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了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清末民初留美学生社团组织分析

留美学生认为国家建设取代政治革命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 ,建设需要掌握建设之知识 ,培养建设之技能与精神。美国作为他们建设祖国的模本 ,其无处不有的社团组织使他们认识到 ,组织近代社团是富国强兵、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建设方案之一。他们广泛组织学生会和学术性社团等 ,锻炼民主经验与演说辩论能力 ,培养公平竞争心理 ;团结专门同志砥砺学问 ,以发展中国学术 ,为祖国建设进行知识积累。留美学界社团组织的发展及其特征 ,是美国社会与中国社会联姻的产儿 ,是一代中国知识精英社团建国方案的尝试与实践 ,切合了当时国内文化建设与文化革命的需要 ,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吁求提供了基础 ,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     

论合作治理的生成:从控制、竞争到合作

合作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系统在后工业社会不断自我建构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社会治理的控制追求、"分工-协作"逻辑、科层制垂直组织架构以及"中心-边缘"结构全面扬弃和超越的治理模式。传统社会治理出现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控制追求的二律背反以及在治理领域中竞争逻辑的自我否定。因此,实现"善治"需要从多元合作的维度去重构一个行动化而非制度化的社会治理网络,建构一种弹性迅捷、相互信任、资源共享、平等协商的合作治理行动者系统,共同应对不断涌现的复杂公共问题。     

社会多元治理体系下公共组织的角色定位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上社会治理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由公共组织垄断的局面开始瓦解,服务行政、多中心治理、民主行政等术语开始成为公共行政的主流语言。21世纪的公共行政必然是一个需要整合各种形式的组织,并竭诚为民服务的行政模式。那么我们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在这种施政主体多元化的浪潮中,公共组织的功能和作用会不会逐渐弱化呢？它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学分析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学分析来看,执政党推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导性力量。其中,执政党精英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力量,执政党权威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执政党政策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方式。而社会成长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力量,市场经济的发育、社会组织的崛起、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网络技术的勃兴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还需要在党内力量与党外力量、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顶层力量与基层力量、网上力量与网下力量的良性互动中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及其方式演进

乡村是社会的基础,乡村治理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村庄治理一直在实践中进行各种探索。我国的村庄治理经历了传统社会痕迹的宗族治村、传统管理方式的精英治村、经济社会大变革浪潮下的富人治村和适应新形势的大学生村官变迁,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大学生村官政策建立的理论基础探析

从某种意义上看,乡村治理理论、精英理论、职业化理论为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大学生村官政策是乡村治理模式发展的必然产物并推动着农村从精英治理向自治治理转变,同时也是农村基层精英循环和政权监督的需要,并为构建大学生村官长效机制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精英治理的合理性分析:成本、效率与秩序的优势

精英治理合理性来自组织活动的必然要求,治理技术上的要求使精英治理具备了合理性的基础。在政治上精英治理,从成本、效率与秩序等方面的分析比较都优于大众治理。大众民主的迅速扩张冲击了精英治理的合理性,精英治理向后退却,大众民主的扩张使精英治理"后退"到更深层次,专家与技术人员的治理成为新的精英治理模式。精英治理也不仅仅局限在已经被选定的精英群体之内。新的精英将出现在任何地方,而大众式民主在技术条件改进的情况下会进一步发挥其精英选拔与精英更新的作用。     

透视专家的影响力：农村基层文化治理中体制内治理精英的行动逻辑研究

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是衔接党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农村文化治理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基于源发动力的差异,农村文化治理可以分为外源式文化治理和内源式文化治理。内源式文化治理强调积极挖掘文化发展的内源发展动力,在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中将主流价值与乡村社会有益文化有机融合。外源式文化治理则强调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以主流价值为标准,去硬性地改造乡土社会传统价值,以达到价值灌输的目标。然而,两种文化治理模式在实践中皆存在一定的瓶颈,即多元主体间的话语争夺和社会构件取向与社会建构取向之间的张力。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保险业治理体系重构初探

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传统保险监管模式亟待重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带来当代社会治道的变革和治理结构的变化,传统监管模式将被公共治理模式所取代;转型期市场经济阶段,在改善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之上,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治理参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金融风险的传递明显加快,需要引入全球治理模式.后金融危机时代,提高保险治理体系有效性,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国际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模式.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协同治理"思想探析

在黄宗羲的时代虽还没有协同治理这个概念,但国家治理需要统治者分工协同的观念古已有之.黄宗羲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君臣协同治理的思想观念,并以此作为批判和否定"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具备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同时,黄宗羲还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构想了他认为合理的君主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将原来只是着眼于巩固君主统治的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新民本主义.黄宗羲的国家治理社会协同的思想对启蒙近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质上是出于维护和改良君主政治的需要,还不能说是近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思想.     

检视与重构：多元竞合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探析

我国乡村精英治理格局因社会条件、制度基础和精英替代已经由一元转向多元,文章通过华共村个案的研究,提出多元竞合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能够弥补一元治理的缺位,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推进基层民主,同时也分析了制度建构多元竞合治理模式存在合法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困难,并提出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此种治理模式的建设。     

制度化吸纳与一体化治理: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在传统社会,我国以农业立国,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秩序稳定与延续的基础,对其进行官治主导的治理就成为制度化的必然选择,而官治的刚性缺陷、国家能力与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乡村社会的目的需要新的可控制的治理权威。乡村社会中既有的宗族权威作为一个有效的联合对象,成为官僚制度吸纳的另一个权威体系。这样,在传统乡村社会就形成了官治主导、族治辅助的一体化治理。     

权界意识的生长: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形成与国家转型

本文从社会心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个体化社会形成的历史社会进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个体意识、家族意识而无权界意识,这是一个家族制社会;革命后,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是用国家意识去铲除个体意识,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社会;市场化改革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界定产权,将人从集体庇护关系中解脱出来,确立权界意识,这种社会心理结构的转型,为中国个体化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深层的心理基础.相应地,现代国家的成长,也意味着从传统的家族式统治、计划时代的单位式控制向对公民个人的法治化治理转型.     

农村社会组织环保潜能研究

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困扰农村社会的一项重大难题,传统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农村环境治理的需要,单一的治理主体和以利益为导向的治理机制已成为目前农村环境治理困境的主要表现.环境问题的地域性特征和农村社会组织具有的先天优势决定了农村社会组织能够承担起农村环境治理的责任.因而,探求农村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治理模式是农村环境治理的发展方向.     

革命视角下的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

农民以革命方式参与政治的动力,来自乡村社会的阶级冲突、革命政党的动员和组织、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通过投身群众运动、参加政治组织、谋求政治地位、监控基层精英、提供物质资源等方式,农民群众为革命政党和革命政权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性输入,使革命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成为可能。     

论城市竞争与产业地域分工的冲突——兼论“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

产能过剩源于不顾比较优势原理局限条件——分工的社会基础——而造成的城市竞争与产业地域分工的冲突。遏制产能过剩问题的根本之道是回归市场主导的经济体制,但需要使竞争机制与社会治理机制在资源的空间配置过程中相辅相成、互有补助。从这一观点出发,现阶段我国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着力点应该是在完善城市竞争的资源配置功能的同时,重新构筑以大都市区为地理单元的区域治理新体制。     

From Rebelling to Revolutionizing:Ideas of Safeguarding Home,Class and Villag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Focusing on CPC and Broadsword Groups in West Anhui

皖西大刀会,作为民间自卫武装团体,带有浓厚的迷信传统及地域保土意识,它的存在是对乡村权力网络结构的一种牵制,并不自觉地通过反政府的叛乱而不断被政府化,也被地方精英默许为非体制力量的存在。中共革命从城市转入乡村过程中,皖西豪绅多组织大刀会团体以图自保,这样,中共就必须将大刀会从地方性叛乱势力转化为全国性革命势力,或者说将大刀会叛乱这种传统乡村集体行动形式库转化为自主跨地域性、强组织性并带有浓厚阶级性的现代集体行动形式库。在革命践行中,中共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进行调适、分化瓦解,最终成功达到瓦解其组织,并使其会众步入革命阵营,成为革命的同路人。     

司法协同治理的运行逻辑与实践路径

传统的单一部门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日益多元的社会治理问题,系统治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新方式。从系统科学视角来看,如果将社会治理看作一个复杂巨系统,司法治理系统则是其子系统。司法治理系统自身及其与社会治理其他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可产生超出个体效应的叠加效应,从而促使和谐理性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形成。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的协同论深入分析司法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和运行逻辑,可为探寻司法协同治理的实践进路提供理论支撑。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从战略协同、规则协同、组织协同、实施协同和环境要素协同等多个维度建构司法协同治理机制,可为达至“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提供可供选择的路径。     

社会网络视角下政府应急组织协同治理网络结构研究——以中央层面联合发文政策为例

以政府为主导的应急管理体制是我国应急管理的基础,政府应急管理组织结构也是应急管理领域不可回避的基础且重要的研究议题.为减少政府组织的应急协同失灵,本文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厘清不同类型突发事件的政府应急组织协同治理关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清晰描绘了组织内部不同突发事件的应急协同网络结构,并提炼和归纳出四种网络的模式和特点.依此研究指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应急协同网络分别为节点地位平等的紧密—分工型、单核主导的松散—协作型、节点地位平等的紧密—协作型和双核主导的松散—分工型.政府应急组织协同治理网络的困境主要在于负责部门与协同中心不匹配、度分布不合理、不同突发事件类型间应急协同不足.以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提出三重策略包括节点优化、整体网络优化和应急协同网络间优化,是提高政府应急协同能力和绩效的重要方法,有助于加强和完善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