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价、定居意愿与户籍差异——对农民工“流入而留不下”的一个解释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但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存在一个有别于西方国家农业人口迁移过程的现象尚有待解释:为什么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流入城市进行工作却不打算长期定居?利用中国地级行政区域宏观房价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微观数据建立模型,从房价对定居意愿影响的户籍差异角度,解释了大量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不打算长期定居的原因,实证结果发现:高企的房价抑制了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但是对城-城流动人口并没有明显影响。从生活成本效应、财富效应以及稳定预期效应等三方面影响机制进行了解释:房价上涨引起的生活成本上升会降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而房价上升会通过财富效应和稳定预期效应增强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对于农民工来说,由于生活成本效应在三种效应中起主导作用,因此房价上涨总体上降低了农民工定居意愿;而房价对城-城流动人口影响不显著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房价上涨能够给城-城流动人口带来更高的个人未来发展的稳定预期,另一方面则源于更小的生活成本效应。     

对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检验与讨论

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是由人口学家Bongaarts和Feeney于1998年建立的,它是基于总和生育率容易受到平均生育年龄影响的缺点而提出的,希望它能够剔除进度效应,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终身生育率方面的相关信息。然而这一调整指标的设计与计算是否合理、准确呢?这里从该指标计算的前提条件、数据基础和计算方法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并利用中国近年来的实际数据进行了必要的检验。结果表明:该指标核心调整公式的前提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指标对于平均生育年龄变化的敏感度高,而平均生育年龄的测量与计算方法使得计算结果产生的误差较大,导致调整指标出现错误的几率增高。对于总和生育率易受平均生育年龄影响的问题我们还需进一步的思考和解决。     

基于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社会变迁与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研究——来自CLHLS数据的检验

本研究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跨度14年的5期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多层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检验了中国老年人的理想居住安排与社会变迁过程。结果显示,从年龄效应看,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意愿、居住在机构的意愿随着年龄增长呈倒U型曲线,表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希望和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比例随年龄升高则出现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从时期效应看,老年人的独居意愿随时期推进先上升后保持平稳,与子女同住的意愿先下降在2014年出现缓慢上升趋势。随着队列年轻化,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概率缓慢上升后保持平稳,希望和子女同住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在年轻队列中又有上升。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老年人、城市老年人希望独居和机构居住意愿均高于女性和农村老年人;无配偶和失能老年人更希望和子女同住。本研究表明,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正随着年龄、时期、队列发展而发生变化,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安排相关政策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同时关注老年人的性别、城乡和婚姻状况差异,促进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的实现。     

移民是否鸠占鹊巢?——来自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经验证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力跨地区迁移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移民进入可能"挤占"迁入地居民享有的公共品也令许多人深感忧虑.事实上,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同时存在负向的竞争效应和正向的财政效应,而移民进入对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净影响取决于竞争效应和财政效应规模的相对大小.使用2000-2012年地级市数据的研究发现,移民进入显著增加了迁入地医疗卫生、基础教育、道路交通、人居环境等公共品的供给,说明移民进入影响迁入地公共品供给的财政效应大于竞争效应.进一步基于回归的财政效应估计显示,在控制了财政支出及其他变量之后,移民人口占比每增加10%,迁入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提高约1.01个百分点.     

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研究——兼论集聚与群分效应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探究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及其成因有助于理解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对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面板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以及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在其中的解释力。总体而言,城市规模每扩大1%,工资水平平均上升0.13%,相应溢价主要来源于群分效应。人口规模超过500万人的超大、特大城市同时存在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群分效应能够解释工资溢价的35%～55%。人口规模介于100万人至500万人的大城市,工资溢价主要源自群分效应。文章发现,个体技能对工资溢价的贡献度最高,且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当地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也会提高,即劳动力技能存在明显的空间排序规律。超大、特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具有动态性,年轻劳动力在超大、特大城市的工资增长更快。     

放大与缩小：中国人口老龄问题中被掩盖的事实——兼论中国老龄研究中的指标改良与理论反思

老龄相关问题的测量与操作化是老龄研究的基础。部分传统老龄指标的衰竭与偏误导致中国当前人口老龄问题中存在诸多被掩盖的事实,其突出表现为5个方面的“放大与缩小”:一是传统的年龄划分标准会放大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而缩小人口抚养比;二是户籍人口统计口径会放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而缩小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三是在人口迁移流动愈发频繁的当下,名义上的完整家庭结构指标会放大家庭养老功能而缩小政府养老负担;四是健康预期寿命会放大健康老龄化的成就而缩小病痛老龄化的危机;五是传统的老年年龄标准会放大养老负担而缩小老年人自身作用。重新审视传统老龄指标及其信效度,并尝试构建新的指标以推动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特征研究

本文根据CHARLS数据,研究了我国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特征,发现:影响农村和城市的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因素存在显著差异;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劳动收入对劳动供给都有正向的影响;从我国目前的阶段来看,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是不存在的;非劳动收入对农村和城市的中老年劳动者劳动供给的影响都存在"门槛效应",但是具有不同的特征,即在农村劳动供给与非劳动收入正相关,而在城市二者呈现"V"型关系。     

人口年龄分布与中国居民劳动收入变动研究

文章从代际和年龄角度定量分析了中国居民劳动收入变动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劳动收入变动的年龄效应和代际效应皆表现出明显的线性趋增,且前者大于后者。收入不平等的年龄效应表现出非线性的、加速递增趋势,而不平等的代际效应稳定上升,1960年之后出生队列不平等程度较高。此外,居民劳动收入变动也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比较而言,城镇居民收入模式更具优势。由于代际效应和城乡差异是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促进代际公平的养老保险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应受到充分重视。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就业效应”

文章通过测算高等教育质量指数,对全国和地区层面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所带来的"就业效应"进行综合检验。结果表明:(1)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给社会就业带来了"直接效应",即高校扩招以来虽然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幅度总体较小,但较大程度地促进了整体就业水平的提高;(2)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给社会就业带来了"间接效应",即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通过促进科技创新而间接提高就业率;(3)市场开放、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也是促进社会就业的重要因素,发挥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在这些因素中的积极作用,能够更为有效地提升就业水平。因此,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促进新形势下高质量就业的关键。     

婚姻转移支付是礼物还是负担?--基于子女婚姻对父母消费及满意度的分析

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婚姻转移支付对父母消费的挤出作用,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影响的讨论还不够深入。本研究利用44579份婚约财产纠纷判决书整理的婚姻支付数据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有序Logit模型、反事实估计等方法,描述婚姻转移支付的基本事实,分析其影响父母生活满意度的礼物效应和挤出效应。主要结论有:(1)婚姻转移支付是大额代际财富转移。(2)婚姻支付的收支结构分析表明,婚嫁双方父母都是净支出方,婚姻转移支付是父母赠与新婚子女的礼物。(3)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支持礼物效应。婚姻转移支付通过改善父子关系满意度从而提高父母生活满意度。婚姻转移支付是父母最大化满意度的行为选择,礼物效应有助于解释为何父母对新婚子女转移了大额财富。(4)没有发现婚姻转移支付挤出父母消费从而降低其满意度的因果证据。     

矫正效应还是加剧效应——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的影响

作为影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及二者关系的重要因素,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能否矫正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本文采用“宽带中国”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利用中国284个地级市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这一结论在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之后依然成立,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应用有助于推动就业结构高级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但由于人力资本提升、劳动者技能调整的速度滞后于数字基础设施应用过程中技术扩散及其创造就业岗位的速度,供需不匹配产生的劳动力错配加剧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目前,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加剧效应大于矫正效应,可能造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更加严重。据此,本文建议政府加快配套的制度建设,促进教育改革跟上数字技术变革、强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包容性供给、深化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文本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影响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利用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国家政策语义与公司财务报告匹配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从微观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表现为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等从事复杂性工作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而降低从事重复性的低技能劳动力占比。该结论在“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内生性检验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数字化转型会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引发劳动要素在企业间的重新配置，从而优化企业的劳动力技能结构。（3）数字化转型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会带来产出规模的扩大，导致企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进而优化劳动力技能结构。（4）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层面，技能水平越高和吸收能力越强，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作用越强；地区层面，在劳动力保护程度较低和经济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优化作用更为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转型对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     

婚姻状态对老年人死亡概率的影响研究--基于CLHLS队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 CLHLS 队列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及经验论证,解析出婚姻状态影响老年人死亡概率的作用机理,即在婚状态以其“保护效应”减小老年人患病的机率,进而减小其死亡概率;相反,不在婚状态的“损害效应”会增加老年人患病的机率,进而增加其死亡的概率。在所得结论基础上,为促进老年健康和应对养老挑战,针对老年人婚姻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高原山区人口分布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毕节地区的Panel Data计量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1987～2007年毕节地区八个县市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方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资源环境、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等因素对毕节人口分布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毕节各县市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稳步增加,呈现协同式的增长态势,但各县市之间增长速度快慢不一,显示了区域间的差异;自然环境因素对人口地域分布变动的影响日趋减弱,但是减小的幅度并不大,说明了自然环境因素对人口分布变动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因素对人口密度变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尤以人均GDP和医疗条件变量更为显著;就人口密度的动态变化影响而言,除了受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共同影响之外,毕节各个县市还表现出其个体显著差异的特征。     

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研究

我国劳动力就业和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外溢效应,相对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而言,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要小一些。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存在逐底竞争倾向,环境规制的就业创造效应仍显不足,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绩效考核,相邻地方政府要形成环境规制协同机制,探索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的创新触发机制,倒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使环境规制驱动创新带来的就业创造能弥补因污染产业减少带来的就业损失。     

学历提升与居民幸福感——来自CFPS微观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

幸福是个体价值追求的重要维度，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跨期匹配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2SLS），从辩证统一视角考察了学历提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1）当前学历提升引致的正向激励效果超过了负向抑制作用，使得学历提升总体上增强了居民主观幸福感；（2）机制检验表明，收入增长效应和地位获得效应是学历提升增强居民幸福感的关键路径渠道，但学历提升同时也会通过教育错配效应和健康损害效应降低个体幸福感；（3）进一步检验还发现，在已婚、低信任度人群中学历提升的“致幸福”效应并不明显。此外，学历提升的负向抑制作用在就业正规化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下能够有所缓解。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突破了传统单一视角的逻辑束缚，采用更为科学的因果效应识别方法，从正反两个维度系统探究了学历提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潜在影响，同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收入增长、地位获得、教育错配以及健康损害四大机制路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学界关于该问题的认识。基于此，文章认为，降低教育错配水平，不断提升我国教育回报率，激发社会性流动活力以及加强就业正规化建设等是提...     

国际生产分工、环境规治与中国工业污染：--基于联立方程模型GMM估计方法的经验研究

基于环境政策内生模型，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应用GMM估算方法，以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指标，就国际分工、环境规治对我国工业污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生产分工有助于清洁生产技术在我国的推广使用，从而技术效应对于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有积极作用。同时，国际生产分工使得我国产业结构陷入低端过度制造业的陷阱，从而促进了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增加。我国环境管理机构采取的税收政策和污染治理措施，都有助于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减少，由于排污费过低，未能有效增加排污成本，使得污染治理效应高于环境税收效应。因此，促进产业服务业化，提高在国际生产分工地位，加强排污税收力度，是减少我国工业污染的关键。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年龄差异研究

用2002、2005、200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考察了年龄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年龄因素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自评。年岁的上升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对于老年人来说,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超过了负向作用,因此,老人的年龄越大,生活满意度评价越积极。进一步考察了年龄积极作用三个可能的来源,包括年龄成熟效应、同期群正效应、存活效应,发现年龄的积极作用主要是由年龄的成熟效应引致的。     

个体教育获得的“末孩”与“首孩”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多子女家庭内，家庭内部教育资源普遍存在着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利用2010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匹配数据，本文研究了我国多子女家庭中教育获得的“首孩效应”和“末孩效应”。结果显示：（1）末孩的受教育年限比其他排行的同胞高0.883年，存在显著的“末孩优势”效应；（2）首孩的受教育年限比其他排行的同胞低0.535年，但仅在非农业户口群体中存在显著的“首孩劣势”效应；（3）“首孩劣势”与“末孩优势”存在世代差异，该效应在1978年后出生的个体中具有显著性，而在1978年以前出生个体中不显著；（4）分位数回归表明，个体教育获得的“末孩优势”只在较低教育阶段显著，在较高教育阶段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在较高教育阶段禀赋效应抵消了排行效应。政策设计时，应加大对多孩家庭的外部教育资源支持力度、提高养育教育成本补偿的精确性，进而缓解家庭教育资源约束、优化家庭内部教育资源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