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整合社会的集体感情研究

以作为社会事实的集体感情为法律的基础,强调现代分工社会中情感纽带的道德作用,力创“社会团结感”,是涂尔干集体感情主义追寻的理论和实践视点。涂尔干的基本思路是,把个人感情归结为集体感情,并用集体感情来解释社会的整合和社会的秩序。这种视角不仅把社会学对情感的研究与心理学、哲学的研究区分开来,而且在社会学研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个人与社会何以维系——基于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思考

在"现代社会",个人与社会何以维系?这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并试图给予解答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涂尔干认为,分工的"真正功能"并不在于优化经济,而在于实现社会整合,因为分工既是社会团结的源泉,又是道德秩序的基础。历史地看,在"机械团结"的传统社会,个人与社会主要维系于集体意识,而在"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个人与社会主要以社会分工为纽带。"失范"是涂尔干对现代社会的病理诊断,但其原因不在分工,而在传统社会道德支柱的瓦解。因此,与马克思不同,涂尔干认定现代社会的"危机"在性质上是属于道德的而非经济的,现代社会的"出路"就在于必须诉诸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道德统一性。     

《论法的精神》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影响

深入考察涂尔干学术思想的理论渊源,有助于更加清晰、透彻、全面地理解他的方法论.在涂尔干看来,正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事实上为社会学这门新学科设定了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论法的精神>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影响主要有:为涂尔干在社会学中运用比较法提供了参照;是涂尔干社会形态学思想的重要依据;为涂尔干揭示社会领域的因果关系和确立社会学研究对象提供了重要思想源泉.     

作为社会工程的道德重建——基于对涂尔干社会理论的理解

涂尔干把社会学看做一种道德科学,并试图为现代社会的社会秩序问题提供一种解决的路径。这种重建社会的方案是一种社会工程思路。从涂尔干的理论核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道德重建思想等方面,可以分析他的社会学理论中所包含的社会工程思想,而进一步的社会工程研究应该更多地转向社会理论的挖掘工作。     

道德教育社会学：涂尔干的社会学创树及其价值意蕴

涂尔干是首先运用社会学方法系统考察并创造性地构建了一套经典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的社会学家,其道德教育理论范式可称之为"道德教育社会学"。涂尔干是"道德教育社会学"这一学科或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创立者。无论是对道德教育功能、目的、内容,还是对道德教育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论证,其道德教育社会学都独辟蹊径、自成体系,奠定了这一学科领域的经典方法论基础,并不断焕发出契合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学术生命力。惟有从其"道德教育社会学"的整体视域而非囿于某一碎片化的具体观点的微观分析出发,方能寻绎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真义及其道德教育研究的价值意蕴。     

德黑兰的问题青年：对自杀倾向和家庭动态的新涂尔干式分析

借助伊朗德黑兰青年个体层面的调查数据,本文试图研究自杀倾向与社会病理社会学中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即社会制度中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发展一种新涂尔干式理论来分析来自一个非西方社会的独特样本。本文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包括对涂尔干式家庭概念的修正、对其感知(perception)理解的关注、对主观性模式(modes of subjectivity)的思考,并纳入了涂尔干"道德个人主义"理论。其结果是得到了一种更加强有力的新涂尔干式理论,能够细致地定量分析家庭生活质量对青年自杀倾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是否感知到家庭的支持、关系的密集性、父母理性规制的程度、家庭中社会分工的公平和平等感,都对是否容易产生自杀倾向有着影响。分析还表明,在解释德黑兰青年的自杀倾向过程中,整合和规制的主观维度,与家庭状况既相互调节又相互作用。引人注目的是,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与利己主义相比,"道德个人主义"减少了自杀倾向。     

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叙述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重回经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剖析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福柯等人的经典著述,可以发现社会学家在处理社会学基本问题时,通常侧重从社会关系的某一理论维度出发,并以现实为参照来考察主体的构型。社会学理论传统中存在四种重要且明晰的主体叙述方式：马克思将主体置于生产关系中,涂尔干将主体置于道德关系中,韦伯将主体置于理性关系中,福柯将主体置于权力关系中。四位社会学理论大师叙述主体的方式,彰显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解释魅力,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理论想象空间。     

涂尔干的两个道德理论及其社会学问题

涂尔干似乎是一位专注于道德事实的经典作家。然而,当读者认真研读涂尔干的道德理论时,很难不发现一些事实,也很难不遇到一些疑惑。一个事实是,涂尔干在他的思想成熟期,先后发展了两个既有差别又有联系的道德理论。另一个事实是,涂尔干系统且有意识地把风俗、习惯和处境这类概念排除于自己的道德理论之外。从上述两个事实出发,笔者的疑问是,为何涂尔干会发展出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道德理论？如果涂尔干不是无意地忽略了风俗和习惯的概念,那么他的道德理论真正想要回答的社会学问题又是什么？本文通过对涂尔干的两个道德理论的清晰勾勒和比较,认为涂尔干的理论所要回答的真正的社会学问题是：（1）是否存在着一般的集体行动者,与人们通常所说的个体行动者有着性质的区别？（2）如果存在着一般的集体行动者,那么在一定的环境中,一群分散的、孤立的个体行动者如何建立起一个集体行动者？     

社会学方法新规则——试论布迪厄对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继承与超越

本文从布迪厄对涂尔干客观主义社会学的批判性继承出发,对其社会学方法规则进行了理论性探索。涂尔干指出,社会学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就必须与各种浅见和成见划清界线并将独立于行动者意识与意志的社会事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另一方面,布迪厄则主张应该将受涂尔干排斥的“行为者的浅见和成见”同样视为社会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他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学方法规则:社会事实除了如涂尔干所主张的那样是一个独立于行动者意识与意志、具有强制力的外部事物之外,还应该包括行动者所持有的关于社会世界的基本表象。布迪厄的超越方法论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的社会学方法论如今已成为社会学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方法论范式之一。     

论涂尔干的职业伦理与法团的现实困境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教育教学研究和著述工作,极为关注现代社会的道德问题,率先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道德教育领域,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分析教育问题和道德问题,     

从两对范畴看滕尼斯与涂尔干的学术旨趣——浅析"共同体""社会"和"机械团结""有机团结"

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和"社会"两对概念与涂尔干提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相似,都是作为描述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形态的理想类型.但是两位社会学大师看待这相似范畴时观点相左,主要是因为两者分析视角不同,由此看出其在学术旨趣上的较大差距.     

犯罪·集体意识·惩罚——涂尔干法社会学的三个核心概念

身为现代法社会学之父,法国学者埃米尔·涂尔干在社会学思想界享有崇高声誉。涂尔干法社会学理论,把道德事实当成自然事实加以考证,并试图以法律为指标,以求探察社会道德核心之深度。为此,涂尔干以集体意识为基点,演绎出了一整套逻辑严谨、别具特色的犯罪与惩罚理论。涂尔干认为,犯罪的本质在于对集体意识的大肆破坏与恣意践踏,犯罪内透着强烈的个体威胁与社会威胁。因此,惩罚便成了对抗犯罪之不二手段,通过惩罚,集体意识得以再次确认与复原。于集体意识之面相,涂尔干法社会学指出,作为研究犯罪与惩罚的逻辑概念,集体意识处于三者关系的逻辑原点:集体意识的存在预示了犯罪的存在,集体意识的历史演变决定了犯罪的评断标准。随着现代性文明的发展,集体意识也注定从强制性特质走向软性而柔和,理性与宽容必定成为惩罚社会犯罪之主旋律。     

涂尔干社会学思想中的实在性与建构性及其当代价值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对涂尔干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既有主观主义的功能主义、建构论的评论，也有客观主义的结构主义、机械论的批评，可以概括为实在性与建构性这样一个问题，或称“涂尔干问题”。作为古典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涂尔干对其时代的现代性巨变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社会作了深入思考，形成了社会学理论的独特表达，即使是他的理论“剩余”和思想“残篇”，也展现出奠基者思想源头的丰富性。随着现代进程的继续，社会的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仍在进行新的重组和深入互构，特别是当代科学技术创新推动的技术化、智能化，使得社会世界的实在性与建构性再度显示出重要意义。这些都赋予了“涂尔干问题”新的含义。     

马塞尔·莫斯的社会秩序建构——以《礼物》为例

莫斯是忠实的社会唯实论者,他从微观的角度回答了社会秩序建构的可能.莫斯用“礼物之灵”回答了为何礼物交换维系了一个社会的运行,回答了千百年来社会学的经典命题——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     

马克思对涂尔干现代社会道德与价值共识重建的超越

马克思和涂尔干都确认了引发现代社会道德与价值危机的原因,但他们在重建问题上却形成理论分野。涂尔干主张在不变革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着力构建"职业团体";马克思则立足于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形态,强调只有走向"自由人联合体",人类才能从历史和自然的必然性的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一种个体与类、"小我"与"大我"相统一的新型道德与价值共识。涂尔干正确地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相比而言,马克思在更深层面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批判,为构建人类新型道德与价值共识开辟了新路。     

道德主体的社会建构——涂尔干关于人格形成的建构论视角

涂尔干道德社会学的立足点有助于说明现代主体的建构过程,即道德的社会性是理解道德本质和作用的核心,而各种各样的主体形式是一系列社会建构的结果。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的个体权利也是社会历史作用的结果,是随着社会的个体化而产生的,个体权利并不具备原始的、固有的自足性,这可以追溯到人格的宗教起源。个体人格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主体的最重要的来源——个体主义的兴起,这些在涂尔干看来都是社会分类建构出来的范畴。     

涂尔干犯罪学思想探析

社会学巨匠涂尔干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他的犯罪学思想就体现在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犯罪的研究中。首先,涂尔干用惩罚对犯罪下了一个外在形式的定义,同时又以集体意识被触犯为标准给犯罪下个实质的定义。涂尔干认为犯罪是社会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并对社会是有益的。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且由刑法规定的,它的演进有量变的规律和质变的规律。     

知识的社会起源——涂尔干的范畴理论略析

涂尔干是十足的社会唯实论者,这不仅体现在他为社会学确定的方法论准则,也表现在其以《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为代表的实证研究中。涂尔干时时不忘记社会对个人的强制作用,他通过研究向人们宣称表面上看起来是完全个人的事情却有着社会的起源。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涂尔干更是试图为社会对个人的强制寻根溯源,他认为正是社会决定了我们认识的基本范畴,从而找到了知识的社会起源。     

涂尔干犯罪学思想探析

社会学巨匠涂尔干将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他的犯罪学思想就体现在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犯罪的研究中.首先,涂尔干用惩罚对犯罪下了一个外在形式的定义,同时又以集体意识被触犯为标准给犯罪下个实质的定义.涂尔干认为犯罪是社会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并对社会是有益的.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且由刑法规定的,它的演进有量变的规律和质变的规律.     

实证主义的潜设:在"社会事实"与"理想类型"的连续体之中的平衡

在社会学领域,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以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工具,实质上暗含着"事实类型"的社会学的分析起点;韦伯的"理想类型",作为实证主义研究的经典构造方法,既是实证主义研究的分析基础,又是其追求的目标.然而,面对社会事实与理想类型的预设及其构建的逻辑过程的时候,实证主义只能在思维逻辑和具体操作上寻求"社会事实"与"理想类型"的连续体之中的平衡,这种权宜操作实际上构成了实证主义的潜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