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独尊儒术”与汉代儒学的没落

文章认为.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初期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和思想统一曾具有积极意义;但从学术思想发展本身来看,它没有促进儒学的发展,却导致了传统儒学的没落。这集中表现在汉代儒生政治信仰的丧失和政治品格的堕落;放弃学术的探讨,以通经致仕为追求的目标;以及抛弃先秦儒家的理性精神而掀起了新的神学浊流。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真正建立起“道统”论的,则是唐代韩愈。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为己任,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思想。经韩愈倡道统、批佛老、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再度复兴,并在宋末以后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儒家德治主张与教育思想的人文性及现实意义

中华文化具有崇尚德治、重视教育的之人文特征,儒家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奠基者、实践者与弘扬者。儒家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政治主张,把道德教化和“移风易俗”作为治国之首要任务。儒家的教育思想包涵着深刻的文化精神和广阔的社会内容,其鲜明特色即人文性。其德治思想渗透于教育教学领域,主张教育教学活动的终极目标即是全面提升受教育者的道德品格和人文精神。儒家的德治思想和教育观念对当今人文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庙堂"与"江湖"

本文从词源上探讨了“庙堂”与“江湖”的文化内涵,分别阐释了道家与儒家对“江湖“一词的理解,揭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处世态度,还着重指出儒家的“岳阳楼精神”对中华民族性格形成的作用     

取儒家精萃，学杜甫高格──简论当前的道德建设

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相当严重，克服的根本办法是高扬社会主义精神的旗帜。全面弘扬儒学是不对的，但屁家精萃和一些儒士的人格精神，则大有值得继承和学习之处。如“大同”思想；杜甫的“仁民”（对平民百姓的平等的爱）、“爱物”（对山川花鸟如朋友的环保意识）的品格，就可引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借重力量。     

从经济学意义上论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学无法开出或阻碍开出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这是由于他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经验事实缺乏足够的认识。从孔孟到汉宋儒家的经济思想正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自由经济思想。在儒家经济思想的导引下,自唐中叶到北宋,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特别是北宋经济已具有“近代”特征;就经济和生产力的意义而言,以儒学为命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与现代西方文化的接触之前已经为现代资本主义造成了“基本条件”,完成了现代化的文化预备。可见,儒学文化具有现代化基因,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传统资源。     

论儒家思想、社会心态与宋代词风之演变

宋代词风的演变,受制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学,宋初儒学已见衰微,词以其为“小道”,而避开儒家“明道”的导向标,因而婉约一派兴起。南渡后,民族危难在即,词人又在儒家“言志”大旗下集聚起来,于是豪放词便异军突起。南宋当局在求胜无能时,又奉行儒家“无道则隐”的信条,龟缩一隅,求乐避祸;一些词人也安贫乐道“弗趋荣利”只追求一种工丽典雅的形式,形成典雅词一派。     

“危机”从何而来

生命在于运动。新陈代谢的终止是僵尸的“诞生”。人们常带挖苦的口气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孔子。”从某种角度来理解,这与其说是对儒学的讽刺,还不如说是对儒学的赞颂。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时代,儒学历尽人间桑沧,其至尊地位却巍然不动。究其原因,就是儒学有极大的思想容量,便于吸收新的思潮,不断产生新的“孔子”。早在战国时候,儒家内部就有点“百花齐放”的样子,当时就有好几个思想面貌不同的“孔子”。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墨家。它一诞生就虎气生风,对儒学发动猛烈的进攻,史称“儒墨显学”。墨家在逻辑学与物理学方面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     

论墨子的伦理观──兼论儒墨伦理思想的异同

墨家的伦理思想甚为丰富，其兼爱说、贵义说、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论以及其关于义与利相统一、动机与效果相统一、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伦理观皆为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学在根本精神方面是一致的。许多人总是将墨学与儒学截然对立起来，喜儒者则非墨，非儒者则喜墨。其实，墨学与儒学虽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精神却并无二致。儒家提倡仁，讲爱有差等；墨家提倡兼爱，讲爱无差等。但墨家的爱无差等只是指“视人之父若其父……”爱人之亲与爱己之亲无差等，并非认为上下左右各种伦理角色互尽义务的方式全…     

中庸范畴及其在儒学中的地位

本文主要阐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庸范畴的基本涵义；一是中庸思想在儒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文章辨析了中庸的三种命义，确定了它的四重内涵；论证了中庸在孔子思想中的特殊地位，揭示了它在构造儒学体系中的杠杆作用。文章认为，中庸作为孔门的“一以贯之”之道，在儒学中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儒家的道德标准，又是其方法论原则，由此构成儒学的理论基石，代表着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     

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论李贽“童心说”的双重使命及内在困境

在明末名教桎梏和市民社会的催逼下,李贽为恢复儒学的真精神和探究性命下落,借用佛教“真空”观取代传统儒学的“道器”论,将性善论的“赤子之心”置换为自然之性的“童心”,通过“童心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真”的本体论地位,在心学范式下艰难维护儒学道统的同时开启了前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由于在农业文明时代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李贽不仅因其“童心说”而成为儒学“异端”,还被由其催生的明清启蒙思潮所扬弃。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天人合一”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而“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我党提出的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战略。本文旨在探讨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相通之处和内在契合点,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学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     

简论我国传统"德治"思想与现行的治国方略

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德治”思想 ,特别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和与现代德治的对比分析 ,论证了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与“异端”运动

自汉武之世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儒家由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升入庙堂,儒学由私学成为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官学。迨至明代中后叶,与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平民阶层的崛起相适应,儒学呈露出由庙堂返回民间,由经院哲学而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以至产生了同官方儒学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这无疑是中国儒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意义的危机与形上的追求——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取向

文章认为,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反传统的思想文化运动相呼应,中国出现了主张用科学的、实证的原则来检验一切和衡定一切的科学主义思潮。而出于肯定儒家思想作为一种道德宗教的恒常价值的目的,现代新儒家则对科学和哲学的功能作了不同区分;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从意义的层面来理解和把握我们民族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文化危机,认为只有发掘和弘扬儒学的基本精神,恢复儒家的“形上智慧”,从而重建国人的终极关怀和价值信念,才能从根本上使我们民族摆脱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文章对新儒家重建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局限进行了批判;肯定了他们关于科学与哲学具有不同功能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康有为"新仁学"的建构及其历史价值

1 9世纪下半期 ,康有为在今文经学的旗帜下 ,借助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想 ,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 ,构建起以“仁”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把“仁”由传统引向近代。这一思想体系在当时历史背景下 ,具有救亡和启蒙的两重意义 ,它既是为对抗西方文化的侵略 ,保持住儒学在中国的主体地位而开展的一场民族文化救亡运动 ,同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与改造又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 ,为儒学由传统走向近代开启了新的路向     

“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台港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乃明确标举“中国艺术精神”之第一人,而美学大师宗白华也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阐释过这一美学命题。徐氏从儒道两大思想系统出发,偏重于艺术精神主体心的揭示,认为中国艺术精神以庄子之“道”为精髓和根本,最终落实在传统山水画上。徐氏由出发点的“全”到结论的“偏”皆因其将艺术精神纯而又纯化了;宗氏从诸艺术门类的并列研究出发,于会通处提炼精神,认为舞蹈精神乃中国艺术精神的表现,“道、舞、空白”则是中国艺术精神得以表现的空间。由于二者的立足点、出发点、个性、学养皆不同,所以得出不同的答案。徐氏和宗氏贯通古今中西的探索,为我们开辟了一种中西美学比较的阐释方法以及对古典进行现代转换的研究路径。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中国法律文化中的特殊现象——“引经决狱”

“引经决狱”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提出的一种断狱方式。这种断狱方式要求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儒学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根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所谓“经义”,即儒家经典阐述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具体思想、观点。汉代“引经决狱”者常引用的儒家经典主要有《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尤以《公羊春秋》为主,故又称“引经决狱”为“春秋决狱”。“引经决狱”产生之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司法均有重要影响,本文拟对这一人类法律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做如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