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下生育质量研究

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基础。本文基于国内首个出生队列追踪调查——武汉出生队列追踪调查（WBCS）数据,以生命早期1 000天理论为基础,从孩子出生时和成长发育过程中的生理性和功能性两个方面构建生育质量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3 049个同一年份出生婴幼儿的生育质量指数,重点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四个维度分析其影响因素。数据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大多处于中等水平,但分化较为明显。城市家庭一孩、二孩的生育质量相差较小,随着孩次由二孩向更高孩次增加,生育质量明显降低。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加,生育质量呈下降趋势,且这一趋势在母亲35岁以后更加明显。母亲受教育水平从初中及以下提升至高中/中专/技校对生育质量的边际效应更大。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婴幼儿成长发育环境向外的不断扩展,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逐渐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特征是影响婴幼儿生理性方面的重要因素,养育模式对功能性方面的影响贡献最高。     

中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对再生育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低生育率时代,制定降低养育成本的公共政策要充分考虑家庭生育特征的重大变化。目前,生育一孩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一孩的养育经历深刻影响着家庭再生育决策。本文基于多重家庭均衡理论分析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的差异,使用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解析当前我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对一孩母亲再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代女性肩负的养育成本责任增多,母亲在承担着照料孩子主要角色的同时分担着传统家庭中由父亲独自承担的养育经济成本,此外还要担负养育导致的机会成本损失。新时代家庭养育分担模式已经不再主要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更多女性期望在家庭与职业间寻找新的平衡。女性在家庭中提供经济支持对再生育并不完全起到消极影响,有较高收入能力和良好工作保障的一孩母亲是再生育的潜在群体,对生育构成阻碍的是伴随女性经济成本承担出现的机会成本压力。丈夫在养育照料上的平等分担对女性再生育没有起到十分显著的影响,预示着性别平等理念还未彻底渗透于养育家庭内部。祖辈照料是转移女性照料负担,促进生育行为的积极力量,但因老人身体不佳导致的隔代支持缺乏正逐渐成为再生育家庭的困扰。     

大间隔生育现象的成因及对家庭生活影响的案例分析

大间隔生育现象以人口的自然生育间隔为基础,在现代社会的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本文根据在某省农村H地区进行的27个个案访谈,发现了大间隔生育现象主要发生在父母于1965到1975年间出生的家庭,且大间隔生育的产生受到经济条件改善、农村养老缺乏保障、独生子女亲属支持网薄弱、邻里家庭生育选择带动、"以大带小"养育方式减轻负担、性别偏好推动、情感需求需要得到满足7方面的作用。同时,大间隔生育会加重家庭预期经济压力、对父母和一孩与二孩的关系产生双向的影响。     

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比较

基于江苏苏南某农村79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运用回归模型对影响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间隔没有显著差异,仅在对"女性生育的最大年龄"的认识上二孩妇女明显低于一孩妇女。但两类家庭育龄妇女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为预测生育水平提供重要参数.通过对山东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大样本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两类政策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且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观因素、地区差异及户口性质、文化程度、现有1孩性别等对两类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是类似的;生育安排、不愿意生育的主观因素、属相偏好等则存在显著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现有1孩性别、年龄、地区因素、主观因素等对两类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性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     

家庭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9年西安市五城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阻碍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最主要的现实约束。基于2019年西安市“养育成本及生育意愿状况专项调查”数据,采用方差分析和泊松回归方法,从新家庭经济学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已育一孩夫妇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35,0—3岁、4—6岁和7—12岁家庭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43、1.32和1.29;已育一孩夫妇的直接经济成本以教育成本和饮食成本为主,其中0—3岁家庭多为饮食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多为教育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其中0—3岁家庭更多付出的是时间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集中在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直接的教育成本、娱乐成本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人力成本对打算生育子女数具有降低效应,机会成本、人力成本会降低0—3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教育成本、机会成本会减少4—6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7—12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更多受娱乐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制约。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养育成本与生育...     

家庭负债、生育成本与二孩生育决策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儿童照料与二孩生育意愿 ——来自上海的证据

本文围绕一项针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调查,分别使用二分和有序Logit方法分析儿童照顾对上海市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育龄女性能够从家庭内和社会中获得更多孩子照料的时间支持时,她们有更高的二孩生育意愿,也会伴有更明确的二孩生育规划;双独家庭能够从父辈获得更多的经济、时间上的帮助,因此他们要比单独家庭和双非家庭更愿意再生一个孩子;居住于上海市城区的女性从某种程度上更易获得孩子的照料资源,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可供选择,因此她们的二孩生育意愿高于居住于郊区的女性。此外,本文通过是否采用了避孕措施对二孩生育的意愿程度做了进一步区分,结果发现当第一个孩子主要是由孩子父母承担照料工作的时候,女性存在二孩生育意愿的程度是最低的,祖辈照料对二孩生育意愿程度的积极影响也明显低于社会性照料,此现象在上海市户籍的女性中体现尤为明显。最后为纠正自选择偏差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PSM)进一步验证了与首孩性别相比,首孩的抚养成本与接受照料情况显然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更大。因此,本文认为加大公共托育服务的供给、为育龄女性提供高质量的0-3岁婴幼儿社会照料支持是提高二孩生育意愿的最有效政策。     

孩次结构与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关系研究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升高与生育水平的下降存在着时间上的紧密关联。生育水平下降所导致的孩次结构变化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关系,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研究发现,第二孩尤其是多孩生育的减少对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起到了明显抑制作用,且作用幅度从1981年至1999年逐年加强,2000年至2010年又有所减弱。200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主要由二孩及多孩出生性别比水平的大幅升高所导致,2000年以后第一孩出生性别比水平升高的影响也日益显著。     

农村二孩家庭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分配理论,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考察了农村二孩家庭中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相比有妹妹,有弟弟的长姐身高Z评分将降低0.254个单位,表现出发育迟缓和消瘦的概率比正常组将分别提高5%和2%,但与肥胖不存在显著关联。性别平等感知在男孩偏好与长姐体质健康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父母感知到的社会性别平等越弱,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不利影响越强。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长姐处于学龄期、二孩处于学龄前和父亲出生队列较早时,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将产生更不利的影响。未来应结合我国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在保证儿童福利有效供给的基础上,发展以家庭为核心的福利政策,全面构建普惠型儿童福利支持体系。     

生育二孩职业女性的母乳喂养支持——以北京为例

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始终是职业女性面临的难题,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风口浪尖.哺乳是人类繁衍后代的本能之一,如今却成为女性再次回归工作岗位必须面临的第一道抉择关口.本文通过2015年"北京市生育二孩妇女孕产卫生保健需求调查"的数据,以社会支持网络为架构,分析各项社会支持对职业女性母乳喂养持续时间的影响,试图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提供实践和理论依据.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母亲普遍存在断奶过早的情况,在职业女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面临工作和母乳喂养的冲突时,在工作单位设置母乳喂养室、 为女性提供更多的科学哺乳知识,能有效降低职业女性过早断奶的可能性;亲友的情感支持则可能"好心办坏事",反而导致职业女性提早断奶.     

家庭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山市二孩生育需求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了家庭的经济支持、 照料支持和精神支持对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当丈夫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较大或者夫妻双方的经济贡献差不多时,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相对较高;若生育二孩,家庭成员提供的照料支持、 精神支持的可能性越大,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家庭照料支持可获性的增加能够提高所有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可能性.文章认为,在目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政策的有效落实还需要相关配套措施尤其是家庭支持政策的完善.     

中国"独生父母"婚育模式初探:以上海为例

自2001年开始,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逐渐进入一个婚育高峰.目前,"独生子女养育子女"社会现象已在数百万城市家庭中成为现实,约占同龄婴幼儿家庭的34%左右,未来十年里,"独生子女养育子女"的新家庭将以千万计.据本研究1828份在上海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独生父母在婚育观、家庭结构和抚养模式上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独生父母也与非独生父母存在不少共性.研究在分析独生父母现象之后,进一步探讨了该现象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孩次递进比的确定因素与近似估计

孩次递进比的概念是法国人口学家亨利(L·Henry)于1953年首先提出的。它表示在生育了i孩次(i可以是0,1,2,……的任何整数)的同批妇女中,至少生育了(i 1)孩次以上妇女所占的比重。由此,我们可把在一定时间内递进到同一孩次的妇女称为同孩次妇女群。妇女通过生i孩进入该群“人口”,通过生(i 1)孩退出该群“人口"。但如果要     

个体教育获得的“末孩”与“首孩”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多子女家庭内，家庭内部教育资源普遍存在着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利用2010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匹配数据，本文研究了我国多子女家庭中教育获得的“首孩效应”和“末孩效应”。结果显示：（1）末孩的受教育年限比其他排行的同胞高0.883年，存在显著的“末孩优势”效应；（2）首孩的受教育年限比其他排行的同胞低0.535年，但仅在非农业户口群体中存在显著的“首孩劣势”效应；（3）“首孩劣势”与“末孩优势”存在世代差异，该效应在1978年后出生的个体中具有显著性，而在1978年以前出生个体中不显著；（4）分位数回归表明，个体教育获得的“末孩优势”只在较低教育阶段显著，在较高教育阶段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在较高教育阶段禀赋效应抵消了排行效应。政策设计时，应加大对多孩家庭的外部教育资源支持力度、提高养育教育成本补偿的精确性，进而缓解家庭教育资源约束、优化家庭内部教育资源分配。     

农村孩次和性别对代际时间转移动机的影响——以安徽省为例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代际时间转移动机是公共转移项目和政策的关键决定因素。然而,在中国文化中,这一概念相对比较新颖。目前尚无子女的孩次、性别与中国农村老年人代际时间转移之间影响的研究。本文旨在从农村地区父母的角度,按子女的性别和孩次,探究时间转移的动机。本研究的数据为2009年从中国安徽省巢湖地区收集。研究结果显示从父母的视角分析,子女的孩次对代际时间转移动机有显著的影响,而子女性别的影响不显著。此外,本文讨论了对政府政策和未来研究的启示。     

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与二孩家庭生育模式百年模拟与选择

不少人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造成家庭负担过重忧心忡忡。通过独生子女家庭和“二孩加间隔”家庭未来百年发展变化模拟评价后认为：如果生育模式选择得当,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二” 负担结构有可能基本避免,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负担,也不会比历史上经历过的较重的负担更重。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生二个孩子,并不能保证比生一个孩子负担轻。从百年人口对资源环境和杜会经济发展的压力看,“二孩加间隔” 的政策无论如何组合和选择,所形成的人口压力都要显著大于独生子女政策,而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模式如果选择得当,它的家庭负担不见得比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的二孩家庭重多少。因此,政府应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坚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同时应按最优生育模式,对生育年龄和间隔进行适当的调整。     

为“单独两孩”家庭生育保驾护航

湖南省“单独两孩”生育政策正式实施以来,桃源县坚持以人为本,积极落实宣传教育、摸底建档、优生促进、跟踪随访、经费保障等措施,为“单独两孩”家庭开展全方位、深层次优生优育服务,受到广大育龄群众欢迎。1.宣传到位,做到家喻户晓。县人口计生局印制了15万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宣传折页发放到符合“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夫妇户、新婚夫妇户和计划怀孕户,在县电视台、网络媒体上开办“优生优育”专栏,乡镇、村(居)人流聚集等地方均张贴“优生优育”宣传     

婚姻质量对多孩生育意向及生育二孩打算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婚姻质量指人们婚姻关系的状况,是人们对婚姻中获得的满足感和生活福利的评价。婚姻质量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婚姻质量较高的人口具有更高的平均期望生育数量。在已经生育了一孩的家庭中,婚姻质量对多孩生育意向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对女性、年龄为35岁以下、城镇户籍、东部地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具有影响。婚姻质量影响多孩生育意向的实现,有助于将多孩生育意向转化为具体的生育行为。对于那些已经生育了一孩且具有二孩及以上的多孩生育意向的人口,婚姻质量越高,其生育二孩可能性越大。这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人口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并在城镇户籍人口、教育程度较高人口中表现出影响。区别于多数研究从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分析人口的生育,本研究表明作为婚姻质量重要指标的"爱情"会影响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人类的生育不仅包含着功利性的理性计算,还受到感情的影响。良好的婚姻家庭生活有助于提高多孩生育的意向,也能够促进多孩生育意向转化为生育二孩的行为。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研究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年、2003年和2006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的Logistic模型,从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两个角度研究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机制的变化。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仍然符合合作群体模式,由于不同性别在家庭中的角色和性别分工不同,老年父亲从子女外出中直接获益更多,老年母亲更多地是获得补偿性支持;儿子仍然在家庭养老中承担主要责任,女儿得到老年父母帮助时提供的补偿性支持更多,劳动力外流促使儿子和女儿对老年父母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缩小,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