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就业结构的影响——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

本文使用微观数据考察技术与就业总量、就业结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以计算机资本测度的技术对企业雇佣总量效应不显著,但对技能员工雇佣却有着稳健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其他资本测度的技术对企业雇佣总量具有稳健显著的正向作用,对技能员工雇佣却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中国经济就业总量创造不足和结构失衡可能表现为技术进步不足,只不过低端技术是劳动互补型而不是替代型.分析认为,增加资本使用的技术进步可能并不能有效缓解就业创造不足问题,因为技术进步可能导致与简单劳动互补性质发生逆转,故在技术进步框架内可能无法解决就业总量创造不足.而就业结构失衡可以推进计算机资本的使用加以缓解,文章批评了试图分割生产要素市场同时解决两个问题的倾向,认为这会遏制市场的发展.     

农民工自雇佣就业选择研究

自雇佣已经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方式,本文利用工具变量的Probit模型对农民工自雇佣的就业效果以及影响农民工自雇佣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从事自雇佣的农民工获取了更高的工资收入,具有更优的社会资本以及相对比较高的社会融入感,但同时也具有更重的工作强度;教育显著提高了农民工从事自雇佣的概率,而与家庭成员有关的社会资本则不会对农民工的自雇佣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年长的、已婚的、男性的农民工成为自雇佣者的可能性更高,失业经历只会显著提高女性农民工从事自雇佣的概率。     

男性视阈中的革命女性形象--以1927-1930年的“革命+恋爱”小说为例

以1927-1930年“革命+恋爱”小说中的革命女性形象为例,从男性视阈出发,对革命女性的女性气质呈现出的“去女性化”倾向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革命女性在“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中情爱主体性阙如,具有情感体验简单化的特征。这表明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文化对女性性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男性视阈的局限也成为当时“革命+恋爱”小说在叙述上出现矛盾和简单化书写的成因之一。     

企业多元雇佣的新制度环境分析

雇佣关系是非市场治理机制发挥主要作用的领域,新制度经济学所提供的研究范式有利于雇佣关系研究的创新.多元雇佣是企业雇佣方式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从状态依赖性合同、冲突的产生与解决成本、投资差异与套牢、动态交易成本等几方面将企业多元雇佣置于新制度环境中,可以对多元雇佣的某些关键问题作出新的解释.     

就业流动人口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模型估计与政策涵义——基于重庆的经验数据

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人口流动有利于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在中国“特色”的转型发展中,流动人口红利也带来了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教育回报率对于收入影响十分显著,男性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显著高于女性就业流动人口收入,非农村户籍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显著高于农村户籍就业流动人口收入,已婚的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显著高于未婚就业流动人口收入,跨省流入的就业流动人口收入高于市内流动的就业流动人口收入.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基于“沪港通”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将“沪港通”的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沪港通”的实施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的增加。机制检验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了上述作用，而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不显著；（2）“沪港通”的实施促进了短期金融资产的增加，对长期金融资产的影响则不显著。这意味着，在“沪港通”的实施背景下，企业增持金融资产不是为了平滑投资，而是为了短期逐利。     

“情欲”与“礼教”：高彦颐与曼素恩的明清社会性别史研究

“情欲”和“礼教”是明清社会生活的两个面相，也是塑造明清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两个关键要素。美国女性史家高彦颐（Dorothy Ko）与曼素恩（Susan L. Mann）的明清社会性别史研究基于这两大范畴，讲述了明清妇女的生命故事。高彦颐侧重描绘女性在参与和带动“情欲”风潮时所流露的文化主张，曼素恩更注重考察女性在礼教系统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此二者的研究也体现出美国妇女史界在“社会性别转向”（gender turn）以后的学术动向。有别于早期的激进主张，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保守主义的回潮，女性史家不再反复强调妇女在父权制下遭受压迫的情状，而是把考察的重点转向他处，思考如何在既定的社会性别框架下凸显女性在历史中的中心角色。     

顺从中的反抗彷徨中的自醒——“勇兰”、“琳达”形象与华裔女性的社会性别建构

当代华裔女作家塑造的母亲形象颇多,也颇为成功。文章结合社会性别理论,通过对比分析汤亭亭《女勇士》中“勇兰”和谭恩美《喜福会》中“琳达”两位母亲形象,探讨母亲形象蕴含的对于女性社会性别重新阐释的特质,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对两性差异的认识以及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女性的性格刻板印象,建构了融合男性特质的新女性形象以及属于华裔女性独特的社会性别和主体地位。     

“婚床”苦闷:论中国现代文学两种形态的“妇怨”叙事

“妇怨”叙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往往以已婚女性的“情殇”悲剧为表现题材,去深刻揭示新女性在自由婚恋过程中的灵肉痛感.阅读作品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妇怨”叙事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悖的不同形态:男性作家一般都是从思想启蒙的社会角度,去同情被弃女性的不幸遭遇;而女性作家一般则是从个人情感的生命体验,去抨击男性人格的虚伪本质.因此,两种不同形态的“妇怨”叙事,恰恰反映出了不同性别的作家群体对于五四思想启蒙的不同认识.     

就业质量、阶层定位与女性幸福感

基于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三期混合截面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估计实证检验就业质量对女性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表明,就业质量对女性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利用2SLS估计和ERM模型尽可能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机制检验表明,当期阶层定位、预期阶层定位在就业质量对女性幸福感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女性从技能使用、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和工作进度自主中获得更高的幸福感,且这些就业质量分类指标对女性幸福感的积极效应依次减弱;照料压力大的女性更关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就业收入等经济指标;人力资本较低的女性在超时工作中获得更多幸福感。可见,为提升女性幸福感,应畅通女性职业发展与自我实现的渠道,充分发挥女性的市场劳动力价值;进一步健全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满足女性对当前及未来生存保障的渴望;充分关注女性雇员的多元化需求。     

无性的两性关系：性别文化视野中的1950 -1970年代中国诗歌

从性别文化的角度检视 1 95 0 - 1 970年代中国诗歌对女性形象的想象和期待 ,我们会发现 ,在这一想象和期待背后潜藏着的仍是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的性别立场。而这一性别立场最终导致中国社会的两性关系向无性化和一性化即男性化发展。所谓的“男女平等”只不过是抹杀了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 ,将女性变成男性的话语表达。由此可见 ,社会给予了女性同男性一样的政治地位 ,它也就用“平等”剥夺了男女各自的自我主体身份。     

非认知技能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了非认知技能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采用国际通用的大五人格模型来度量非认知能力，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综合指标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劳动力的小时工资收入增长约2.5%。分解结果表明：非认知能力的特征差异是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重要因素，尤其对高收入群体更是如此。当进一步考虑职业选择的内生问题时，非认知技能显著增加了劳动力进入白领职业的概率，且整体上白领职业内非认知能力对性别工资差距的贡献要高于蓝领职业，但在两类职业内非认知能力对不同收入水平上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数字金融促进了居民就业吗？

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居民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家庭部门的就业率。其中,自雇佣就业率显著上升,非自雇佣就业率未受显著影响;创业型自雇佣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就业率的重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家庭和中等金融素养家庭就业具有积极影响,对农村家庭和低金融素养家庭的就业促进效应有限。     

“女扮男装”与粤剧“女文武生”任剑辉的性别表演话语

粤剧艺术家任剑辉以其“女文武生”的戏台形象,成为中国戏曲跨性别表演的经典之一。同时,她作为20世纪粤剧传媒语境中戏影双栖的明星,具有独特的性别话语内涵和传播意义。本文试图以社会性别研究及表演学理论,阐释任剑辉“女扮男装”的脚色表演：如何运用身体的二重性完成对“女文武生”的性别想象与虚构,并实现一种融合了女性受众期待和戏曲假定性的“新男性气质”。文章通过考察任剑辉在戏场和银幕中不同的性别形象和表演话语,论述任剑辉的易性表演与现实性别、戏迷接受之间的跨传媒文化关联。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事关健康中国建设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微观个体视角探究互联网对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虽然提高了老年人健康水平,但显著扩大了老年人健康不平等程度,形成老年人健康收益的数字鸿沟。这一效应还呈现性别、年龄、城乡、区域异质性,使用互联网显著扩大了男性、低龄、城镇和东部地区老年人的健康差异。机制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分别起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在数字包容理念下,应从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和适老化改造、老年教育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助力老年人跨越互联网“接入沟”和“技能沟”,使全民共享数字红利。     

网络互动的性别差异：从“原型”到“表现”

关于赛博空间中性别模糊化和民主化的宣称并不合适。网络互动过程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和传统社会的性别权力结构。两性具有不同的在线行为风格和沟通道德规范。男性仍然主导着互动的话语风格、参与数量以及话题；而女性被边缘化，并时常受到歧视性偏见。互联网媒介本身仍然提供了机会，使女性可以在“原型”化的性别模式之外有更复杂的行为表现。     

女性就业与中国经济周期

构建包含就业性别差异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女性就业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影响。参数贝叶斯估计的结果显示,女性劳动力就业弹性、名义工资刚性以及女性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均显著大于男性劳动力。这些差异意味着在外生冲击影响宏观经济时,女性劳动力更容易选择进入或退出劳动力市场,进而导致女性就业与男性就业对劳动力市场乃至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动态分析的结果表明：女性劳动力供给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劳动力供给冲击。女性相对劳动生产率上升在引起产出增加的同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紧缩”效应。女性就业相关因素是驱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力量。因此,无论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还是稳定宏观经济考量,稳定女性就业均是相对较好的政策选择。     

“双性同体”与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

本文以“双性同体”观为切入点,审视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伍尔夫通过对历史与文学史、男性与女性的对立的思考,大胆解构传统男权社会与文化对女性的压抑,超越性别对立与限制,重构女性价值观,并提出了理想的创作心态与人格:“双性同体”。本文试图揭示并评价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在女性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意义。     

工资集体协商影响就业的广度和深度分析

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因其工资效应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被认为“流于形式”或“效果不佳”。实际上，工资集体协商的效果不仅体现在工资上，还体现在就业等方面。文章系统估计了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这一系统估计显示，现阶段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具有“不显著或不一致”的工资效应以及显著的就业效应。这一结果不同于西方国家集体谈判得出的实证结论。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工资集体协商存在协商总体进程的指标化推进、协商工资的制度化黏性、企业对雇佣量的竞争性偏好等机制。如何在既有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安排下激发企业应对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在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同时稳定和促进就业，是劳资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农民工工资性别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问卷调查

妇女的发展程度体现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女性农民工,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中的弱势。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男女农民工在工资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农民工的收入低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仅为男性农民工的73.94%,女性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收入仅为男性农民工的73.36%。通过控制人口等变量特征,发现女性农民工的月工资或小时工资都比男性农民工低20%以上。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发现男女农民工在收入上存在明显差异,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总工龄、工种对性别工资的影响显著;性别工资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占3/4左右,农民工的工资可能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