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开新及其理论困限

现代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现代发展和现代转型。作为“五四”以来的新儒家学者融会中西、谋求儒学现代化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它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与传统儒学具有很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规定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内涵和时代特征,使其成为一种与传统儒学既区别     

新儒学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新儒学是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脉络、它是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的自我更新。新儒学在本质上是传统的,与儒学一脉相承,但又吸收了新的时代精神,具有新的形式和内涵。在中国,新儒学经过两个发展阶段:传统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传统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它在融合儒学、道学、佛学的基础上,形成德性、道心、佛性一体的三维结构,精神形态是自给自足、使得中国人在任何境遇下都不会丧失安身立命的基地。现代新儒学产生于20世纪,其实现文化转型的基本思路就是“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形成伦理、科学、民主一体的三维结构。这两种新儒学既相通又殊异,作为实现文化转型的努力,它们给我们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儒学的普遍性与地域性

针对把儒学“地方化”从而使对儒学的研究变成为地方社会史研究的倾向,作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在思想史领域强调或偏重儒学研究中的小单位地域性的重要性,而忽视儒学分布的统一性和儒学思想的普遍性,这是片面的。本文强调宋明儒学的主要学派都不是地域性的学派,也不能归约为某种地域的需要或地方社会结构的反映。作者指出,夸大地方性社会结构对文化思想的作用,把学术派别全归为地方社会利益的反映,把这种研究与对思想本身的研究对立起来,从而排斥对思想本身的哲学研究和分析,这种倾向是值得检讨的。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儒学的地域化与江南儒学

儒学的发展过程既经历了时间中的历史展开,也涉及空间中的地域分化。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心南移,儒学也出现了某种地域上的变化。与经济文化的南移相联系的是江南地区的地位逐渐突显,后者在儒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之一,是所谓"江南儒学"的出现。江南儒学作为儒学的地域性形态,无疑包含儒学之为儒学的普遍品格,但同时又呈现了自身的发展趋向,并有其具体的个性特点。同时,正如广义的儒学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取得新的形态一样,江南儒学也并非仅仅是以往的历史陈迹,而是面临在当代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种发展既基于时代的具体背景,也以不同学术观念和取向之间的互动为前提,后者不仅关乎儒学自身不同取向之间的交融,而且展开为儒学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儒学的生存困境与发展可能

一、儒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1、时代的发展使传统儒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儒学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游魂”。儒学的产生与发展有赖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有赖于传统社会的制度与观念。可以说,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反过来讲,它的思想也主要在封建社会中起规范作用。但近代以来,尤其是西方文明进入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剧变,中国社会思想观念引发了深刻变化,原本在中国社会“人伦日用”中体现出来的儒家文化逐渐失去寄身之所。人身的极大自由使传统思想中的家族思想、家庭关系有了质的变化,对物质生…     

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儒学能否现代化”和“儒学是否能有第三期发展”应是同一的问题。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理学是在儒学受到印度佛教冲击以后的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适应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的要求,从而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学说;那么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下,儒学可不可能有第三期发展?如果儒学能够有第三期发展,那么它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这也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照我看“儒学第三期发展”     

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

2017年4月25日,应尼山书院邀请,中国儒家学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先生与美国儒家学者、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安靖如先生共聚济南大明湖畔,以"中美儒学对话: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为题举行对话,共同探讨世界儒学发展方向。安靖如先生是西方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提出"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理论,以表达对儒学发展方向、理路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把儒学理解为一个活的、发展中的传统,强调进步儒学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是"有根的全球哲学",即儒学的发展必须既是源自儒家传统的(有根的),又是敞开的(全球的)。黄玉顺先生所创立的"生活儒学"理论,意在发掘儒学所蕴涵的某些能够穿越时空、超越历史地域的观念。生活儒学突破"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揭示"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的观念层级,强调回归生活本身及其仁爱情感,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和形下学,使儒学能够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对话过程中,两位儒家分别阐述了各自理论的创构背景、方法架构和核心观念,并且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深入地互动交流,在展现了各自独特的思想个性的同时取得了广泛共识。特别是在儒学发展之"有根的"立场和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上,"进步儒学"与"生活儒学"可谓高度一致。     

论儒学的现代性

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从秦人与儒学的关系看儒学的传播

“儒者不入秦”是传统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然而,由对昭王问“儒术”、《吕氏春秋》的编纂以及秦始皇“焚书坑儒”等综合研究,秦人与儒学的关系应被重新认识。自荀子西入秦后,儒学已在秦地广为传播。对固有观念和传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复调儒学:从古典儒学到现代性儒学的复杂演进

儒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紧密勾连在一起,因此注定儒学不可能是单纯的心性儒学或政治儒学.不论就传统儒学还是现代儒学的结构来讲,儒学都一直是众声喧哗、兼综政治与教化的复调儒学.这就使儒学显现出完备性学说的特质.在复调儒学的复杂演进中,传统儒学与现代性儒学构成儒学两个总体结构.在传统儒学的纵向延伸中,从周易、孔子到王弼、宋明理学到晚清经学构成其主要结构面;在现代儒学的横向展开中,应对人心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挑战的民族精神、民主建构和普世主义等论题,成为儒学的核心论题.两者相互扣合,构成系统解析儒学的总体进路.     

张之洞在晚清儒学没落过程中的卫道活动

张之洞是晚清文化转型历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其一生以“儒臣”自诩,以卫道自任,为挽救儒学的衰亡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其举措却恰恰加速了传统儒学的没落,如《劝学篇》“独特”的卫道思想实际上宣告了晚清儒学复兴活动的失败;他将“保国”视为“卫道”的前提,为此而大规模地兴办学习西学的专科学堂,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极大冲击;由他主持的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则拆去了儒学的社会基础,给儒学以致命的一击.他晚年对此有所反省,并力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儒学的没落,卫道活动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文化来说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对张之洞来说则是一场悲剧,而由此反映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更是发人深省.     

儒学视野下的“风水”观

尽管“堪舆”、“风水”概念的出现比儒学时间晚,但是古人择地而居的意识,比儒学的时间早.虽然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很难找到关于风水的有关论述,但是做为《易》之分支“术数”中的“风水”术,一直也没脱离儒学的视野.文章主要分析：儒学视野中的“气”与“风水”观中的“气”,儒学视野中的“五行”与“风水”观中的“五行”,儒学视野中的“孝”与“风水”观中的“葬”,儒学视野中的“天人合一”与“风水”观中的“择地而居”.从儒学的视野下,风水往往与阴阳五行联系在一起,也往往和孝道联系在一起.“风水”观中虽然掺杂着迷信和糟粕,但是古代风水观中也渗透着环境学、心理学等内容.并且在传统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风水观也是追求人和自然和谐的一种尝试.     

儒学的当代诠释——读《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儒学的发展是以经典诠释的方式,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形上意义而实现的。近代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儒学在思想学术上也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但那种把儒学作为一种思想学问从具体的历史过程中抽离出来,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模     

阎锡山与传统儒学

阎锡山与传统儒学郭学旺阎锡山是中国近代军阀中的不倒翁。他在统治山西的３８年中有独特的“权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与阎锡山的“统治术”，究竟有何思想渊源？对阎锡山的军阀生涯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本文试作初步论述。一、“公道主义”与“人治”思想中国传...     

汉代儒学与自然科学

儒学产生于先秦,它虽在秦代受到打击,但到汉代却被定为一尊。汉代儒学与自然科学有没有联系?人们对此看法不尽相同。汉代儒学作为一种丧失了先秦儒学中“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它成为倾向于精神压迫的独断主义,而这种独断主义确实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但是,汉代儒学也曾吸取了先秦儒学中“人学”的优秀理论思维,并发展成为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不仅没有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时也应     

儒学传统与时代精神——兼论儒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和解

新文化运动否定了儒学作为现代社会时代精神的合理性,带来儒家命运的巨大转折。为重新复兴儒学,当代大陆新儒学往往多从政治角度思考儒学发展,而作为古典中国之时代精神的儒学,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多重维度的传统,不能简单的只从政治角度予以发挥,应予多元考量并从广义上理解儒学。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之批判,虽有其偏颇过激之处,但同时其自身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面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既要全面认识"广义儒学",也要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精神。在古今两种传统汇合的基础上,一方面用现代性精神推进儒学传统的改造与赓续,一方面积极的发挥儒学传统的多维价值。     

论“新儒学理性”与“新儒学情结”

本文认为,产生于本世纪２０年代的新儒学不仅是一种学术理性,而且还代表和体现着某种文化情结,因而至今仍然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潜流和支流。对于传统的“同情”、“敬意”的“理解”,“返本开新”的解决古今文化冲突的思路,“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对策,构成“新儒学理性”的基本内容。“新儒学理性”内在的理论误区和困境决定了它不能完成民族文化精神现代建构的历史使命。中西冲突中的民族本位,古今冲突中的传统本位,民族危机中的文化本位,文化危机中的道德本位,构成“新儒学情结”的基本特色。这种情结在当代中国依然以潜在的形式发挥着作用。新儒学的思考和努力是严肃的,因而必有其一定的生命力;它所提出的思路包含着合理的内核,这些内核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流和交锋中也应当被继承和接受。新儒学的理论体系是精致的,但由于它所固有的内在缺陷,特别是由于它与现实的社会运动相脱离,因而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民国孔道的理解维度与儒学的发展理路

民国时期是儒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科举废止、经学解体,使得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学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民国时期理解孔道出现了四种维度：孔道即孔教;孔道即孔经;孔道即纲常名教;孔道即孔家生活。“孔道”即孔教,一方面将孔道提升到宗教的高度;另一方面,重新建立儒学在下层社会的认可基础和认可机制,维护儒学的社会根基。孔道即孔经,体现了儒学传承中的学术化维度。孔子之道即纲常名教的维度是中西文化对峙情况下以“西”观“中”的一种对孔道的解读,是一种对孔道的误读。孔道即孔家生活旨在建立一种传统的孔道式生活方式。民国时期,对于孔道的不同理解维度,同样彰显出了儒学不同的发展向度,使儒家文化呈现了多元的发展态势,为儒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多种途径。民国时期对孔道的不同理解所开创的儒学发展的不同理路,虽然在其后此消彼长,起起伏伏,但这些理路仍然构成今天儒学发展的主流。     

“文化儒学”:当代儒学新的发展空间——兼评“人文儒学”与“后儒学”

当今儒学继续处在破碎化的趋势中,人们为此提出了不同的规整化方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文儒学,因其形上诉求的本体形态及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接都有问题,并未能成功应对现代性危机的挑战。另外又有后儒学,主张由后现代理论介入,让儒学突围找到生存之路,但由于后现代理论本身的悖谬而同样陷入困境,学理上困难重重。其实,当代儒学的出路不在于用形而上学来拔高儒学,也不在于用后现代装配儒学,而在于转变态度与调整观念——不再把儒学当成传统神殿或思想权威来崇拜,不再把它当成有可能包治古今百病的灵丹妙药;相反,视之为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实事求是地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也即是文化儒学的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