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社会中看行动的知识

知识之于人类的行动无比重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驱动的。从过往的历史看，知识可以分为许多类型。工业社会是一个崇尚理性知识的时代，理性知识在工业社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令人赞叹的。然而，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知识能否给予行动以强力支持则成了一个问题。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是以合作制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其合作行动仍然需要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但这种知识绝不是单纯的理性知识，而是在知识融合中生成的新型知识。它具有多种面相，同时包容了人的情感、道德等。人类已经走进了风险社会，在构想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模式时，需要得到什么样的知识支持，以及如何在知识的基础上开展行动，都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在风险社会中看规则与规范

在工业社会中,规矩主要是以规则的形式出现的,规则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其典范形态则是法律。正是由于法律以及多种多样的规则的应用,构成了法治社会。规则的规范功能也有着规范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规则建构的“路径依赖”会导致与差异化的现实的冲突;其二,规则的规范功能具有历史性,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时,出现了规则规范功能去势的问题。风险社会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特别是风险社会使整个人类被动地结成了命运共同体,突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问题。所以,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思考行动规范的问题,应当把人的共生共在的理念放置在第一位,使其发挥规范功能。     

通过任务型组织开展风险治理——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观”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在风险社会中看人的道德及其善的追求

自然规律、法律、道德等构成了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人的行为会受到它们的规定和规范。如果说人在社会生活中有着超越自我的追求,如果人们有着对理想的社会境界的向往,那么只能在道德中去寻求前进的道路。因为,道德所指示的无论是相对于个人的善还是相对于社会的共同善,都引领着人们超越现状。人的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理想在本质的意义上,都必然包含着和可以归结为善。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在理论活动中也常常提及善以及共同善,但在实践上却因为社会的理性化或社会的理性建构而封堵了“致善”之路。这也构成了人类堕入风险社会的原因之一。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只有对善的追求,才能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赢得人的共生共在。     

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想像"——读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

从公共行政学产生之日起,它就是一门务实的科学,工具理性是这一学科的精髓.然而,在法默尔看来,公共行政的理性是它的现代性标志,在后现代的视野中,公共行政所需要的是想像,这一见解是有价值的.进入21世纪,危机事件的频发,特别是2008年开始出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都表明人类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工具理性对于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构起来的公共行政是充分的,但是,对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治理则是不充分的,从而要求突出想像价值.     

风险社会下人的自主性的现代性阐释

在风险社会中，人的自主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由于人们不断强化外在于人的各个方面的规范因素，人的自主性不仅被忽视甚至受到了压制。风险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得那些外在于人的各种规定变得失灵，因而必须重视人的自主性在行动中的作用。人的自主性是建立在认识的前提下的，而且这种认识应当归结为反思性的认识，即明确自己的认识和行动的目的。风险社会中的行动是合作行动，而且这种行动是非模式化的，必须充分发挥行动者的自主性。其中外在性的责任规定应当让位于指向目的的自主性。只有这样，人才能在风险社会中获得真正的自主性。     

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

在现代社会,科学因为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具有了信仰的属性,然而,在人类社会出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时,对科学的信仰却是有害的。科学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的,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中,会要求建立起与这个历史阶段相一致的科学。科学研究是思维方式的外显形态,在科学研究活动背后,必然包含着特定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所拥有的是分析性思维,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它表现出了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巨大功能。然而,当科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社会背景具有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时,分析性思维不仅不能把我们引向对真理的认识,反而会对我们的行动形成误导。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我们所处的社会所具有的正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科学研究对象也同样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从而要求我们必须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即用相似性思维代替分析性思维。只有当科学研究是建立在相似性思维的基础上时,才能形成科学结论,并转化成正确的实践方案。     

休谟的知识观与知识的不确定性

休谟作为近代认识论中经验论的极端贯彻者,在探求知识确定性的时代,他以对外界"存疑"的方法,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在探求人性的基础上开创了自己的思路,他指出"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知识观。休谟的知识观尤其是对因果关系必然性的怀疑和在经验基础上对感觉经验的来源定性为不可知的原因,把矛头指向传统的知识的确定性。休谟之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的标签凸显。由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知识的价值因素等原因,知识的不确定性成为当代知识观的一种形态,内在蕴含着人要积极探求新知识,推进知识的进步与发展。     

试论知识创新与组织文化变革

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 ,组织文化主要体现为“组织记忆” ,即对组织过去成功经验的记录。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 ,市场环境是在急剧变化的 ,过去成功的经验今天往往已不适用。知识型企业为了应对竞争的压力 ,需要通过不断的知识创新来维持其竞争优势 ,而这种创新是必须以学习型的组织文化为基础的。同时 ,由于组织知识创新活动的复杂性 ,以及组织环境的多变性 ,因此组织往往不可能只有单一的组织文化 ,恰恰相反 ,在大多数情况下组织的文化都表现出多元多变的特性     

当代转型期我国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

我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最早开始于近代知识女性,她们的主体意识是在近代社会男性倡导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开始觉醒的。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女性的权利获得了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保障,但由于女性缺乏对自身生活变化的反思,因此,导致女性主体意识的失落。当我国进入到社会转型期后,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利益结构的调整,为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理性自觉提供了物质基础;市场经济的特征直接刺激了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时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冲击了传统观念,为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理性自觉在观念上创造了条件。知识女性主体意识的理性自觉主要表现在她们在工作中和家庭中地位的改变,但知识女性发展的瓶颈要求国家和社会改善女性发展的环境,切实保障女性的权力。     

在风险社会中看真理与意义

在实证科学的视野中,“真理”与“意义”也经常被还原为“事实”与“价值”的问题而进行讨论。不过,当我们使用真理与意义的概念时,是在认识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果中去思考的;在使用事实与价值的概念时,所考虑的则是实践上的安排问题。近代以来在哲学上的几乎所有争论,最终都可以被归结为关于真理与意义的意见交锋,而事实与价值方面的考量更具有从属的性质。其实,认识真理与把捉意义的过程是应当放在不同的框架中的,认识真理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中进行的,而把捉意义则应在行动的框架中展开,更多的是通过“领会”“体验”把握意义。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认识真理会遭遇可能性的问题,而把捉意义则是现实的,而且在无法获得真理而又必须行动的情况下,也只有依据意义去开展行动。     

哈耶克的默会知识与社会的合理化生成

哈耶克的默会知识理论揭示出默会知识是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在人和社会的生成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是社会有序协调发展的知识和文化根基,应当以个人默会知识效用的最大化发挥作为判定社会运行机制合理性的依据。当前,我们应当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审美理性的有机统一来完善理性,在人们的交往实践中汇聚默会知识,实现科学知识、道德知识、审美知识的共同增长,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汇聚默会知识和完善理性相结合,克服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的现代性困境,构建当代中国知识型的合理化社会,增强创新驱动,走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论全球社会中的道德、文化与合作治理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性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前提下的世界体系,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走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将生活在“全球社会”中。全球社会的建构将对道德和文化提出全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我们在人类的历史遗产中不可能获得的,需要我们去自觉地加以建构。实际上,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已经带来的社会变化看,正在为我们去建构起新型的道德和文化做出准备和提供条件。全球社会中的道德与文化将是建立在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前提下的,需要满足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生活和活动的要求,从属于和服务于人的共生共在的目的,在行动上表现为合作治理。     

风险社会：科学与价值关系的重新思考

科学与价值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特别是在官僚制组织中,要求行政人员价值中立,实际上是为了科学原则而排斥了价值。现代性的形式理性追求排斥了价值,但无论是在科学研究中,还是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又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价值问题的纠缠。这说明,近代以来的科学和实践都因为拥有了分析性思维方式才会受到这种矛盾状况的困扰。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特别是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科学研究以及人的行动不仅不能排斥价值,反而要坚持价值优先的原则。人的共生共在是这个社会中的基准价值。一旦实现了从分析性思维向相似性思维的转变,即建构起了相似性思维后,科学与价值的矛盾问题就能够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从而实现科学与价值的统一。     

风险社会对参与决策的拷问

在工业社会中,决策使“凡事预则立”真正落到了实处,人类亘古就有的为行动事先谋划的追求得到了决策的充分诠释。在20世纪中,随着管理学的出现和人们的管理意识不断增强,决策的问题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并形成了一门被称作“决策科学”的学问。它对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然而,在人类走进了风险社会时,既有的决策方式还能不能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参与决策以及协商民主决策是否可行,就是一个不得不加以研究的问题了。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行动和决策所面对的是偶发事件,而且回应时间非常紧迫,决定了模式化、程序化的参与决策都必然存在着回应性不足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必须寻求替代性的决策方式。风险社会中的决策方式是一种“感应性决策”,是基于对风险、危机事件以及与之相关的综合因素的直接感应而做出决策的方式。     

知识生产的成本与效益分析

知识生产的成本与效益是不对称的,有些知识效益大于成本,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有些知识成本大于效益,导致泡沫学术、虚假知识。知识生产与信息生成是不同的,其主要区别是生产的条件、表现形式以及对社会经济的作用不同。应当从改革知识生产制度入手,促进全社会知识总量的有效增长。     

知识社会中的不确定性

现代工业化社会被说成是“知识社会”和“风险社会”。本文分析了知识、信息、数据、不确定性、无知和风险的关系 ,进而讨论了一个社会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使用其中某一种说法。本文还考察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并且对为什么可以把当今社会既称作知识社会又称作风险或不确定性社会而不矛盾 ,提出了一个解释     

知识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

众所周知,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人类社会一刻也离不开社会生产。因此一切经济关系都应该到社会生产中去寻找基础和解释。基于此认识,文章提出劳动过程的一般要素是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知识,是对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的拓广。文章具体分析这些要素,特别是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特点及其与人的关系,提出每种社会生产都有一个第一要素或决定性要素。它决定社会生产的性质和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业是首要产业。文章最后就劳动过程诸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地位的变化解释了社会形态的演变。知识成为生产过程的决定要素将开创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新纪元。     

论技术与制度的互动关系

技术的二重性和结构的二重性共同决定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技术在本质上具有客观属性和社会属性,这决定了技术既是社会行动的结果,也是社会行动的中介。结构的二重性则揭示了制度与行动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表明结构是行动得以展开的前提,行动是进行制度和结构再生产的活动。新技术的应用并不必然带来制度变革,当以内嵌于技术的新的规则、思维模式等因素为依托而产生新的行动模式时,制度变革的时机就到来了。组织领导者的思维模式应当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以创造性的行动为中介,使技术应用成为一项实现制度变革的自觉行动,并为技术应用创造相应的制度空间。在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网络技术的应用为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转型提供技术支持。     

基于信任的合作何以可能

今天,信任与合作被越来越多地用来描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主体问关系以及共同行动,已经成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基础性课题.但是,关于信任与合作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近代的学术语境之中,是在契约精神的框架下去加以探讨的.这与人类社会当下的现实要求相去甚远.无论是法团主义、理性选择理论还是协商民主理论,在信任与合作问题上所作出的理论证明都是不可能付诸于实践的,它们不可能导出解决人类当下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方案.但是,适用于人类当前以及未来的信任与合作方案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它的理论基础是张康之关于人的道德存在的发现和道德制度的构想;它的现实根据就是人类社会正在展现出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