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再写：论清国史馆与民初清史馆对翁同龢事功的记载

对于戊戌变法中重要人物翁同龢的生平事功的官方记载,清国史馆的《翁同龢列传》和民初清史馆的《清史稿·翁同龢传》是两个重要版本,它们各有价值,值得研究。前者按照清国史馆的工作流程,纂修官依据吏部提供的事迹册,纂辑成篇。该传直接写出翁同龢在戊戌时期的罪名,颇有定罪之意。与清末民初对翁同龢的贬低情况不同,《清史稿·翁同龢传》依据1925年出版的《翁同龢日记》,对翁氏的事功进行了大幅改写,肯定了翁氏的作为,并弱化乃至否定了戊戌时期翁氏与举荐康有为的关系。正史对翁氏事迹记载的变化值得关注。     

从顾肇新家书看戊戌前后的朝局与政情

清季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肇新在致其兄顾肇熙的一批书信中,对1897年中德胶州湾交涉、1898年春张之洞入枢受阻、翁同龢开缺原因、总署对康有为《第六书》的议覆、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的处境和就医情况等重要问题,都有记述和评议;因为作者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臧否人物、评议时局,多是局内人言,与以往成说有所差异。分析这批函札对研究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戊戌前后的朝局和政情将有很大助益和启发。     

滇案议

滇案议郭大松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马嘉理事件”，１８７５年初发生于云南边界，故亦称“滇案”。“滇案”引起中英交涉长达一年半之久，导致《烟台条约》量签订。关于“滇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最终结果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史学界已备述详尽，但对其直接原因和围绕此...     

论两朝帝师翁同龢的教育思想

在君为臣纲的封建时代,人臣之高贵,无如帝师。而翁同龢以两长帝师、教育贤君被传为佳话。本文以翁同龢教授同治、光绪皇帝为背景材料,通过对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效果等方面改革的阐释,略述他的教育思想,以期对当代的教育改革有更深一层的启发和借鉴。     

1872年马里亚老士号事件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往事

秘鲁货船马里亚老士号因拐运华工在日本横滨被扣并引起一场国际诉讼,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亲自指挥,神奈川县长官大江卓自任审判长,终于将被拐华工全部解救出来,并通知清政府派人赴日将其接回中国;而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政府大员也相当重视此事,公文往来,讨论处理办法,积极回应,并派遣上海地方官员陈福勋赴日将被拐华工带回中国.陈福勋即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赴日办理交涉的外交使节,而该事件使刚刚起步的近代中日关系第一次产生良性互动,意义重大.     

翁同龢开缺、革职原因考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帝师翁同徘因力主维新变法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遭革职交地方编管的重惩.对于他开缺、革职的原因,一百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坚持主战、反对慈禧太后对日求和、上折奏请停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庆典、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等,是慈禧太后下令将他开缺、革职的主要原因.翁同龢不顾慈禧的专制淫威,在事关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正义进步,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磊落胸襟和战略勇气,十分难能可贵.     

诗的成功是悲哀——黄遵宪论

浮沉于潮流中 戊戌年早春二月的一天,光绪皇帝想起了一件事,他急于要读到他身边人几次推荐过的书,这就是史载的“命枢臣进日本国志,继再索一部”。前些时候,这位皇帝已经向他的老师翁同龢要过这本书来读,但翁同龢当时手头没有,皇帝不悦。据《翁文恭日记》本年正月二十三日记载:“上向臣索黄遵宪《日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酝酿着维新大业的皇帝,需要了解邻国进行改革的情况,其急切的心情从上述的“继再索一部”以及因“未洽”而“颇致诘难”的记载可以看出。     

许景澄与帕米尔交涉述论(1890～1896)

帕米尔交涉是许景澄在驻俄公使任上耗时最长、费力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桩交涉案。在交涉过程中 ,他一方面“通声气”、“采虚实” ,谈判磋商 ,传递情报 ,一方面根据他对帕米尔和俄国侵略意图的认识提出建议 ,为清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他的交涉过程可以分为 :建议“严保我界 ,三国各不侵占” ;赞同“派员会勘 ,定分各界” ;反驳“先撤卡 ,后勘界” ;出札守兵 ,坚持陈约 ;举荐庆常 ,继续交涉。中俄“两不进兵”的交涉结果可谓差强人意 ,但帕米尔问题终成悬案。许景澄与帕米尔交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陈树棠在朝鲜的商务领事活动与近代中朝关系(1883年10月-1885年10月)

总办朝鲜各口交涉商务委员陈树棠自1883年10月被派驻朝鲜以来,与朝鲜先后签订了三项有关通航与租界章程,从而促成近代中朝经贸关系之急剧发展,并代表清政府负责办理中朝外交事务,还曾协助朝鲜高宗政府办理近代外交事务,实际上是近代中国最早派驻朝鲜的最高级商务领事官员.至1885年10月,清政府试图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干涉政策,遂召回陈树棠并代之以袁世凯.陈树棠两年的驻朝商务及领事工作,应是近代中朝关系史乃至晚清对外关系史上的一段重要内容.     

两司与清末外交

清末,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深入,地方官员办理外交事务者逐渐增多,并且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两司发展为近代中国独特的地方交涉机关。两司作为地方行政事务的主管机构,在地方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政府利用两司办理外交事务,既能贯彻其外交在外的行政方针,又能满足其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更解决了地方无外交机构的弊端。     

《日本国志》与《日本变政考》的关系试探

戊戌变法前夕,光绪皇帝曾迫不及待地指名要读两部书,其一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另一本则是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关于《日本国志》,翁同龢在戊戌正月廿三日记道:“上向臣索黄遵宪口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次日又记道:“是日以日本志两部进呈。”光绪看到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则要迟些,翁同龢在戊戌三     

《上海柴拉报》考略

由俄侨连比奇1925年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柴拉报》,是远东地区唯一较长时间出早晚两版的俄文报纸,报社从业人员是上海俄侨,读者大多也属于这一群体,它的创办与发展历程直接与俄国侨民在中国的历史相关联,在上海俄侨中的影响深远。这份报纸对于了解近代上海外侨社会、了解近代上海文化,都有重要价值。     

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担当精神 ——以福建"台江事件"为中心

“台江事件”可称之为“五四运动”的殿军之战,围绕这一事件在全国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独立意识。在“台江事件”中,青年学生商讨“闽案”应对办法;组织游行、演讲,促使民众了解“闽案”真相;召开国民大会,促成各阶级的大联合;主导又一场抵制日货运动,表达对日侵略势力的反抗;向政府请愿交涉,力争“闽案”正当解决。这些事实均展现了“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担当精神。     

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

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黄尊严王涛１９１４年８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打着“日英同盟”的旗号，对德宣战，把欧洲的战火引燃到了远东。为实现攫取山东进而独霸中国的阴谋，日本不仅恃强破坏中国中立，由远离胶澳租借地的龙口强行登陆，迫使中国划...     

家世与国势：满臣端方崛起若干史实研究

端方是清末督抚中的能臣代表,具有满洲八旗身份与显赫的家世,得到帝师翁同龢等人垂青与提携。在近代中国变幻纷呈的政局中,端方的个人命运始终与国运脉搏紧密相连。以帝党和后党的双重身份参与戊戌维新,戊戌政变发生后,不降反升。庚子事变中,借助行在在陕的机遇,建立丰厚的人际关系网络,其中与湘系集团的交际,与岑春煊的交恶影响了其后的政治走向。端方的权势与人际网络的形成,折射了时代变迁与晚清政局的赓衍。     

俄总领事与清津海关道——从刻本史料看同治年间地方层面的中俄交涉

珍稀刻本史料《辩论阜通茶船被碰案》、《俄国孔总领事来函》,收录了同治年间通商口岸天津俄国总领事与清津海关道之间为解决华俄纠纷的往来信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俄地方层面的交涉概况。地方层面的交涉在国家层面交涉的结果———条约体制下运作,是中俄关系的基础组成部分。它不但具有独特的运作模式,而且条约体制中许多不平等的文本内容都必须通过地方层面的交涉才能落实。中俄双方在具体交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交涉原则差异体现了当时中俄两国在东亚区域内整体外交态势的差异。     

中外铁路交涉中的基层地方官——以高密路案中的县令为例

1899-1900年，山东高密因修筑胶济铁路发生持续不断针对德资胶济铁路公司的民众暴动。因处置不力，一年有余的时间里高密县县令几易其人。权力有限的县令在处理与外国人有关的事务中，角色尴尬，虽居于交涉前端，面对外国人与民众的冲突时难以满足当地绅民的利益诉求，也无法以传统治事方式化解民官之间的矛盾。当清政府高层既要屈从于列强的强权，又要追究地方骚乱的责任时，县令自然就不能安于其位。县令在对外交涉中角色定位模糊当是清季处理铁路交涉问题时政府权力运作最为底层的一面。     

历史魅影深处的文化诉说——评潘小平《翁同龢》兼论历史小说的写作

优秀的历史小说家总是能以现代意识烛照传统文化和历史情境,能在作家意识与史家意识间找寻到和谐的叙事节点.安徽作家潘小平的<翁同龢>就是近年来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一部历史小说佳作.作家以文化观照与反思为本位,由翁同雠这一历史人物发掘出了晚清社会纷繁复杂的历史情感、文化生态与人生命运.     

日俄战争之后中国收回威海卫的尝试与曲折

1906年中国试图收回威海卫,是一件在晚清不无历史意义的外交事件。日俄战争后,俄国此前向中国强租的旅顺地区转手日本,中国外交官根据中英条约中威海卫的租期与俄租旅顺租期相同的规定,要求英国归还威海卫。英国因英日同盟的关系以及试图维护在华形象,同时担心归还后他国染指等因素,在该事情上拖延、敷衍,使得中国交涉失败。不过,晚清职业外交官在此事件中表现出的日益增强的国权意识却值得肯定。     

德占胶澳对近代中国的双重影响

德占胶澳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双重影响：政治上，一方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刺激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经济上，德国对山东进行经济掠夺，但同时带来了先进生产力，使山东滋长了部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上，德国在山东传播西方宗教，进行文化扩张，但在客观上把西方现代文化传入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因此，在评析帝国主义侵华时，应把道德评价与历史研究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