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代价的经济基础论

分析当代中国的道德代价,必须看到"经济基础"的作用。要否定离开经济谈道德、离开道德谈经济的割裂经济与道德关系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保证道德代价问题讨论的物质现实性;要避免机械地谈论经济决定道德、道德反作用于经济,而是要看到经济与道德的矛盾统一在道德代价生成中的作用;要对"经济基础"进行结构的、立体的全方位分析,考证经济活动、经济利益、经济关系、经济发展、经济形态在道德代价滋生中的具体作用;要以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共同标准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凭一种空想的道德规范和抽象的道德理想来评判人类社会发展,轻率得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道德滑坡抑或道德进步的结论,也不能以纯粹客观的经济增长标准来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置道德代价问题于不顾。     

论马克思对“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问题的超越——以代价理论为环扣

马克思对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问题的讨论延续了启蒙以降"文明与道德的悖反"这一思想议题,唯物史观的建立为这一议题打开了新的视域,而代价理论的引入则使其得到进一步厘清。就道德演进而言,如果说唯物史观对社会结构"基础"与"上层"的二分法决定了道德演进与社会进步一样,也呈现为一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那么代价的存在则让此二者以一种"经验化"的方式嵌套在一起,而在这个结构中,代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二者共享的环扣。就代价自身而言,它不再是卢梭文明与道德二者选其一的消极选择,或康德、黑格尔先验本体式的神秘引导,而是进步自身逻辑链条中的一环,并与后者辩证统一于一个整体的社会进步学说。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有效解决了社会进步与道德演进中的代价问题,因而也弥合了启蒙哲学家关于"文明与道德悖反"的思想张力。就此而言,马克思对启蒙哲学家实现了超越。     

评《中国传统道德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

处于重大的历史发展和转折时期的中国,无论是社会生产方式还是个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抑或是个人的价值取和精神追求,都面临着革命性的变革,其中道德建设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观点繁杂,争论也多。比如,关于我国的道德现状,有诸如“滑坡论”、“爬坡论”和“代价论”之争,关于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乃至具体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则有所谓“道德理想主义”或“道德绝对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的争议,还有中国传统道德的优劣及其历史命运的争论,现代化与传统道德的关系之争等等。在我看来,关键的问题…     

“礼”与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生活的构建

中国传统道德所倡导的尊卑有等、重视整体、推崇道义、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生活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表明传统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成功转化为现实的生活秩序。在这一过程中,集主观伦理精神与客观伦理秩序于一身的"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传统道德向生活秩序渗透的重要途径,也是古代社会道德生活成功构建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追求人间真情谱写生死悲歌--关于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另类解读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在展现女性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同时,也表现了她们的诚信,特别是她们为恪守诚信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她们以自己无声的抗争和悲壮的生死之歌,诠释了体现中国古代传统伦理道德的诚信观念,表现了中国古代女性对传统道德的传承.     

从德福关系看当代中国道德问题的症结及消解

在理性思辨领域,无论亚里士多德、康德还是黑格尔都认为道德与幸福是统一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在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出现悖论。人们在追求幸福的同时却以道德滑坡为代价。以"理性经济人"的公设出发,从德福关系视角探讨道德危机的症结发现:道德行为所"得"偏低、道德行为风险成本支出扩大、道德行为的支出与收益间渠道不畅通造成了道德危机出现。为此,需要通过优化制度环境、完善信任机制、增加道德"收益"、减少道德"成本",使现实中德福关系尽可能趋于一致,进而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平。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及其当代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中既有道德践履的偏好,又有着对"社会实践"的追求,从总体上看,它仍然属于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但道德形而上学也有其致命的局限性,只有将道德形而上学与理性形而上学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     

关于中西道德与法律结合思想之评析

中国古代及西方关于道德与法律的结合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由此形成了"德治"和"法治"两种不同的传统。对中国古代及西方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思想进行评析,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道德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相协调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道德的代价及其合理性

社会发展中道德代价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的成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物质的不断丰富常常是以付出和牺性道德为代价的。道德的代价与人类社会与利益发展需要的取舍是密切相关的，道德代价的合理性也是人类自身进行道德选择的合理性。     

中国社会主义荣辱观源流探析

中国社会主义荣辱观,溯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展流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凝练成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核的道德价值判断。"八荣八耻"的荣辱观,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本道德取向,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探析其源流旨在深化道德认知、树立道德标杆、规范道德实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试论吴玉章教育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吴玉章教育伦理思想是中国近现代教育伦理思想精华的重要体现,彰显着中国传统的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价值和义理.其爱国主义的办学宗旨,德育第一、以学生为本的价值取向,崇尚劳动、艰苦创业的品质,以及强调教育公平的观点,不仅在过去的教育事业中具有独特而深刻的社会作用,而且对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与当代价值.     

中国伦理学与道德建设六十年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社会不断发展变迁,伦理学和社会道德建设也是跟随时代的步伐而发展起来的。伦理学体系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的初步形成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期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伦理学体系及理论研究进一步繁荣阶段;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通过建国初期的道德风尚建设、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德治与法制相结合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一步步深入展开。我们对六十年来伦理学和道德建设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反思,也是为了伦理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方法

中国传统道德注重个人的自我品德培养,将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内在的品德。传统的道德教育非常注意认识论与修养论的统一,把德育寓于智育之中;倡导自我修养应以他人为镜子,时时省察自己,约束自己;传统道德要求存心养性,磨炼意志,培植刚强的浩然正气;道德修养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中,在行动中进行道德实践。这些道德修养方法利于形成自我约束机制和营造良好的道德氛围,给我们现代的德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论纲

作为无产阶级的道德体系,中国革命道德以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为指导,并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而产生、发展和完善。同时,它又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了批判继承和创造性的超越,成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的道德体系。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是塑造当代中国国民人格的基本伦理规范。     

传统文化中廉政思想的价值内涵

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在中国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行政与道德、行政与为民、行政与公私等几个角度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价值观,旨在加深对传统廉政思想的理解,以期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审美再阐释与中国左翼文学研究

审美观念是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强势阐释支点。但人们对这一观念的理解存在形式主义的偏执。审美体验作为审美活动的中枢,包孕着感觉、知觉、情感、意志、理性、欲望、潜意识、道德判断等人类诸种精神因素。左翼文学的政治移情与审美转换,是审美体验在特殊艺术时空的特殊艺术展现。     

国民塑造与传统德育的近代转型:以修身科的历史嬗变为中心

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中,传统道德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撼动,并因此出现了断裂,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作为近代中国道德教育的主要载体——修身科应运而生。从臣民的教化到国民的培养,从个人私德的修炼到国民品性的完善,从传统的教化灌输到学生本位的课程教育,在修身科的这一历史嬗变中,传统德育的教学目标、内容及方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传统德育的近代转型却未彻底实现,因此在国民塑造上也仅是缺位的启蒙。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