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形成与意义

近代社会,人类的信任关系从习俗型的信任关系转为契约型的信任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信任关系也是工具理性的体现.契约型信任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契约型信任关系也在人类信任模式上实现了变革.但是,在本质上,契约型信任关系是人与人疏离和不信任的结果,是形式化和工具化的信任,揭示近代以来人类信任关系的这一性质,其目的是要扬弃这种信任形式,恢复人类信任关系中的实质性内容.     

公民政策参与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思考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信任不仅对经济的有效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更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既是公共政策过程科学性、有效性、准确性和公民参与性的前提,也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然而并非每种类型的信任都对公民的政策参与意识有良性的影响.本文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例,对现实生活中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的发展现状进行考察,并对这三种类型的信任对公民政策参与意识的影响进行实证层面的剖析,探讨如何培育合作型信任从而促进公民参与政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有效途径.     

论契约型信任关系的理论原型 --怀疑主义和社会契约论视角中的信任关系

近代以来,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属于一种契约型信任关系的类型,这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在理论上可以从怀疑主义和社会契约论两大理论传统上得到理解.怀疑主义哲学对陌生人社会普遍怀疑所作出的揭示,为契约型信任关系的确立提供了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思想前提;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哲学传统在对契约社会的逻辑论证中指出了契约原则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两大理论传统,可以对近代以来人们之间的契约型信任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     

论组织化社会中的信任

人类社会的进步体现在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上,工业社会已经可以称为"组织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与社会的组织化相伴生的是一种契约型信任.契约型信任从属于以分工一协作形式出现的集体行动的要求,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制度化的信任,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从契约型信任在工业社会的表现来看,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能够使整个社会的行为成本降低.特别是在组织活动中,是增强组织凝聚力、提高组织效率的有效途径.在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信任的秩序功能将会日益凸显出来.     

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的重构

在增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发利用信任资源。信任的秩序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为人类合作的主导模式,合作型信任为合理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研究立足点,良性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合作信任作为其文化建设体系与社会整合机制。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关系研究——兼论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构建

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审视政府信任关系,既是基于治理理论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理论契合,又是基于解决当前治理问题的现实诉求。重塑当前政府信任关系的困境在于,政府与公众因受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封闭性、公众对政府预期的满足值以及公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府与公众之间合作的不足与信任的缺乏。因此,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成为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信任关系和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结构化分析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从其结构化特征探讨政府信任关系的初级形态,我们发现,人类社会的第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在横向组合维度上,是立足于农业社会的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在纵向聚合维度上,表征于传统社会组织结构与依附性秩序之中。这两个维度,又在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行为模式中实现了整合。     

政府信任关系的研究路径与缘起

在历史的宏观视野中,与三种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也存在着三种政府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的、契约型的和合作型的。研究政府信任关系需要从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秩序、制度、权力出发,进而在价值、意义、文化的层面上展开。其中,秩序可以成为政府信任关系研究的起点。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来探讨政府信任关系,我们发现,人类社会最初的一种政府信任关系类型属于习俗型的,这种信任关系又是深植于农业社会的秩序要求的,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等级状况决定了它的基本特征。     

政府信任、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一种公共视角

政府信任被视为公民基于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实现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与合作关系,亦包括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政府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核心,它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因而需要将其置于一种"公共"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在此基础上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政府信任。在此逻辑和框架下,构建一种合作型"信任--治理"场域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与公共治理实现的路径选择,也是政府信任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的历史变迁

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是政府信任关系的初始类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经历了从信任关系载体的整体同质性走向异质强制性的变迁,从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与人相异化的性质.农业社会后期"压制型法"出现,预示着习俗型政府信任关系边缘化.     

民族复兴史上的三大历史“飞跃”

本文认为,民族复兴也是一种考察、解读中国近代历史的历史观,而所谓民族复兴史上的历史飞跃,系指民族复兴道路上取得的历史性的、阶段性的巨大进步,是符合整个民族共识的巨大进步。由此,本文认为,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历史飞跃,应该是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改革开放。本文详细分析了上述三大事件对中华民族复兴史的意义。     

中国史研究在历史观上的三大误区

从 2 0世纪 30年代至今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研究走过了 70多年的历程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集中反映在中国史研究在历史观上的三大误区上 ,极不利于中国史研究开创新局面。兹就管见所及 ,对中国史研究的三大误区略作论述 ,就教于方家。误区之一 :“规律”至上论　　这是就史学研究的目的来说的。历史研究为什么 ?一致的回答是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这答案本不算错。通过史学研究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 ,才能鉴往知来 ,指导人类社会健康地向前发展。规律 ,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联系 ,是决定事物本身内在的单纯的…     

《三国史记》夫余史料解析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涉及的26条夫余史料,对夫余历史研究的价值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利用这些史料研究相关的夫余王,如大致推测带素的在位时间、夫台与尉仇台的关系等;二是《三国史记》采自朝鲜古籍的相关史料,可与中国正史中的一些史料互为补充,它对夫余王系研究具有一定价值;三是这些史料对夫余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中国古代三大治世的历史成因

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三大治世。三大治世的形成轨迹有着惊人的相似:盛极一时的殷商、大秦和强隋的覆灭,使西周、西汉和大唐初期的统治者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忧患意识的作用下,三个王朝初期的统治者自觉地以前朝兴亡为借鉴,全面实施以惠民政策为核心的基本国策,高度重视以勤政廉洁为准则的吏治建设,从而造就了三大治世的辉煌成就。而西周礼乐、汉武盛世和开元盛世则是由三大治世孕育而来的文明景观。三大治世历史成因的一致性,显示了治世缔造和盛世形成的过程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规律。     

《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所载三国史料辨误二则

指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八》中,陈述“建安四年（199年）孙策取合肥,以雍为合肥长”和“（正始）四年司马懿拔皖”的两处失误,为人们研究三国时期合肥、皖城问题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文献资料。并以此去继承顾祖禹经世致用的精神,以提高史料研究水平。     

历史文化--论历史在生活中的地位

一段时间以来,学者们关于历史学应当选取的研究方向以及方法的辩论多集中于"社会"和"文化"这两个术语的对立.而"历史文化"所指的便是经年以来对历史回忆在公众社会中的作用进行总结的现象积淀;它从概念上将不同现象综合到文化生活的整体领域中,发挥的是范畴的功能;同时,也可以将历史文化定义为历史意识在一个社会的生活中对实践有效的表现.就其特性而言,历史意识首先是一种以历史回忆的方式进行的对时间的诠释,再者是以回忆功效的形式叙述故事.因此,历史文化是通过历史意识完成的历史回忆,这种回忆以历史意识主体的行动和自我关系的方向规定之方式完成生存实践的时间导向,并可划分为审美、政治和认知维度.而那种使上述三个维度保持相对独立并同时使它们产生相互批判关系的历史回忆能够最佳地完成其文化导向功能.     

阐释的历史与历史的阐释

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阐释和重释,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其中既包含有因历史的变动而引起的阐释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的变化,也包含有这种阐释和重释活动的历史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所隐含的一种阐释的契机或者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重释何以成为可能?重释经典需要注意哪几个原则?支持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学理资源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亟需解决。本期文学版特邀请於可训、陈漱渝、秦弓、王宁四位教授对上述问题作了多角度的探索,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通过合作和信任把握历史的脉动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合作和信任的问题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背后,包含着人类走向后 工业社会伟大变革的内涵。在后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生活方式建构和行为模式规范上,都需要基于合作和信任 来进行。而且,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也将会证明合作和信任是共同体生活必要的基础。     

历史理性与历史感

在史学实践的范围内,历史理性可以理解为人们在把握过去时的精神结构和智力装备,历史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于人事变易无常的意识、对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异同的敏锐感受、健全的历史观、开放而自我克制的历史想象力、微观研究与宏观视野的结合,都是历史感在史家史学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分析学派的和叙事主义的史学理论都未能将历史感纳入自身的研究焦点。史学理论的当前转向为历史理性和历史感得到更为清晰的理论阐发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