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水平较高;阶层的上向流动,能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家庭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分别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老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对其市民化水平影响更大,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有更大的市民化发展潜力。据此,应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多元化社交平台,畅通阶层的上向流动,尤其关注老一代和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中部地区可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鼓励就近市民化,西部地区应重点维护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地位,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市民化协调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综合评价

对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进行评价可以有效地掌握其进度。文章在梳理和理解市民化内涵的基础上,从农民工的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参与、心理认同等5个方面选取16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市民化评价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厦门、漳州两地农民工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整体较低,且各方面表现不一,由因子得分反映出农民工在居住条件、社会生活、心理认同三个方面的市民化程度相对比较高;但是在经济生活和政治参与方面市民化程度比较低。此外,通过列联表交叉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女性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总体上略高于男性农民工,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社会资本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政治学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社会保障密切关联,一方面,社会资本有助于完善和补充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不足和缺失,另一方面,社会保障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拓展和成熟,加快其市民化进程。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出发,要通过政府主导培育社会资本、补充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不足,深化并落实制度变革、为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型社会资本创造前提条件,加强立法执法、以制度型社会资本保证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拓展社会资本、补充政府社会保障方面的缺失等措施,积极培育社会资本来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推进其尽快实现市民化。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与路径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农民工经济生活、受教育状况、权益保障、政治参与等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情况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程度较低,农民工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急需进一步提升和培养,当前的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实行分层分类的差别化战略、分类型实行差别化的推进战略、积极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的总体思路;指出增强就业服务、实行制度创新、加强教育提升、加大社会融合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思考

抛开社会因素,就农民工个人而言,市民化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市民化意愿,二是市民化能力。前者是主观条件,后者是客观条件并且是最核心的条件。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跨越市民化门槛(即市民化成本)的能力,主要反映的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农民工收入和市民化成本是决定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两大因素,因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必须从这两处着力:一是多渠道增加农民工收入——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通过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提高农民工财产性收入。二是多途径降低市民化成本——通过完善户籍、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以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入户、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成本;通过创新维权机制,以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现象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犯罪现象日益严重,从制度、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看,有其主客观的原因,最主要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为此,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推进积极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加强教育与培训、加强和改善城市建设,积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采取相应对策,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进行防控与善治,当前尤其重要.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与制度重构——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场域分析

新型城镇化说到底是人的城镇化,即农民工的市民化。就目前国内的发展形势而言,农民工是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还存在着诸多障碍,尤其是制度羁绊,如户籍制度的门槛、就业制度的束缚、社会保障制度缺陷等等,因此,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加速农民工的市民化,从而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社会网络、身份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危机

通过对福建、湖南与贵州三省17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滋生自杀意念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危机的重要表现,而先赋性社会网络与自致性社会网络能有效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面临的“扭力”,为其遏制自杀意念进而防止自杀行为提供双重保护;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滞后性”与对市民身份认同的“超前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对其自杀意念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负向影响起着路径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因此,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网络结构从“先赋性社会网络”到“自致性社会网络”的转换,并通过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与其市民身份认同的“同步性”,消除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是有效遏制其滋生自杀意念的重要途径。     

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探析

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角度分析了其社会权益保障的缺失,表现为：政治参与权得不到尊重,参与渠道不畅;劳动就业权保障不到位,存在就业歧视;文化教育权重视不够,再教育机会匮乏;社会保障权实施不全,权益缺失严重.究其原因,既有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制约和新生代农民工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等制度因素的阻隔,也有劳动力市场中社会管理的滞后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障碍等非制度因素的羁绊.提出应从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特征着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平等的社会管理模式;加大立法、执法力度,进一步规范劳动力市场;注重技能培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创新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保率等对策.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受到个体、家庭、工作、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通过卡方检验引入回归模型的14个影响因素中,土地处置方式、参加社保数量和月消费水平对市民化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城市融入次之,抚养子女数、交往对象有低显著影响,而月工资收入、参加培训次数、住房类型、社区参与和自我认同则没有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出现成为必然,这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民在生活方式、职业、社会心理和行为等各方面向城市居民转化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桎梏使得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应深化户籍改革,使农业转移人口享有与城镇居民平等权利;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就业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法制观念,保障其民主权利。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差异分析——基于全国31个省2711位农民工的调查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过程,同时也是农民身份转化的过程。就现实而言,在此过程中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在就业、住房、教育以及社保等诸多方面面临着各种困境。为了较为真实、全面地认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特征,通过大量实证数据分析可知:不同代际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既有共性(例如心理认同、社会保障等方面),又存差异(例如住房、择业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基于此,政府应在就业质量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社区参与与融入等方面,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合理有效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身份的转变,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797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本文通过对全国797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统计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市民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7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与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比女性更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居民为主,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角度提出了相应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进程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直接决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能力、竞争能力、生存和发展能力,对其市民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积累两个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困境,探寻其突破市民化困境的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市X区为例

基于人口迁移的选择性理论,采用抽样调查及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从个体特征、经济、心理和社会因素的角度,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不是很明显;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年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生活满意度、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组织支持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有显著影响。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双重鸿沟”与跨越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乡城鸿沟演化成了乡城鸿沟和数字鸿沟的“双重鸿沟”。基于“双重鸿沟”的现实背景和框架分析了“数字鸿沟”引致的农民工“数字化贫困”及双重资本贫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尼效应。农民工由浅到深五个层级的“原生性数字鸿沟”会引发“衍生性数字鸿沟”,进而形成“数字化资本贫困”。“双重鸿沟”及“双重贫困”将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四个方面的阻尼效应，表现为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分化效应、社会发展差异的强化效应、身份认同的排斥效应以及生活方式的固化效应。农民工“数字鸿沟”的跨越需要通过“架桥”联通工程、“搭梯”进阶工程、“填沟”托举工程、“善治”弥合工程和“赋能”助推工程，从数字化硬设施、软环境、培训、教育与赋能等方面组合施策。     

政策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研究以江苏省为例,选取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通过描述性分析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状况、政策满意度和市民化意愿进行分析,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政策满意度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高,女性较男性更愿意市民化,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婚姻和年龄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影响。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呈现正相关状态,即政策满意度越高越愿意市民化。土地政策满意度对市民化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户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家庭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性别、月收入和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负面影响;是否接受过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工龄和当地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市民化有一定影响;婚姻状况、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和配偶所在地是影响新生代衣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和出路

依据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现状,分析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为其提供的良好机遇以及所面临的二元体制、产业结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的挑战。地方政府应从探索和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以应对二元体制;创新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多元复合转移模式;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制定多层次人才发展战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培养和人关怀等方面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     

发展主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另一种诠释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需要,而其普遍素质阙如的状况却极大地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因此,只有跳出既有的思路,践行发展主义的理念,积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全面“提素”,才能更好地推动其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