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育政策能否提高生育率?——基于生育成本缺口递增的视角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引发调整生育政策的讨论,但鲜有对鼓励生育政策的效果评估与理论解释.通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生育成本缺口递增假说,并基于世界人口政策数据库与OECD家庭数据库对基于转移支付的鼓励生育政策进行了效果评估,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生育成本是一种动态结构,需求跃迁导致生育成本缺口增速快于收入增速,进而决定鼓励...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成本收益研究——来自江苏省的调查

文章应用江苏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结果,研究符合二孩生育政策妇女的生育行为、生育计划和生育观念,主要从妇女的角度分析生育威本和生育收益,并应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重点分析生育成本对妇女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育龄妇女大多认为满足精神需求是最重要的生育理由,而第二个孩子的养育成本是主要考虑因素.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生育观念等特征后,生育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对妇女生育二孩的计划有显著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²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²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我国家庭养育成本的研究述评与前景展望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家庭养育成本日益成为低生育时代育龄群体生育决策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通过梳理与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养育成本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家庭养育成本研究的文献数量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并形成了研究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结论可靠的系列成果,相关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西方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对养育成本的概念界定及其测量;二是利用全国性或地方性调查数据,对养育成本的基本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三是从个体、国家和社会层面分别讨论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及行为、生育率和生育政策间的相关关系与后果。尽管既有研究为更好理解家庭养育成本规律及其后果提供了参考,但还存在家庭养育成本概念测量多元且不一致、养育成本分担主体责任界限模糊、理论解释机制缺乏新意、实证调查数量偏少等不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应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家庭养育成本相关研究:第一,构建科学合理的养育成本测量指标体系,统筹考虑家庭、国家和社会层面长期投入的各项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第二,正确认识我国养育成本责任分担主体的非均衡状态,剖析养育成本的责任分担模式与政策启示;第三,探讨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和行为间的内在关系,深入分析养育成本对生育率和生育政策的作用机制;第四,重点关注女性机会成本,建立健全女性机会成本的补偿机制与体系;第五,开展实证调查,验证与评估相关生育政策的有效性。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回顾与展望——基于公共政策周期理论视角分析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引发中外社会各界的争议与关注。公共政策周期理论强调,公共政策经历问题认定、政策出台,再经过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等环节,最终归于终结。作为一项对人口、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政策,在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进行政策监控及政策评估,对于探究政策效果及影响,正确决定政策去向及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在公共政策周期理论视角下,采用政策评估的科学逻辑及系统方法对生育政策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评估,并从当今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探究政策的调整方向,提出政策调整及改进的建议。本文认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已实现,中国的客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环境,统筹考虑政策调整、有序完善现行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已正当适时。     

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兼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现行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对社会与家庭全面发展存在严重不利影响 ,政策约束下的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对父母养老和新生代健康成长存在不利效应 ,其家庭发展的脆弱性已不容忽视。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十分必要。今后 1 5年采取“父母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 2个孩子”的微调方案 ,既可减少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又能缓解城乡与东西部人口发展不平衡 ;既符合社会发展“以人为本”价值取向 ,又符合公共政策“公平合理”原则 ;既满足今后一个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要求 ,又易于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接受 ;既有利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 ,又在操作上简便易行。     

性别偏好如何影响家庭生育数量?——来自中国城市家庭的实证研究

家庭生育数量会受到性别偏好的影响,但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还未达成共识。文章利用全国城市青年调查数据,对性别偏好和家庭生育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偏好并不等同于男孩偏好,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无性别偏好在城市已婚已育青年中所占比重最高。不同性别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有所差异:性别数量双偏好会显著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与无性别偏好相比较,单性别偏好也会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但女孩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也更显著。     

谁来照顾老年父母?——机会成本视角下的家庭分工

在扩展型家庭(Extended family)内部,成年子女共同承担赡养老年父母的责任,研究子女如何就照顾父母进行分工既有助于我们理解扩展型家庭内部的决策机制,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由于每个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不同,资源的优化配置意味着照料父母的责任应该主要由照料机会成本较低的子女来承担。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的全国追访数据(CHARLS 2013),选择子女与父母见面的频率作为衡量照料责任的指标,本文对成年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进行实证检验。利用固定效应Logit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低,其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如果用子女及其配偶的收入衡量照料父母的机会成本,则收入水平越低,该子女成为父母主要照料者的概率越大,每天与父母见面的概率也越大。因此,子女照料父母的分工体现了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照料父母的责任主要由照料的机会成本较低的成年子女来承担。从政策角度讲,本文的研究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公共养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子女赡养父母的分工。由于公共政策可能会对家庭养老产生挤出效应,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该政策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子女产生不同的间接影响,导致不同的福利分配效应。     

成本-效用视角下的单独二胎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徐州市单独家庭的调查

随着我国单独二胎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开和完善,单独二胎生育意愿抉择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设计出孩子成本量表和孩子效用量表对徐州市单独家庭的二胎生育意愿进行调查,并基于孩子的成本-效用理论对影响二孩生育意愿抉择的主要成本因子和主要效用因子进行研究。本文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分别对孩子成本和孩子效用的主要因子进行提炼,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因子进行验证,最终发现经济因素占主体,同时一些非经济因素仍然表现显著。     

生育支持政策的评估：欧洲实践与中国思考

随着2022年中国出现生育主导型人口负增长,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政策评估体系的任务更加紧迫。建立生育支持政策评估体系是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政策建立之初就做好政策评估的理论准备,有助于完善政策体系,保障政策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当前中国关于生育支持政策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有关生育支持政策评估的专门研究尚付阙如。文章以生育支持政策的公共政策属性为切入点,讨论了生育支持政策的概念和政策评估的基本方法,指出生育支持政策是区别于欧洲家庭政策的中国本土化概念,生育支持政策的评估可参考公共政策评估方法。基于欧洲国家生育支持政策的评估实践,从设立评估机构、设计评估标准、反馈评估结果三个方面进行概括,提出在政策评估中要充分考虑政策影响的人群差异性、政策间的彼此关联性,以及政策产出的指标综合性。结合中国生育相关政策的评估现状,针对有无必要建立、如何建立、依何建立三个问题,对生育支持政策评估体系提出相应的思考。认为有必要建立国家和地方两个层级的生育支持政策评估体系,明确评估主体、评估对象、评估标准和评估流程。其中,评估指标体系是政策评估体系的核心内容。既要做生育支持政策的整体评估,更要对不同...     

中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对再生育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低生育率时代,制定降低养育成本的公共政策要充分考虑家庭生育特征的重大变化。目前,生育一孩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一孩的养育经历深刻影响着家庭再生育决策。本文基于多重家庭均衡理论分析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的差异,使用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解析当前我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对一孩母亲再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代女性肩负的养育成本责任增多,母亲在承担着照料孩子主要角色的同时分担着传统家庭中由父亲独自承担的养育经济成本,此外还要担负养育导致的机会成本损失。新时代家庭养育分担模式已经不再主要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更多女性期望在家庭与职业间寻找新的平衡。女性在家庭中提供经济支持对再生育并不完全起到消极影响,有较高收入能力和良好工作保障的一孩母亲是再生育的潜在群体,对生育构成阻碍的是伴随女性经济成本承担出现的机会成本压力。丈夫在养育照料上的平等分担对女性再生育没有起到十分显著的影响,预示着性别平等理念还未彻底渗透于养育家庭内部。祖辈照料是转移女性照料负担,促进生育行为的积极力量,但因老人身体不佳导致的隔代支持缺乏正逐渐成为再生育家庭的困扰。     

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认识——来自江浙沪粤的调查

中国计划生育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当前处在一个新经济背景下的转型社会,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已成为社会与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研究根据对江浙沪粤三省一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基层干部的调查,通过他们的视角与他们在工作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对现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提出自己的观点。     

中国人口与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综述

生育率、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从现有中国人口学相关研究中不难发现,人口学的观点和趋势判断与中国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该领域最初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此后,学者们逐渐发现人口结构而非人口总量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其中人口红利又与人口转型、生育率变化,甚至独生子女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随着经济学家开始将人口问题引入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近些年还出现了人口与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的交叉研究成果。为此,将人口与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按不同认识阶段进行归纳和述评,并给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中国家庭育儿成本——基于等价尺度福利比较的测度

利用2016年CLDS和CFPS数据,基于等价尺度Engel模型法和Rothbarth模型法,精确估算了中国家庭孩童抚育成本。研究显示,与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家庭相比,一孩家庭总支出将提高63.91%至67.62%,二孩家庭总支出将提高139.28%至149.99%(孩均提高69.64%至75%),二孩抚育并未显现出“规模经济”。家庭育儿成本随孩子年龄增大而提高,城镇家庭育儿成本普遍高于农村家庭,城乡家庭间存在基于人口特征的差异化支出偏好。基于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的政府差异化育儿津贴补助模拟分析表明,发放差异化育儿津贴可有效缓解家庭育儿经济负担并缩小家庭间收入差距。     

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沪的数据分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