社会行为主体之间沟通、交流,达成谅解,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的公共领域.新闻公共领域集中彰显了现代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功能,并在传播思想文化,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执政党重要的执政资源之一.科学、有效地引导、整合和运用新闻公共领域是现代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表现.在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培育、发展和完善现代新闻公共领域,充分发挥新闻公共领域的“喉舌”作用,通过它来传播党声、体现民意,加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舆论监督,建立执政党与新闻公共领域构建的有效互动机制,这对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危机传播管理中政府公信力“话语权”的建构

危机传播管理中,主动把控有公信力的"话语权",加强与媒体、公众有效互动,引导舆论,化解矛盾,是考量与提升政府执政管理能力的试金石。反思目前政府公信力"话语权"缺失的原因极为复杂,不仅有政府管理理念、运行机制等自身的缺陷,而且也与公众价值体系的多元化、主流媒体责任感的淡化、社会思潮的变迁以及传媒环境的激变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而产生的"化学堆反应"有关。建构有公信力的政府话语权,既要对公信力话语权的建构理念与建构路径进行战略性研究,又要提供系统、行之有效的可操作性的战术性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