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国内明清士绅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士绅最终形成。士绅拥有知识和功名,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特权,代表国家控制基层社会,他们在地方上也担负着多种社会职能,主宰着民众的社会生活,处于官民中介的位置。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士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士绅的内涵、地位以及作用等等。     

客民、地方社会与白莲教空间扩散——以清乾嘉之际鄂西南来凤县为中心

本文以鄂西南来凤县为中心,探究清乾嘉之际客民、地方社会与白莲教空间扩散的关系.在清乾隆后期白莲教自鄂西南扩散至湘西、贵州地区的过程中, "流动性"的客民生计方式是白莲教得以超越地方、远距离向外扩散的重要原因,也是白莲教在数省间形成松散的宗教网络的重要原因之一.     

浅析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制度

中国传统的统治模式, 国家机构的直接统治只到达县一级, 县以下基层社会主要由士绅阶层和宗族势力控制, 并辅之以保甲、里甲制度, 负责征收赋税, 摊派徭役, 征集兵丁, 维持治安。皇权对于乡村社会更多地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清末西潮东渐,传统儒家思想体系衰落,社会结构巨变,乡村精英士绅阶层大规模流入城市,造成中国乡村士绅质量蜕化,土豪、劣绅一类人物进而占据了基层社会权力核心,尤其自义和团运动后乡村社会秩序趋于失控。清末“仿行立宪”, 考察各国宪政, 谓地方自治为“立宪之基础”, 同时民间社会也大力鼓吹地方自治。清政府于…     

官绅互动与万历年间的南京社会:以丁宾的活动为中心

在明清时代,官绅阶层是支撑中国地方社会及其发展的重要力量。万历后期曾任职南京多个衙署的著名士绅丁宾,在二十余年的行政工作中,对留都南京以至整个江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社会基层管理、南京江防整顿、水陆交通维护、灾变应对与社会控制等许多重要时刻,丁宾以其个人的力量,以及与朝廷至地方各类官绅们的积极联系、频繁互动,无形中已营建起广泛的社会政治网络,使整个帝国最为繁荣的江南得以平稳发展,留都南京的社会控制颇见成效。江南士绅力量及其影响在其间无疑也得到了有力的彰显。     

晚清公局与地方权力结构——以重庆为例

公局是由政府临时设置、地方士绅控制的办事机构,其职能涵盖地方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赋税征收、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护等.在具有移民社会背景的清代重庆,形成了由八省客长(移民客商)与"三里绅士"(本地绅粮)分别掌握、领导的公局机构:保甲团练局与三费局,夫马局的管事局绅则经历了从客商到本地士绅的转变过程.本文以<巴县档案>为基础,详细勾勒了清代重庆不同的公局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的作用及移民/地方士绅为公局控制权而展开的争夺,提出认识晚清地方公局体制中的士绅的行为既要注意到他们利益的一致性,同时更要注意到其相异性.     

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

多年来,围绕地方官府权力下移问题,一批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这种权力下移主要发生在中唐以后,尤其是宋元明清比较典型。由于唐宋社会变革,国家、士绅与宗族在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或角色功用,相继发生了重要转换。中唐以后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间的框架关系,恰是在三者的角色功用转换中得以重新组合缔结。换言之,国家对乡里社会的支配方式、士绅与宗族的角色功用等重要转换及互动,促成了宋元明清基层社会秩序的新构建,所谓"地方官府权力下移"的奥秘,即在于此。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士绅传统——基于“国家——社会”互构的视角

“士绅传统”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由来已久,士绅群体一直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殊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是社会的“中间阶层”,构成中国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一维。纵观士绅的形成和发展,特定时期的确存在“土豪劣绅”现象,但总体而言,士绅充当着沟通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桥梁”,有效回避或缓冲了因国家与社会相分离而产生的冲突,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面的平稳。时至今日,在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深入发掘士绅传统中的优良因子,一方面可为“中国之治”的纵深推进提供本土化治理经验;另一方面,希冀更好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演变述论

明清江南社会基层组织系统大致包括官方基层组织、民间基层组织,以及官民共建的基层组织等三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之下又各有不同的具体组织,其功能前后变化,互动互补,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管理、控制网络。在这个基层管理网络的变化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是推动基层组织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士绅阶层的积极活动则有力地促成了这一变化。     

近代士绅阶层的分化与基层政权的蜕化

随着近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文化变迁,传统的士绅阶层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并由此形成士绅阶层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动。士绅阶层的分化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社会根基,并且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起了“中介作用”。由于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低度发展和城乡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作为传统农村社会“精英”阶层的士绅们大批流向了城市,从而使农村基层政权落入“劣绅”之手,造成清末民初乡村政权的严重蜕化。农村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和激化,造成了基层社会的无序和骚乱,并由此形成中国革命的一个突破口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以湖北阳逻培心堂为中心

培心堂是在清代后期基层社会自治化倾向不断加强的背景下由当地士绅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慈善机构,其延续一百余年的生命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与社会关系在近现代社会中的变迁.     

略谈清代青海的士绅

关于清代士绅的研究要么以全国范围的整体研究为主,要么以江浙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区域研究为主,而青海作为西北边远贫瘠的民族聚居地,对该地士绅的记载见于数量很少的清代地方志等文献中。本文希望借助有限的资料来分析青海士绅的性质和特点,勾勒出清代青海士绅的概貌。此外,通过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的活动,分析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重点反映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经世”传统视野下晚清湖南士绅威权的建立与转化

湖南士人"理学经世"的传统,不仅使得晚清的湖南士绅群体富有"内圣外王"的士君子人格理想以及"心忧天下"的政治关怀,他们还在"实学致用"实践中,实现、扩张了地方范围内政治诉求、实现了由知识通往权力的转化过程。湖南本地书院的兴盛培养了一大批"经世"人才,湘军由此崛起,又反哺了湖南士绅群体,并进一步加强了其权力地位。随着戊戌维新时地方治理之实践在湖南发生,湖南士绅威权及政治需求在此时达到一个时期的顶点,清代乃至近代湖南士绅威权的产生、发展及转化过程中,湖湘学派、学风之中的"理学经世"传统的作用贯穿始终。     

试论传统社会中地方士绅的法律人角色

在传统社会,士绅作为地方精英和实力阶层,在地方社会民间法的创制和民间纠纷的解决中扮演着重要的法律人角色.尽管士绅的法律人角色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亦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节省了国家的法律成本(立法和司法),更重要的是,彰显了在强大的专制王权之下地方民众具有借助民间法实现一定自治的能力.     

明代广东士绅的地方教化运动

明代广东地方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与当时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但同时也与当地士绅所开展的地方教化运动息息相关。本文考察了明代广东士绅的有关地方教化内容、途径、手段及影响,兼及探讨了当时广东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些问题。     

明末战乱中河南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明代后期,河南归德府文化发达、科举昌盛、缙绅望族势力在当地占据支配地位。明清鼎革之际,这一社会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末战乱中,社会各阶层纷纷反抗以士绅与世家大族为主的支配体系,由此展开了一场情节极其复杂的动乱图景。明末战乱后,归德府的世家大族逐渐走向衰落,士绅阶层与世家大族的支配体系开始瓦解,地方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变过程。清代以来归德府的世家大族支配体系不断解体,但又未能形成类似于华南地区的地方自治机制,难以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近代以来的各种社会动乱。     

明清广东人的风水观:地方利益与社会纠纷

明清时期的广东,在官府与士绅阶层的带动下,风水观念日益“深耕化”,民间风水活动十分兴盛。士绅阶层、家族势力还往往利用所掌握的风水知识,争夺并控制有限的地方资源,维护家族或者地方的利益;利用风水划定生存边界或者利益边界,引起不同社会群体对资源的争夺,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日益动荡。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理念与现实的调和:宋代以降宗族重建思想的历史演进

宋代以后,宗族之所以能走向庶民化,其原因在于士绅—官僚阶层在宗法理念上的突破。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使得乡村社会重新面临再组织化的问题,原有的士绅阶层在此率先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出于现实的需要,提出了在士绅—官僚阶层建立宗族,之后又把宗族的理念不断推向了民间社会。从北宋到清代中期的长时段中,宗族重建的思想也从原有的家世延续的血缘团体组织向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组织单位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