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县域营商环境的构建与优化研究

县域营商环境是在县级行政区划内，以县级政府作为供给主体，影响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外部要素综合体，具体包括县域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基建环境等要素。新发展格局下，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是畅通国内大循环，链接国际大循环的必然要求。顶层设计提供的政策依据、产业集聚提供的比较优势、消费潜力提供的市场需求为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创造了机遇，非正规经济活动与权力寻租的负面干预、基础设施建设与市场主体需求的期望差距、高效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不足则为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带来了挑战。由此提出强化市场监管与产权保护、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及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等优化县域营商环境的相关建议。     

论素质模型理论对党政领导干部素质建设的启示及应用

素质模型研究深入探讨了高绩效者的素质及其组合结构,对党政领导干部素质建设具有一些思路和方法上的启示价值。党政领导干部素质优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需要在建构党政领导干部素质框架的基础上,完善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管理和退出机制,逐步提升党政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     

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文章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营商环境可以通过吸引投资要素集聚和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两种机制推动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城市规模异质性和空间区域异质性。文章结论为中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城市创新水平、激发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供参考。     

优化营商环境改变了财政政策效率吗?——基于NKQ-DSGE模型

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了微观主体投资调整成本，改变了宏观经济政策运行的微观环境。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NKQ-DSGE(New Keynesian with Tobin’s Q-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研究“营商环境优化”对“财政政策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会降低投资调整成本，从而增强政策的托宾Q效应，但对积极财政政策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财政支出政策和降低消费税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会加剧政策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从而降低政策乘数和弱化政策效果；对于降低资本税政策和降低劳动税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会提升政策对私人投资的促进效应，从而提高政策乘数和强化政策效果。因此，应偏向于使用乘数较大的政策工具，同时政策工具之间应协调配合，实现财政政策从“加力”向“提效”转型。     

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营商环境地方立法的检视与优化——以省级地方性法规为核心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目标,后者也对前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正在力图通过立法引领法治化变革,以实现这一目标。在现实和功能逻辑的共同作用下,现有的营商环境地方立法以省级地方性法规为主导,存在指标性、重复性和促进性等共性,可能导致静态化、保守化与形式化,阻碍立法改革功能的实现,其根源在于现实与功能的偏差。在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营商环境地方立法需要继续立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调整的规范化、省际要素流动与配置创新机制的制度化和多元社会共治的实效化等问题导向,方能弥合偏差。据此,营商环境地方立法应当标定规范功能,确立以结构性治理为内核的调整性功能、以制度性改革为方式的规范性功能和以平权型关系为目的的沟通性功能。进而依据功能指引革新立法技术,具体包括营商环境立法的精细化、营商环境事权配置的科学化和充实营商环境法律规范的激励性等路径。     

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促大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在大庆争当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排头兵的过程中,县域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县政府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总策划师",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联动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完善要素保障,为经济转型升级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力.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优化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研究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和战略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聚焦企业关切,为推动营商环境政策落实,更好地服务市场主体,相继出台了多项优化营商环境文件.文章总结了我国营商环境优化发展的实践历程,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与内容分析法,借助NVivo 12软件对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进行编码分析,并归纳总结试点城市营商环境建设成效,最后提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建议.     

新时代东北地区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市场主体的视角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市场主体的发育情况则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营商环境的总体水平。从市场主体的角度看，近年来东北地区营商环境得到持续改善，但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东北地区营商环境发展不足的症结在于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集中体现为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和政策性对冲。基于此，东北地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在于：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努力打造一个富有活力的现代市场主体生态体系；不断畅通运行机制，抓住数字化转型机遇，加快培育科技型市场主体；加快完善政策体系，推进经济治理现代化，打造营商环境2.0版本。     

权责清单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建构

营商环境和权责清单在性质定位、制度功能、外在形式上存在一致性,这就为以权责清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和法理依据.然而,因权责清单的顶层设计缺位和编制规则混乱,导致我国尚未系统开展以权责清单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建构.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目标来说,独立型权责清单远胜于依附型权责清单和一体型权责清单,更加符合营商环境法治化的要求.权责清单的外部体系应当对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和中国营商环境评估体系进行设置,其内部构造的设计应当发挥权责清单的引导、规范、制约、保障和服务市场的功能.权责清单编制规则应当从编制依据、编制程序及动态管理等层面进行法治化建构,以确保其制度功能在优化营商环境中发挥作用.     

县级党政副职领导的成长规律研究——基于四种路径的比较

党政副职是领导班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后备军,而县级党政副职领导的成长路径多样,能够反映县域官员的整体成长路径和晋升规则。根据不同的任职层级经历,将2002—2022年佛山市下辖五区历任的173位包括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委委员、政府副区长在内的县处级副职领导划分为高层下派型、基层晋升型、混合型和平行型四种成长类型。四种类型领导中入党早、学历高、有重点岗位和部门经历的更占优势,而起步层级、基层经历等差异又塑造了不同的发展空间、轮岗数量和成长速度。从变化趋势上看,党的十六大以来高层下派和混合型领导人数占比波动上升,而基层晋升和平行型领导比重逐渐减少,这种不平衡要求党政机关应合理配置领导班子,畅通基层晋升渠道,健全干部双向流动机制等。     

“放管服”改革视域下地方营商环境优化逻辑——基于B市企业满意度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如何切实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地方营商环境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探讨"放管服"改革与营商环境优化的关系逻辑,必须对放、管、服各自的功能和内涵加以系统把握,并分别与营商环境优化目标进行耦合与匹配。通过对B市企业营商环境满意度的调查研究发现:地方"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遵循服、管、放的总体逻辑,技术赋能促进地方营商环境优化提质增效,制度创新保障地方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权力规制确保地方营商环境优化目标得以根本实现。由此,"技术赋能—制度创新—权力规制"是一个可适的逻辑框架,能够解释"放管服"改革视域下地方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路径。     

国内先进地区营商环境建设经验及天津的行动路径

我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已经从原来的招商引资转向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逐步走向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惯例的道路。建设良好营商环境对地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如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是天津市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了发达省市营商环境建设的先进做法,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借鉴。同时,指明了天津营商环境的主要问题,一是政策制定过程不科学,政府服务效果打折;二是缺乏大企业生长厚土,加剧实体经济困境;三是政府急功近利,招商引资效果不佳,四是人才政策长期缺位,人才新政难以形成新优势。天津应参考先进地区,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府服务质量;规范政策制定过程,科学制定政策;提高政策创新力度,营造便利招商引资的一流软环境;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人才政策体系等方面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带动天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税收负担与企业绩效——基于国有企业制造业的经验数据

为实现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解决国有企业税负过重的问题。本文选择沪深A股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9年的样本数据,基于国有企业外部环境的视角,实证分析营商环境、税收负担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的优化有效降低了国有企业税收负担;同时,改善营商环境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绩效水平;通过进一步验证,税收负担在营商环境影响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因此,为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应遵循竞争中性原则,完善税收监管机制,优化企业营商环境,降低国有企业税收负担。     

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党政干部政绩考评体系重塑研究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向的重大战略,对我国党政领导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政绩考评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通过相关制度机制创新来推进。传统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评体系在指导思想、内在价值、战略重点以及道德诉求等方面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存在冲突,加快完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评价体系,大力构建正确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评机制,无疑是当前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关键的抓手。     

营商环境对就业的影响与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就业是民生的基石，深入研究营商环境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对于优化政策措施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政府角色”“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三个维度下的七个方面，探讨营商环境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及其提升路径，发现：营商环境对就业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高就业水平的组态存在三种驱动路径，分别为“效率-资源供给”推动型、“公平-法治环境”驱动型和“开放-市场公平”引领型。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共资源供给和市场公平在提升就业水平中发挥关键作用；在发展起步较晚的地区，政府效率和政府关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议制定区域差异化政策，发挥各地自身优势和资源禀赋，实现高质量就业，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作用，共同推动区域营商环境的优化和就业水平的提升。     

营商环境优化视角下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研究——基于成都例证下的概念创新与运用

一直以来,“政府失灵”都是学界一大热点话题。近年来,伴随“营商环境”理念的持续深化,政府如何在营商环境优化中积极作为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鉴于此,文章运用案例调查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成都践行“场景营城”战略推动营商环境优化过程中存在的行为失灵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共质抽取,并结合对传统理论的吸收,创新提出“G效型政府”和“保障型政府”的概念。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概念阐释和内涵区分,将地方政府在营商环境营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失灵”问题归结为“G效型政府”不可摆脱的先验信仰、边际效益和行为趋同三大惯性所致,并从修正的视角,结合对“有为政府”理念的深化认识,进一步构建起“保障型政府”行为逻辑和边界,以旨在为推动地方政府更好发挥职能职责,实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供价值参考。     

优化营商环境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进展,与放管服改革的逐步深入推进紧密关联。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都包含着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和内容,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的评估指标中多数也与行政审批有关。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在多维度取得了转折性进展,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着手优化营商环境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按照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有为政府”要求和高质量发展目标,行政审批和后续监管领域仍然存在的问题需要解决。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今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从注重数量变化向结构优化改革转变,同时在放管结合上着力并有所突破。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的量化分析——基于2010—2023年政策文本的经验证据

优化调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的整体布局,对于加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执行主体的三维分析框架,可以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2010—2023年国家层面出台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政策偏好于采用环境型政策工具,把生态保护与环境修复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而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少,对构建优质生态产品营商环境和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重视不够,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参与较少。因此,必须注重各种政策工具的均衡匹配,强化政策目标的优化设计,充分发挥各参与主体的作用。     

茂名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的实践逻辑与路径探索

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2022年营商环境评价报告与城市营商硬环境竞争力排行榜表明,茂名城市营商硬环境竞争力与其作为广东省经济强市之间的地位不相匹配。本文分析了营商环境的概念与世界银行评估指标体系的最新变化,针对茂名营商环境法治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了加快制定《茂名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打造“产业+法律”一体化企业法律服务基地,借力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制度以及对标广东省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等若干建议。     

县域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山东省章丘市为例

县域金融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章丘市县域金融发展态势良好,呈现出金融组织体系不断完善、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金融产品创新针对性与有效性增强、金融支持经济转调成效明显的特点,但信贷投入相对不足,资金外流现象严重;储蓄与投资的转化率较低,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力度偏弱;中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仍普遍存在;直接融资比重偏低,融资渠道单一等问题仍比较突出.其原因是金融机构服务存在功能性障碍;信用担保机制缺失;产品和服务创新不足;信贷风险管控下,责权利不对称导致信贷动力不足;社会信用环境有待改进等.因此,应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筑牢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基础;加大县域信贷投入,增强县城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动力;促进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增强县域金融与经济发展活力;加大县域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推动县域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