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1931-1937)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间,日本侵华战争从局部战争阶段扩大到全面战争阶段,其中,日本侵华政策经历了从武力吞并东北,到政治分离华北;从政治蚕食华北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两次演变.这个历史过程中,无论日本采取直接武力侵略,还是交替使用武力和政治谋略的侵略手段,都是日本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必然产物和重大步骤.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1935年9月至1936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洪”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１９３５年９月至１９３６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华北地区的移民侵略

"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日本开始大量移民至华北地区,华北日本移民人数因而快速增长.在日本实施华北政策过程中,这些日本移民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在日本侵略华北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伴随着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伐而至,但同时又作为日本侵华的"先锋",为日本进一步对侵略华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申报月刊》对日本侵华问题的关注与探讨(1932-1935年)

20世纪30年代前期,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申报月刊》紧扣"抗日救亡"时代主题,刊载大量文章,深入探讨日本侵华问题及其解决之道.该刊认识到日本的"亡华之心"与日本侵华问题的"世界性",并重点关注"东北问题",明确提出武力抗日、"自救为主"、寻求外援的解决举措,侧面响应了中共爱国救亡的正确主张,对激...     

近代“华北”概念的传承演变与时代认知——以报刊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华北"一词的出现至迟不晚于1880年代,与近代来华的传教士直接相关。晚清民国前期,对其使用影响最大的是体育运动会。"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概念逐渐淡出体育界,其使用更多地与日本的侵略相连。"华北"概念最初的含义极有可能就是中华帝国北部的意思,但当时人们认为"华北"指北方几省的观点更为普遍,不过究竟是哪几省则莫衷一是。某种程度上"华北"与清朝前叶所出"北五省"概念有着隐性的联系。     

试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畸型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将东北变成其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军事基地,通过武力和资本扩张完全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并采用“日本主产成品主义,满洲主产原料主义”的方针,使东北经济变成日本经济的附庸,从而造成东北经     

宋哲元与《中日华北经济提携协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军事上在华北策动分裂活动，经济上打着“中日经济提携”的幌子，扩张其经济实力，为继续侵华战争进行物质准备。当时执掌华北防务的宋哲元将军迫于日本的压力．被迫与日本达成华北“经济提携”协议并签字。     

冷战后的日本军事变革

冷战结束后,日本突破有关国际限制,将防卫战略由"国土防卫型"转变为"海外参与型",突出进攻性;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和武器装备,增强自卫队的实力;稳步推进军事组织体制改革,提高信息化作战能力;组建快速反应部队,以应付突发事件.日本经过十余年的军事变革,武力极大增强,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举足轻重的军事大国.     

近代日本对阜新煤炭资源开发权的攫取(1908—1935)

早在日俄战争之际,日本就把侵略之手伸向阜新煤炭资源。1914年日本以"大日方事件"为突破口,通过所谓的中日"合办"大新、大兴矿业合资公司,开始了对阜新煤炭资源的攫取。1916年大仓与满铁签订的新邱六矿区转让合同,标志着满铁对阜新煤资源开发权的事实独占的开始,1918—1922年,满铁通过所谓"新矿区运动",借中国奸商、劣绅之手申请了28个新矿区,同期日本各会社操纵申请的矿区更达到118个,而中国民族资本控制的矿区仅剩五个,当地民族矿业急剧衰落。"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以武力独霸阜新百里矿区丰富的煤炭资源,标志着日本对阜新煤炭资源的掠夺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超强度掠夺的新阶段。     

昭和天皇与八一三事变

八一三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为配合卢沟桥事变,借口虹桥机场事件,在上海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对中国扩大侵略的又一重要步骤。昭和天皇不仅密切关注和支持了上海战役,还积极参与了具体的战争指导和战争决策,直接推动了事态的不断扩大。     

民国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述论

民国时期,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予以了一定程度的重视,统一了水政,颁布了《水利法》,制定了抗战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方针、纲领和战后发展计划,并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拨款,对农田水利事业予以扶持,新建、改建、扩建了许多农田水利工程,增加了灌溉面积,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增加了农民收益,为抗战提供了军需民食,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农田水利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     

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价值取向的嬗变

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积极推进行政改革,使行政改革伴随于改革开放的始终。每次行政改革都有特定的背景和明确具体的目标：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同步,行政改革也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并向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方向发展。期间,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也在演化与调整．可以概括为从效率为主导向更加注重公平的转变、从政府集权向社会分权的转变、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的转变、从适应政策调整到积极推进体制创新的转变,是建设人民满意政府的价值理性回归。     

社会养老体系建设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川东地区达州市为例

近年来,在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委的积极推动下,我国社会养老体系建设有了较大发展,但整体上还处于初始探索阶段。在政府责任、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及民间组织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因而在社会养老体系建设中要抓住建设的主要矛盾,积极探索社会养老体系建设的有效对策,通过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大力发展社区经济及社会养老结构、促进民间养老组织发展、培养老年服务人才等途径,全面构建老有所养的良好社会环境。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西赴日留学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中止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山西在日军的统治下建立了日伪山西省公署,在日伪华北临时政府安排下,曾先后向日本派出了四批共44人的留学生。在此期间还有部分在省外就学的山西籍学生通过其它的途径留学日本。抗战期间的山西赴日留学,是非常时期的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的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切实把社会各阶层青年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战时轨道,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展开了全面的青年动员工作。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成立青年动员工作领导机构,建设、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在国统区,发动了广大青年推动和支持国民政府坚决抗战,争取民主,促进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在日占区,秘密发展抗日青年组织,动员青年与日本法西斯和汪伪政权展开英勇机智地斗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日本侵华对中间势力的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炮声,唤醒了广大中间势力,使其转变了一贯依附于蒋介石集团的政治立场,积极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建立各种组织,凝聚起抗日救亡力量;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竭力呼吁停止内战,共御外侮;首倡和维护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积极创办刊物,宣传抗日救亡;抢运战区物资,努力开发后方经济;奔赴抗日前线,血洒疆场,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建筑文化的“和魂汉才”之路

本文主要从"日本建筑文化的源流"、"日本传统建筑文化的‘和魂汉才'之路"、"日本建筑文化的特点和可借鉴之处"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比较了中日传统建筑文化上的某些相异之处,并探讨了相异的内涵,反映了日本建筑文化在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同时,积极寻求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发展之路.这对于我国处于对外开放时期的城市建设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李济深与中共的长期合作

李济深是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九·一八"事变后,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在抗日救国斗争中结成革命组织和救亡团体,高举联共抗日旗帜,积极呼吁国共合作,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济深坚持与中共的全面合作,共同抗战,反对国民党妥协分裂,进一步为维护国共合作做出重要贡献.1948年1月1日,李济深联合国民党民主派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国民党决裂.解放战争后,李济深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简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

日本吞并朝鲜以后,为了扩大其在东北的权益,有意制造了朝鲜人的双重国籍,导致了在东北朝鲜人国籍问题上与中国的对立与冲突。纵观“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可以得知,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为止,日本都没有在朝鲜真正实施“日本国籍法”,也没有允许朝鲜人归化。这意味着朝鲜人不具备国际公法上的日本“国籍”。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国籍政策,严重地违背了近代国民国家普遍公认的移民可基于个人意愿自由选择国籍的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企图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