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的“正名”——孔子“正名”说真义考辨

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释"正名"实际上是将"正名"("纠正名义")错解为"以名正实","辨其受命之名"应该是对"正名"最为合理的解释。孔子的"正名"主张是针对卫国特定政治格局而提出的,意在强调卫君(辄)并未受灵公之命,"正名"语境中的孔子首先是以一个政论家的形象出现的,"正名"的逻辑学意义似乎应属后人的添加。孔子的"正名"能否成为一种"主义",进而成为"中国名学的始祖",这都是令人怀疑的。     

从符号学观点看孔子“正名”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名"是一种表达概念和观念、用以指称事物的语词符号,孔子"正名"的本义是规范名称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确定关系.因此,从现代语言符号学的观点来看,孔子首倡"正名",不仅是对先秦"名实散乱"的社会现实的积极回应,而且对中国古代名学的建立具有奠基开创之功.     

儒家孔荀正名思想刍议

正名思想是先秦儒家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思想。孔子正名的率先提出,荀子对正名的继承与发展,为正名思想在先秦哲学思想中的价值体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中的＂仁＂、＂礼＂的思想,荀子正名思想中的逻辑制名,都是正名思想的价值内涵。先秦儒家孔荀正名思想不仅在礼崩乐坏、社会秩序严重失衡的春秋战国时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们当下社会构建名实相符的社会制度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以名表实而成知识——儒家知识论的一种合理研究进路

中西交通以来,正如中国有无哲学,中国有无知识论亦成为一大问题,其中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知识”概念。若我们暂时悬置目前流行的“反向格义”的诸做法,秉持一种“以名表实而成知识”的“正向格义”思路,或许会打开一个新的视野。在名学即中国知识论的理解架构中,对儒家之“名”三重内涵的深入考察直接关涉儒家知识论的诸多议题。首先,名分义涉及儒家知识的来源,名分作为超越的原则包含了一切儒家的真知识和真观念;其次,名分义可以构成一种名分知识,而先秦儒家对名分知识何以可能以及如何推论等问题均已有所思考和回应;最后,以名分知识为内核的道德知识与非道德知识的关系关乎儒家的现代化,而在这方面,对涉及儒家知识获取方式的名言义和名声义的审查有利于厘清其中的问题。总之,通过“名”的观念重新疏通儒家的知识论,不失为一条可行而合理的研究路径。     

论伍非百的正名思想

在准确区分名与实、指与物、名和谓的基础上,伍非百认为,“正名”中的“名”已经不再是具有静态特征的概念或语词,而是具有动态特征的“谓”,“正名”实质上就是“正谓”。尽管如此,他还是明确地提出了兼名、别名二律来明确“名”,以“唯谓”来实现“正谓”,这对于中国名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孔子“正名”思想的三重意蕴

孔子“正名”学说系专门针对蒯溃争国、私家分权与他国干政提出来,其目的是重新树立卫出公辄、卫国公室及卫国合法性与权威性,因此对这一学说的解读应该充分考虑当时卫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各派政治势力所进行的复杂政治博弈。考虑这一学说提出来的特定政治背景,并通过孔子一以贯之的仁学立场对之进行阐释,可以看出孔子“正名”学说中的三重意蕴。     

章太炎正名思想发微

章太炎是乾嘉汉学的殿军。乾嘉学者以"字"训"名",将正名问题视为语言文字的训诂考据。章太炎承继乾嘉汉学的"正名"思想,并对其作系统地综合。他的正名思想一方面肯定了语言与实在的关联性,承认语言建构实在的积极作用,但反对以名为实,表现出唯名论的理论立场;另一方面他敏感地觉察出了语言所带来的思想魅惑,肯定辨析名相对于澄清思想的作用。章氏正名论内含的哲学洞见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墨辩》正名思想解读

《墨辩》丰富、发展了先秦诸子的逻辑思想,建立了较系统完善的逻辑思想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它对名的概念本质、正名的前提和原则以及划分和定义等正名方法做了创新性地探索。《墨辩》的正名思想对当代中国逻辑学乃至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孔子正名说的古典诠释考述

从战国后期到汉初这段时间,大致属于孔子正名思想的探讨和定型阶段,其间尹文的正名尚带有黄老形名之学的先秦学派痕迹,到董仲舒则从大一统的角度,并借助名实等观念对孔子正名以及整个孔子思想做了剖判定位。随后,关于孔子正名的理解就逐渐转向从经学角度出发的正言语从而正名分,在汉、宋思想的交错中,又逐渐分化为正名字与正名分两个分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初。整个孔子正名思想的诠释史其实也是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立足、发展和主导的历史。     

孔子正名说的马克思主义诠释考论

正名是孔子的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者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改造时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吕振羽、陈伯达和毛泽东等人就已经确立了研究孔子正名思想的范式,提出孔子思想在政治上是正封建秩序之名的保守主义,在哲学上是以名为第一性的唯心论。这一范式的影响非常大,从建国后一直到90年代都不乏因袭者。然而,80年代以来,一些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孔子正名所特有的儒家文化内涵,从而对传统的理解范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修正,而这种修正又与当代新儒家的看法有不谋而合之处。     

启文述源

启文于东汉出现 ,作为奏议文字长期存在于传统公文之中 ,齐梁时文体论者即在此一职能上认识启文体。而刘宋时启文内容发生显著变化 ,使之渐近于应用文之书牍类。启文的衍变过程 ,是其文学化的进程 ,也是文体蜕变和融生的过程。     

儒学传统思想与明初外交方略

明初统治者所制定的外交方针政策,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开创了中外关系史的新局面.明初外交政策是与当时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也给后人留下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孔子养生思想的历史文化解读及其意义

养生是人们面对天灾人祸和社会激烈竞争调整身心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传统文化中的养生思想对现代人进行自我审视与反思,树立健康的身心观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对《论语》等原典的研究,发现孔子有践履中庸,心平气和;言说天命,调整心理;面对困境,心常坦然;饮食习惯,讲究卫生等养生思想。孔子的养生思想受到历代医学家和思想家的重视,究其原因就在于孔子对生命的存在和意义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种超越的理想境界。孔子的养生思想对现代生活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儒家民族观思想基础探源

本文以儒家民族观为切入点,展开对传统民族观的相关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儒学长期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因而儒家民族观也得以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儒家政治思想中的"天下观念"和"大一统"思想,以及儒家"仁"与"礼"的核心思想,不仅为儒家民族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为儒家民族观得以世代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内在动力.     

明初方外诗坛生态论考--以明太祖与诗文僧的关系为中心

明初方外诗坛的生态,与洪武朝的佛教政策的变迁休戚相关。洪武前期,明太祖对佛教主要采取尊崇、怀柔的策略,很多有影响的诗文僧都出入掖庭,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甚至与明太祖赓诗唱和;而洪武中后期则逐渐转为整顿、抑制为主,一些诗文僧或惨遭流放,或罹“文字狱”,或坐“胡党案”,丛林一时噤若寒蝉。此种丛林生态,深刻地影响着明初诗文僧的创作,他们一方面以“善世”、“遍应”等庄严佛曲歌赞新朝,另一方面则曲晦地表现出畏祸的心态。     

孔子“天命观”的现代阐释

关于孔子的道德体系,具不具有宗教精神,其道德是不是宗教性道德,在学术界争议颇多。笔者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关键要确定孔子的道德体系的来源——天命观的性质。本文对孔子“天命”的含义、态度及其本质进行解析,并揭示其现代价值。     

孔子山水“比德”的生态审美思考

"比德"将客观自在之物的某些性质比附于人的某些品德,是儒家重要的美学观点。文章从"比德"于山水、寄情于山水、效行于山水三个方面阐释了孔子山水"比德"的生态审美。     

论二程“孔颜乐处”观的生态智慧

作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颐一生醉心于"孔颜乐处"的研究。二程"孔颜乐处"理论中所包含的仁者之乐、循理之乐和万物同体之乐思想,体现出个体身心协调成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生态智慧。二程"孔颜乐处"观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丰富了中国古人的生态智慧,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它所体现出来的朴素的生态智慧,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