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子》中的帝王治道思想

先秦诸子百家皆欲以其学说影响于政治,而当时政治的集中表现就是“帝王治道”。在古代,“帝王治道”是一个治国理政的大概念,它可以包含很多内容,并非为孔儒一家学说所包揽,而需要诸子百家对之加以补充和丰富。《老子》一书是先秦道家最重要的代表作,从思想的倾向性来说,《老子》的立场常常与儒家相对立。《老子》主张“反者道之动”,其反向思维恰恰可以弥补儒家的缺失和盲点。本文从“以道修身、以道治国、权谋思想”三方面论述《老子》一书中的帝王治道思想。     

《老》《庄》《易》中“象”的哲学体系及文化影响

中国文化具有历史悠久的“尚象”传统,而《老子》的“象”论则是中国古代关于“象”问题最初的哲学探讨.《老子》中的“象”作为“有无相生”的“意象”呈现,同时沟通着“道”“器”二元,并以其为中介建构起关于世界存在的“形—象—道”的本体论结构.这一结构经由《庄子》和《易传》的继承与发展,又衍生出“象一罔—玄”的认识论结构和“言—象—意”的语言学结构.《老》《庄》《易》有关“象”的哲学体系,作为中华传统“尚象”思维的反映,对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说与不可说——《老子》道言观再探

《老子》之“道”作为宇宙的最高原理及终极存在,乃无形无象无限之大全;“言”因指涉经验世界而落于形迹。“言”之表达的有限性与“道”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距离与冲突。为了解决“道”与“言”之间的紧张,《老子》提出象征、“正言若反”等言说方式,以方式之改变来战胜“不可说”之困境。然此皆为“方便法门”,惟有于“无言”之静默中方能臻入“道”境。另外,《老子》之道言观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思维方式、科学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老子道论的自然主义倾向及其影响

老子道论语言简奥 ,包含诸多不同的思想倾向。本文着重探讨以“道”为中心的自然主义倾向 ,“道法自然”的基本原则 ,“有无相生”、“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和直觉体悟的认识方法 ,以及它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和现实意义     

模糊思维与语言艺术——兼论道家思想对传统修辞的影响

“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模糊思维被看作近代科学领域提出的新问题、新概念,其实中国古代哲学家早已率先论及。《老子·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里讲的虽然是老庄的泛道论,但实际上已经潜在地提出了模糊思维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美学化,所以这个论述也道出     

老子和汉族古代思想文化

老子是汉族古代有着无与伦比智睿的学者。老子的学术思想,以及流传至今、基本上保留着老子主要思想的著作《老子》(又称《道德经》或《老子五千文》),包含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是汉族古代思想文化宝库中一颗绚丽夺目的明珠。《老子》一书早在中国唐代时,已被译成梵文传到国外,今天世界上仍有日文、英文等译本在各地广泛地传播着。所以说,老子是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汉族古代文化名人。     

老子的宇宙创生观与现代量子宇宙学

老子的宇宙创生观与现代量子宇宙学杨克忠，沈有根一、“道”的两重性质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老子第一个赋予“道”以宇宙本根的含义，①《老子》之简练精深却令人扑朔迷离。误解甚多。我们认为，在《老子》中“道”的本根意义是通过用“无”与“有”这两个概念来确定其理...     

严复《〈老子〉评语》略析

严复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在评点《老子》时,将老子之“道”与斯宾塞之社会学思想互证,以“无为而治”来比附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用“为学”与“为道”的统一说明《老子》具有与西方逻辑学相通的科学思想,并将“道”与西方的自由、平等、进化、文明等概念相疏通,这些都具有浓厚的中西会通色彩。这种会通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论《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老子》是我国古代道家学派的一部重要代表作。记述了春秋后期老聃的基本思想,约成书于战国。《老子》一书,文约义丰,短短的五千多字,建立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而在这个总的体系中,却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是春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纷纭变化的产物。读一下《老子》五千言,就可发现大量的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自然现象的矛盾概念。     

老子“自然”的意象诠释

《周易》以“意-象-言”这种方式展开易道,它体现着古人展开道论的根本方式,也即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以这种展开道论的方式、思维方式为研究方法,诠释古人的思想,即所谓“意象诠释”。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在《老子》中表现为“道-象-物”这样的道论结构。老子“自然”的观念,贯通老子道论的各层面。在这一结构中,“道”为体、为微;“物”为用、为显;“象”乃道之流行展开、显微之间。道体自然,流行亦自然,展开而实显为万物自然。道体自然,其义只能称“无”;流行自然,其义“无而有象、象而无形”,恍惚、窈冥;万物自然,即方圆万象。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与“行大道”之解读

“道”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从现代认识论与科学观看,“道”是人们对宇宙世界中“万物”之“性”、“万事”之“理”、“万变”之“律则”深刻认知的高度综合与概括,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与运行法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与一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依据。“大道精神”是此核心与灵魂的结晶。复兴与弘扬大道精神,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刘若愚的“形上理论”与文学批评史上的“道流”之说

刘若愚的中国形上理论,实际上是古代"文从道流"之说的一种现代说法。该说从"体用"角度来思考文学艺术问题,由此带动作家论、语言观与境界论的深刻变革,并将中国艺术经验上升到普遍的艺术哲学的高度。只有联系宋学体用论资源,只有从现象学走向存在论来思考文艺自性,才能够澄清形上理论的中国文化内涵及其世界性意义。由于学界包括刘若愚未能充分注意到这两点,故而使得所谓形上理论常常被误解成"以西释中"的注脚,其价值也被严重低估了。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上）——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中国高等教育的文化二维思路

中国历史上重人文、轻理工的传统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外生性特征，使科技与人文二维冲突尤为激烈，并出现从“道”“艺”之争，到“中学”“西学”的对抗，直至现阶段培养“工具人”与“精神成人”的争鸣。通过构建中国高等教育文化二维思路模型，证明科技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是贯穿中国高等教育历程的文化二维思路。高等教育中的人文与科技思路没有固定的、一劳永逸的路径，应在不断变化的时空背景下彼此不断消长，在相互磨合中找到最佳着力点。     

《老子》首章演绎:道言、有无、道物之辨

在戊戌变法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致力于探究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聚焦先秦诸子。康有为提及的汉唐人物并不多,却对这一时期的董仲舒倍加关注。事实上,康有为不仅多次讲到董仲舒,而且作《春秋董氏学》对董仲舒的思想予以阐发。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表面看是对董仲舒的推崇,实则是借助《春秋》发挥孔子思想的微言大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透视康有为对董仲舒思想的阐发,既有助于整体把握康有为对董仲舒的审视和评价,又有助于体悟康有为的孔学观和董仲舒在近代哲学中的历史命运。     

中国古代“活法”观及其哲学渊源

宋朝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药储藏机构和安全监管措施。其中中央医药行政管理机构主要为翰林医官院(局)和太府寺药案,这是朝廷建立的最高医疗行政管理机构和医药管理机构。皇宫御药的制造与储藏机构有翰林医官院、御药院、尚药局,官府药库有香药库、珠玉香药库、药蜜库、后苑东门药库、寄桩库、熟药库等,专门储藏皇帝和朝廷所需的各种名贵药材和成药等。朝廷设立的市易务卖药所、收买药材所、太医局熟药所、和剂局和惠民局等,主要负责官府药局中药材的采购和成药的生产与销售等,同时也肩负药材、成药的储藏。宋朝地方州府和南宋时期设立的总领所、都统司、安抚司惠民局,一方面负责地方州府军监、所、司所需药物的生产与销售,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医药的保管场所。泉州、明州、广州、登州等地设立的市舶司,负责海外药材的登记、辨验、保管与押运进京等。为了保证药物质量安全,宋朝政府对医药储藏制定了保管、库存、登记、毁弃等制度,严格执行药物入库和出库检查,严厉打击盗窃、伪造、冒用和盗卖官府药物的非法行径。     

陶孟和笔名考

陶孟和是现代著名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也是“五四”前后至1930年代思想舆论界的重要成员,一生著述宏富,涉及社会、教育、历史、文化、经济、国内国际政治、心理学、新闻学、图书馆学等领域。考证陶孟和的笔名“明生”“AB”“梦和”,以及陶孟和以此三个笔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并考辨一些工具书中关于陶孟和笔名的错误,这对于研究陶孟和以及相关报刊和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史,都是不可缺少的。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中国艺术精神之本源——徐复观与"庄子的再发现"

港台新儒学家徐复观先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疏释"工作,指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是人的具体的心性、生命,并从中挖掘出艺术的根源。作者将中国的艺术精神视为不待外物的"纯"精神,它突出表现于中国古代的山水画中,因为自然山水最能释放人的生命本性、精神的自由性,而这一点恰与老庄精神相合拍。老庄学中的"道"即是艺术精神的至高境界,庄学中面对现实人生的主体修养功夫,被视为艺术精神的主体,作者在这一发现背后试图寻求现代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艺术的本真表达方式,以对抗长期以来唯西方艺术为艺术的价值尺度,更重要的是弥补现代科学技术下的人文精神与理想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