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述史肌质:文学史编撰的创新之路——以杨逵的文学史形象为中心

在当今文学史编撰遇到提升瓶颈之时,文学史观、价值体系、框架结构、述史线索、文学史诸事实的筛选标准等问题尚难一下子得以改变,此时,应当考虑文学史述史“肌质”的提升问题.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对杨逵及其作品的叙述,已经形成稳定的模式.如何丰富文学史叙事中的“杨逵形象”,不仅仅是文学史编撰的个案问题,而且是文学史编撰中的述史质量和叙事水平问题.提升文学史的述史“肌质”应当是当前文学史编撰的一条创新之路.     

“人生论”与“实践论”:现代文学史上被误读的主线

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存在一种误读现象,认为"人生论"与"实践论"构成20世纪前期中国文艺创作与审美文化建设的主线。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看,"人生论"与"实践论"都是"五四"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革命时期产生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人生论"被边缘化为文人的见解和大学的讲义;"实践论"则内涵大变,从鼓吹新文化的宣教工具演变为投身革命斗争的武器,前后"实践论"也不属于同一范畴。"人生论"与"实践论"都不是贯串20世纪前期中国审美文化发展的主线,这是由中国社会现代性跌宕曲折的进程所决定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编撰模式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种类型的新文学史著的编撰得到了重视,其中小说史的编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小说史的编撰在这次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中,表现出了调整与拓展。其不仅对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事件的评价作出了调整,更反映在小说史体例的变化上,专题史受到青睐,人物史、流派史、文体史、思潮史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小说史体例上的变化直接变现出小说编撰学术化的倾向,体现出了小说观的变化。本文主要通过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和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体例的变化,透析小说史编撰模式的转变和小说史观的转变。     

农民写作中心的省察与突破

农民写作中心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史编写的基本原则 ,将农民形象定型化、将农民道德虚拟化、将农民言说方式视为文学性的言说方式成为文学史叙事的基本话语模式 ,这为文学史的认知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只有站在时代思想的高度反思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历史与现实 ,解构这一中心原则 ,才能将新世纪中文学史的编撰真正从政治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 ,构成一种多元开放的格局     

法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以德·莫朗的《论中国文学》为例

法国虽为欧洲汉学重要发源地之一,但其中国文学通史编撰却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后才有了较为成体系的专门文学史论著。乔治·苏里耶·德·莫朗的《论中国文学》乃其先驱之作。该著体例已非常接近“现代”文学史。通过文本细读,可以了解20世纪初法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一般看法与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也可看到德·莫朗对中国文学的个人趣味和独特见解。     

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兼论作为学术增长点的“民国文学史”

近年来"重写文学史"波澜再兴。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在积累了丰厚经验的同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瓶颈,实际存在的学术障碍和诸多热点问题的探讨,比如西方理论的"话语牢笼"现象、国民教育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等,既凸显了"重写"行为的混乱与无序,又蕴含着创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民国文学史"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增值空间、富有包容性的开放性观念平台,凸显了尊重文学历史真实性、多维价值体系和历史发展的正义原则。当前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编撰,存在着过于偏离文学研究本身、学科内部分工过于细化、艺术和美学使命弱化、学术伦理意识薄弱等问题。只有回归"文学"基点,围绕发现、选择和品评杰作,统筹协调各项研究职能,才有可能实现"印证心灵,传承不朽"的学术使命。     

地方文学史的新收获--评《山东文学通史》

自最初的林传甲、黄人的同名的《中国文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乃至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陆续面世以来 ,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已经有将近百年的历史 ,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新文学史已经发展成颇为完备的学科 ,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这些年来 ,特别是上个世纪 80年代以来 ,各具不同观念、不同体制、并且详略歧异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已经出版了上千余种。然而 ,文学史家的精力和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通史、断代史和分类史的编撰方面 ,较少注意地方文学史的研究。地方文学断代史陆续出…     

个人化述史情节与中国当代文学史著

文学史编撰的个性化首先表现在述史情节的创新与结撰.封孝伦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突破了传统官方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情节的束缚,提出了首个个人化述史情节,其有着强烈的文学史情节结撰的自觉意识,并予以实践操作,扬弃了知识话语而采用个人化的叙述视角与语言风格,与洪子诚、於可训、陈思和等人一起开创了个人化写史的新局面.     

文学史书写与《儒林外史》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被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中,《儒林外史》经历了由缺席到出场直至经典化的过程.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人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当代文学史:“正典结构”的重建

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其实是很势利的。哪些作家名声大、哪些作家作品多，甚至是哪些作家地位高，他们就会获得相应较高的文学史地位。我们倡导要重新“打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打捞那些被我们的文学史编撰所轻忽与遗忘的作家，主要是要祛除遮蔽，还原真相，以更加有效的文学史标准，重新建立当代文学史的“正典结构”。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进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随着文学史观的变化而变化,循环论、进化论、唯物论、实证主义等都曾经影响过文学史的写作。文学场维度的确立以及文学史写作的开放性将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出现新突破。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另一种叙述——对《世界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

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世界文学史》第一卷上册第二编第一章《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及其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与中国学者所编写的同样时段文学史及其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具有很大的不同。本文探讨这部文学史中有关中国汉以前文学史叙述形成的特点与优势,以及它存在的问题和出现问题的原因,更加清楚地认识其独到的文学史观念与独立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从而为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述提供必要的借鉴。     

从“文苑传”到“文学史”——钱基博与近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

2泄纪二三十年代,钱基博在写作系列文学史论著时.首先思考的问题是,"文学史"书写关注的核心是什么:文学史、文学、文之间的关系如何.钱氏指出,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存在根本区别:传统的"文苑传"以生产文学作品的"人"为中心,"文学史"则以知识本身为核心,关注的是"文"这一类知识.钱基博还从理论上探讨了文学的本体、"文学史"的书写范式等问题.钱基博结合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相关概念,将现代"文学"学科分为三个层面:文--零散的知识,"文学"--"文"这一类知识的谱系归属."文学史"--"文"及"文学"等构建起来的知识统系.由此,钱基博清楚地厘定了"文学"学科的研究本体及"文学史"关注的主体.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生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学史体制的现代生成

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给包括当代文学史在内的整个文学史编撰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变化 ,这突出表现在以学术为核心的理性精神演进到个性情感张扬的书写之路。随着写作语境的变化 ,尽管“2 0世纪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为文学史体制的现代生成提供了重要思路 ,但文学史的编撰仍然面临着众多的挑战。本文沿循文学现代性的脉络 ,追溯了文学史写作的原初状态 ,并针对当代文学史编写在实践中遇到的批评、人才、功能等一系列的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阐释体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面貌在不长的时间里不断被改变着。历史面貌的改变,或由于新史实的发现,或由于对史实阐释的变化。现代文学史面貌的改变属后一种。对现代文学史的阐释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阶级论和启蒙论。本文分析这几种阐释体系出现的背景、局限,用现代文学史实例证明"史无定论"。     

关于《论语·先进》首章诠释异议

《论语·先进》首章是孔子总体分别弟子和评价弟子。"先进后进"分别弟子及门先后,"野人君子"评价弟子受业成才特点,"从先进"论选才,有针砭时弊文过其质的用意。对于古今学者以仕进身份论"先进后进",以文质相宜论"野人"、文过其质论"君子",以礼治或突破传统身份观念论"从先进",提出异议。     

“钟摆论”与文学的“因革递嬗之迹”——中国文学史叙述中的一种批判性进化观

"钟摆论"是在对线性进化论批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学发展观,主要体现在从晚清到五四若干人文主义者的文学史叙述中。晚清之时,章太炎在对新世纪派的批驳之中,提出了"俱分进化"的观点,而王国维则首次将钟摆论移用于文学史叙述,提出了优美、壮美两种风格交替呈现的文学发展形态;五四时期,周作人与胡先骕同时对胡适线性进化文学史观提出质疑,而吴宓与胡怀琛则通过文学史叙事的具体实践,进一步证明了文学发展中的钟摆规律。钟摆论被运用于文学史叙述,是对当时流行的矢量进化观的修正与补充。两种进化话语的对峙与对话,客观上丰富了现代文学史观的内涵,构成了新文学发展历史观的复调。     

现代文学史著作对“新诗”的命名——以20世纪20～40年代文学史著作中的“无韵诗”为中心

新诗是一种不同于旧诗的诗歌形态,在其百年发展史上,名称很多,名称是一种指认,一种特征概括,更是对新诗发展思路的确认,对新诗未来图景的想象。"无韵诗"是新诗诞生之初的一个重要概念,时人称"无韵诗"为新诗,将其纳入新诗论说的话语场中,赋予自由押韵的新诗以合法性。本文考察20世纪20～4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著中"无韵诗"概念使用、创作指认的情况,努力还原这一概念从走进文学史著,到被叙述为"新诗的黄金时代"直至逐渐淡出文学史叙述的过程,论析了文学史著作对"无韵诗"的兴衰史所起的作用,进而对新诗发展历史进行反思。     

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理论体系的创建

从学科建设和观念成熟的进程来看,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所展现出来的俗文学理论的成熟和体系的完整,明显受到胡适《白话文学史》、王显恩《中国民间文艺》、洪亮《中国民俗文学史略》和陈光尧《中国民众文艺论》等著作的影响。在从"民间文学视野里的俗文学"走向"俗文学视野里的民间文学"转变中,他们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     

美德与幸福:有益、阻碍抑或同一

美德伦理自其萌芽伊始便是一种幸福伦理,以追求并实现一种属人的幸福为其鹄的。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伦理思想家们在美德与幸福关系上的探讨,可以归纳为"有益论"、"阻碍论"和"同一论"三种形态。其中,"阻碍论"存在较大的偏颇,"同一论"则只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的探讨,它们二者都可以说是一种极端。"有益论"是比较合理的看法。虽然我们的探讨主要还只是学理性的,但它至少表明,人们以美德来求得幸福有其必然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