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党的建设制度发展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个主体性要素构成,其中政党具有领导功能,社会主义原则与"党建国家"的路径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中更是起到了核心推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党的建设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也对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随着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定型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与制度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由此决定了党的建设也必须在制度化以及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上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党的建设制度发展应该从政治结构空间和要素结构空间两个维度入手,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党的治理制度以及党内管理制度等四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目标和要求,还是我国推进全面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因而其提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多是从上层建筑方面来提出的现代化,突出的是通过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适应性调整,来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加快生产力发展步伐。由此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我国现行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一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符合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也要体现本国特色,与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相适应。就我国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目标取向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因此,其标准必须既体现现代社会对国家治理的一般要求,又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要求相适应,其构成要素必须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国家现代化总进程的重要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基本实现,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达到。现阶段,应当从四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用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三是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抓手,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大学治理体系和大学治理能力建设论要——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大学治理体系是按照治理本质和大学规律组成治理大学的规范系统,其系统彰显的治理理念、大学精神、治理效能构成大学治理能力。大学治理体系与大学治理能力建设具有相互激励、互相建构的关系:治理能力需要在治理体系中得到孕育,治理体系中蕴藏的理念、精神、效能需要治理主体激发;治理体系是通过具有治理能力的主体进行建设,不断完善。显然,大学治理体系建设应基于大学规律架构大学利益相关者互动博弈的一种治理框架,大学治理能力建设应基于大学治理的目的描绘大学治理主体具有应对大学的不变事务与动态事务和培养现代化人的一幅能力图景。因此,大学治理体系和大学治理能力建设不仅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前沿,而且构成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方面,这将对化解我国大学内外各种紧张关系,以及对我国大学当下综合改革、大学协同创新等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蕴、内涵与路径

推进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疆稳定、发展以及强盛边疆方面具有多重意蕴;梳理"边疆治理""中国边疆治理体系""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核心概念,是在理论上建立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上,未来边疆治理应着力实现"五力并举、富边强...     

大都市治理体系的国际比较与中国特色研究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都市承担着重要的治理创新任务。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面临许多共性问题,如社会分化、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各类公共安全威胁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治理体系、城市治理体系与西方典型治理体系相比具有结构上的鲜明特征,主要表现在纵向强联系、横向双机制主导、统筹能力较强,中国大都市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可以总结为“编织模型”。面对未来城市的系统进化图景,需要进一步发挥这一模型所蕴含的治理优势,为全球大都市的治理优化探索新路径新方案。     

现代国家治理是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

德治与法治是统一的社会治理过程,欲致国治,必先治德,这是国家治理进程的基本规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德治与法治统一的规律,大力弘扬科学理性,大力张扬法治权威,大力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大力推进实践创新,把人们的思想意识引导到推进科学发展,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梦上来,使良好的道德风尚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     

中国政府治理问题新探（专题讨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保障社会公平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保障社会公平的强烈意愿。与管理相比,治理的内涵更能彰显社会公平理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加强国家治理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健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保障社会公平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保障社会公平的强烈意愿。与管理相比,治理的内涵更能彰显社会公平理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加强国家治理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健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     

基层治理适应性创新探究——敏捷—韧性治理模式的逻辑进路与实现路径

数字化变革及其伴生风险,给基层治理体系优化和治理能力提升带来巨大压力和新的挑战。如何将数字治理的技术优势与政府治理的制度优势相融合,破解传统治理模式的适应性困境,是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敏捷治理理论和韧性治理理论构建敏捷—韧性治理模式,并从适应性结构、过程和功能维度进行适应性创新框架分析得出结论：在结构维度,强化治理结构多元化、业务事项标准化和治理业务平台化的适应性创新;在过程维度,注重应急态的敏捷应对、后常态的危机恢复与调试学习、常态化的韧性规划和韧性建设;在功能维度,开展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治理技术的适应性创新。同时,设计基层治理能力提升路径、资源与平台整合路径和组织文化变革路径,实现组织在复杂风险和新技术环境下的动态适应性以及创新绩效的达成。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理论的兴起是与政府的失效和市场的失效联系在一起的,是为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的不足应运而生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而国家治理体系是指所有参与治理的主体活动的相互结合所形成的总体状态。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各个治理主体,特别是政府在治理活动中所显示出的活动质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要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造条件,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治理体系的核心——政府,彻底改掉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严重的弊病,以全新的面貌来迎接这一艰巨的任务。     

论法治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意义与价值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为基础,国家治理能力以法治为保障,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宪法和法律法规为规则载体的法治体系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国家制度协调运行的保证。法治所体现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导向,是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所必须依存的规则。法治本身所特有的组织管理、规范校正、惩戒救济、激励引导功能可以协调平衡不同治理主体的思想观念、利益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借助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引导,整体性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马克思国家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从一个学术概念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国家理论上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和职能的认识,为实践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为我们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困境,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中国城乡治理的升级再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治理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瓶颈问题.一是一定程度上存在模仿西方的倾向,有模式化、类同化和形式主义做法;二是片面发展城市而忽略乡村,存在失衡、失当和去乡村化倾向;三是偏向外援,忽略内动力,缺乏发展后劲.这亟须对城乡治理进行升级再造,突破固化僵化思维,获得全新的变革发展.四川天府新区的"公园城市""公园社区""乡村梦"等新探索,可为中国城乡治理提供借鉴.今后,应真正改变对城乡治理的错误理解认识,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理念与方法,快速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城乡治理制度特别是内部制度创新,强化城乡治理的内在发展动能,以智慧特别是民间智慧提升城乡治理能力.     

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环节。应当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强化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理念,认清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现实挑战,选准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技术路径,加快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法治与国家治理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法治都扮演着“轨道”角色,即发挥着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依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是国家治理效能的保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就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社会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精细化,使社会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律制度治理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社会的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进一步改革社会治理体制、不断丰富、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的模式转换与逻辑演变——以环境卫生整治为例

运动式治理、项目化治理和合作式治理都是为克服常规化治理资源匮乏问题而设计的。本文以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环境卫生治理为案例,分析国家治理逻辑的发展变迁。文章从科层化—社会化和控制—激励两个维度将国家治理模式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指出三种模式的依次转换源于资源动员机制。尽管三种模式的逻辑各异,但都需要实现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项目化治理已经替代运动式治理,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项目化治理面临多种困境,由项目化治理向合作式治理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突破路径。     

中国式区域治理体系、机制与模式

中国式区域治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治理、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治理什么和怎样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发展是区域内、区域间竞合共赢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国式区域治理呈现出从单中心到多中心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共生演化逻辑,更加注重通过系统架构、创新驱动、优势再造、实现共同富裕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来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突破区域发展的各种约束,寻找新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基于此,提出“体系-机制-模式”(SMP)的中国式区域治理分析框架,建议完善以政府网络为核心、市场网络和社会网络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体系,拓展网络化、生态化等多样化区域治理,提升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确区域治理的核心机制,构建以科层、契约和合作“三位一体”为主的多元化治理机制;通过有效的区域治理,在政府层面形成价值共同体,在市场主体层面形成经济共同体,在社会民众层面形成命运共同体,最终为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三重共同体”模式这一新思路。     

通过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70年情感治理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化转向

情感治理不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维度,更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方式和手段的结合。从情感治理的视角考察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基层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情感治理并不只作为一种新近出现的治理维度,而是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独特的实践内容。中国特色情感治理与中国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与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国家治理进程相互交织,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三阶段演进同步发展,从对情感进行管控,走向依情感的治理,最后回归治理的情感需求本身。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传统的情感治理表现出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受众、评价与效果等诸多困境,社会工作因其可以提供更加个体化、精细化和多样化的专业服务,全方位满足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愿望过程中的情感需求,进而适应情感治理现代化转向,最终实现现代情感治理的社会功能和综合效果。这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实践发展找到新的功能与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