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是“中西”一是“体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的矛盾中第一段的结合形式。西学是作为中学的对立物出场的，对近代中国有极大的影响，人们怎样认识和汲取它，是一个艰辛曲折的过程。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

张之洞对中学固守儒学的"纲常"理论,以政教相维为基础,力倡"忠教爱国"的中学,以达"保国、保种、保教"的目的;对西学,他主张在某些方面学习西学,以"开风气",使清政府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对中西学的关系,他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西学补中学之不足,以中学来衡量西学。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在学习西学、引入西学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达到了"开风气"的目的。但他同时又固守封建纲常和封建君主制这一最后防线,有悖于历史潮流,具有局限性。     

对“中体西用”的再思考

“中体西用”是近代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核心问题 ,它是清末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追溯“体”与“用”的历史渊源 ,可以了解中国士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以及他们“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从 1 9世纪 60年代 ,一些有识之士就相继阐述过“中体西用”的思想 ,其内涵也随着社会现实背景的演变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加剧而变化。到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明确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一主张是有特定的思想内涵的 ,谈“中学为体”实则提倡“西学为用”。它成为甲午战争后的一种“流行语”,主要流行于文化教育领域     

从《盛世危言》看郑观应的体用观

郑观应的体用观上承洋务派的“中体西用” ,下启维新派的体用合一 ,表现出极强的时代性。他的以“实用”为取舍标准的体用观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概念上 ,西体西用是“大用” ;两者关系上 ,体用合一 ;发展前景上 ,反省传统 ,融西学于中学 ,促生体用兼备的新“中学”。     

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历史个案的回顾

本文回顾了张之洞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回应西方文化冲击及对中华现代化的贡献，以此个案探讨了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认为张之洞提出“东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以折衷新旧，融和东西文化，在当时形势下，不失为补弊起废、曲折地继续改革的权宜良策。指出“中体西用”论具有固本、变通、自强、御侮的性质，它是从救亡御侮的实践中摸索得来；张之洞的主张是中和的，具有强烈的融合中西学术之意识；他根据“中体西用”精神，推展新式教育，从事工业建设，把它实现于教育和实业改革中；他主张利用西方的科技、资金和人材，亦合乎振兴中国工业之目的。最后提出，盲目西化是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通病，而张氏主张学习西方，又坚持不损害固有伦理道德，更不可有违自主权益，贯彻中体西用的原则以追求工业化，此一方向是正确的     

求智·求富·求强·求和——《劝学篇·外篇》研究

《劝学篇》是张之洞在晚清国运衰颓时力主全面变革的鸿篇巨著,以内篇为根基,外篇围绕求智、求富、求强、求和展开了一幅全方位社会变革蓝图,这才是张之洞为自强而急于采摘的果实。在甲午之后的维新思潮中,张之洞适逢其时地把学习西学的范围明确地拓展到西政,表现出一意向西的变革方向,为后来的晚清新政作了观念政策上的准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演变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象史著中流行的说法那样,是张之洞发明首创,其实,它是十九世纪后期一个广泛流行的口号.也有人用道器、本末、主辅代替"体用"二字,或以旧学、新学、圣学、洋学分别代替"中学"与"西学"来表述这一思想.这一口号从模糊地提出到形成为一种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而曲折的历史过程.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时期

“中体西用”文化观萌芽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形成定型于洋务运动时期,可以说它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产物。本文通过对魏源、冯桂芬、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的体用观进行分析,认为:“中体西用”文化观从萌芽、产生、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近代中国人认识和学习西学的过程,也是一个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浅析“中体西用”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的作用和影响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主张在坚守中国政治制度和封建纲常名教不变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政权的稳固,达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目的。"中体西用"思想,改变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结构,对于西方文化的输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体西用"的思想用割裂的"体"、"用"来建构文化模式是不科学的,是在中西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碰撞矛盾中产生的一种变形结合,其结果必然阻碍中国近代文化的健康发展。     

“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积极影响

“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积极影响张同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产生到戊戌变法前后的三十多年中长盛不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式微。作为历史的产物，“中体西用”思想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对于“天下...     

“经世致用”与学习西方

在十八世纪以后,“经世致用”思想促进了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形成,影响了一代士风,促进了向西方学习,更新了社会观念。而不同的政j台集团,又表现出对这一思想的认识差异。近代知识分子在吸收西方文化思想时,总是循着传统文化,去寻求中西学的结合,从而提出“中体西用”的观点。探究“经世致用”这一传统思想在近代的演变轨迹,对于如何真正解决中西学的结合问题,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中体西用”刍议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于“中体西用”,长期以来在史学界是持否定态度的。近10年来,这一态度有所变化,在否定“中体西用”的消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它在中国近代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作了某些肯定,立论中肯、谨慎,但仍嫌不足。笔者认为,用唯物史观来剖析这一思想,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全过程及其影响,对“中体西用”应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一、“中体西用”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思想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在欧美蓬勃发展,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法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迅速进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取得政权,但其工业革命业已开始。在     

对“中体西用”文化内涵二重性的思考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理论核心和指导思想。在形式上 ,它违背了中国哲学体用论的基本原则 ;在思想上 ,它既要引进西学 ,又想固守“中体”;在价值上 ,它既起了“开风气”的进步作用 ,又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究其根源 ,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二重性社会基础。今天 ,它虽已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但仍在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我们必须抛弃其僵固的思维模式 ,为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奋斗。     

中西学战与晚清士人边缘化略论

士在传统社会为四民之首。西潮冲击下,晚清士人为御侮求强,以“中体西用”为核心与西方进行了广泛的学战,最终却走入中学不能为体,西学不能为用的困境。从思想史的社会学意义上讲,学战是晚清士人再造新的社会中心的努力,但随着学战的失败,却促成了士阶层自身的边缘化。     

“西学为用”之独重对“中学为用”的逼显——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

历史地看,西学东渐使得"体用"之争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出现过"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中学之体开出西学之用"和"西体中用"等多种主张。比较地看,这些主张均表现出对"西学为用"的独重和对"中学为用"的轻忽。哲学地看,"人己"、"人我"和"天人"成为我们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三大课题。面对这三大课题,对"中学为用"的呼唤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就"中学为用"的实质来看,依着儒家的基本理路,其主要脉络在"主体之门的开显"。"解铃还需系铃人","主体之门的开显"是化解上述三大课题的根本。     

近代“西体中用”观探析——郑观应的“体”“用”思想

对于近代的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西体中用"观,郑观应做了较为完整的概括,把对西学的认识和运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郑观应认为,"西体中用"观的落脚点在西体,即政治上的议院、经济上的商业为本、文化上的教育为本。郑观应的这一思想不仅是对"中体西用"观的继承和发展,还与"西学中源"观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他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之中。总体而言,郑观应的这一思想还未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     

中国哲学体用论的源与流

体用,本为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对重要本体论范畴,自近代张之洞力倡“中体西用”说以来,令人以体用衡论中西文化成为一种时尚,各家竞和,歧义叠积,这对范畴的本来意义反而彰没不显了。本文简要叙述了中国哲学体用论的源与流,历史地展现了这对哲学范畴所特有的蕴涵,以期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貌。     

论《劝学篇》“中体西用”思想

＂中体西用＂的思想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张之洞的《劝学篇》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但招到了各种非议。张之洞的这种思想具有一定进步性,但其割裂了＂体＂与＂用＂,构成了弊病。     

论戊戌维新时期的“中体西用”思想

“中体西用”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的晚清时期,它的提出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及中国向近代化迈进具有积极意义。随着人们对西学认识的加深,“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触及到西学之本,有些人虽想把它限制在原先许可的范围之内,也很难完全如愿。于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就突破还是继续维持“中体西用”展开了一场大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