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互动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基于CLHLS 2002～2014年数据

我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老年人与后代存在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联系,但目前学界关于代际互动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缺少定量方面的分析。本研究利用2002²014年的CLHLS跟踪调查数据,采用Frailty Cox方法,分析代际互动对我国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代际精神互动和物质互动显著减少了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发生,那些经常和子女有联系、在过去一年中和后代有物质互动的老年人死亡风险更低。因此,为了使老年人更加健康长寿,应该对代际互动行为加以必要的重视。     

婚姻状态对老年人死亡概率的影响研究--基于CLHLS队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 CLHLS 队列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及经验论证,解析出婚姻状态影响老年人死亡概率的作用机理,即在婚状态以其“保护效应”减小老年人患病的机率,进而减小其死亡概率;相反,不在婚状态的“损害效应”会增加老年人患病的机率,进而增加其死亡的概率。在所得结论基础上,为促进老年健康和应对养老挑战,针对老年人婚姻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分家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

分家是影响家庭生命周期的重要事件,它对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有重要影响。使用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CMGPD-SC),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考察晚清(1866¹913年)东北双城旗人移民的分家与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分家增加了老年人的死亡风险,与女性老人相比,分家对男性老年人死亡机会比率的增加更为明显;儿子数量越多的老年人其死亡机会比率越低,传统社会中儿子在提供父母养老资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丧偶对中国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年龄组差异及其健康因素的作用

基于"中国老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数据"(1998~2008),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丧偶对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及其健康因素的调节作用,并深入讨论此影响的年龄组差异。结果发现:老人丧偶与其死亡风险有非常显著的关系,在控制健康变量后,这种关系仍然显著存在,不过有很大程度的减弱。此外,长期丧偶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年龄组差异,而新丧偶对低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要远大于对高龄老人的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02年和2005年数据连接生成的面板数据,应用Cox等比例风险模型就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老年死亡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是否享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只有在控制了家庭的代际经济支持与是否享有养老金的交互效应的条件下才是显著的。同时,居住地的社区类型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点与以往此类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本项研究中,受教育水平对于我国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没有显著的影响。     

气候要素影响下老年人死亡风险表现及适应水平差异分析

老年人在气候变化中面临更为严峻的健康风险。采用2002～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和2002～2019年《中国气象年鉴》数据,借助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气候要素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以及导致老年群体气候适应水平差异的社会、经济缘由。研究结果表明,各类气候要素的变动均会导致老年人死亡风险变化,极端气温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负面影响最显著,极端气温与气压、空气相对湿度等气候要素的交互作用会产生更恶劣的消极影响;男性、高龄、农村以及不在婚的老年人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更低,而经济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在面临不良气候威胁时表现出更高的气候适应水平;社会保障在不同气候要素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中发挥着干扰型或增强型交互作用,能够有效提升老年人的气候适应水平。     

中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对死亡风险的影响

运用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CLHLS)2002-2011年纵向数据,采用主成份分析,把社会参与分为文化组织活动和家事个人活动,分全国、城镇、乡村建立Cox等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显著影响死亡风险;在全国和城镇范围内社会参与程度高的老年人死亡风险显著低于参与程度低的老年人,分别低7%和15%;在乡村文化组织活动参与程度较高显著降低死亡风险,相比参与程度较低的降低8%。无论全国、城镇、乡村,健康状况较好、女性、年龄较轻、去年家庭人均收入较高、单独居住或居在养老机构、生病时的照料者是家人的老年人死亡风险显著较低,患有慢病显著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风险。     

家庭结构变动对农村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年龄差异影响

利用专项追踪数据考察家庭结构变动对农村老年人死亡风险影响的年龄差异。结果显示,"一直为直系家庭"显著降低了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直系家庭变动为单人家庭或夫妇核心家庭"对低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在控制老年人代际支持和健康后由显著降低转为显著提升,同时显著提升了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单人家庭或夫妇核心家庭变动为直系家庭"仅显著降低了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结果揭示了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家庭结构更迭共存时期,基于生命的尊重和关怀以迎合老年人多维养老需求的家庭结构变动有利于拓展其健康寿命,关注家庭结构变动下低龄老人群体的养老支持和健康发展对塑造未来高龄老人群体健康态势未雨绸缪,促进中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社会。     

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2~2008年中国老龄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在倾向值加权的基础上,采用含有frailty因子的Cox回归分析法,考察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存在影响,其中与子女同住变为不同住老人的死亡风险最高。研究结果还表明,考虑了脆弱性因子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没有考虑脆弱性因子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在本研究中,没有考虑脆弱性因子的同住变为不同住低估了其对死亡风险的作用,而不同住变为同住以及一直同住则高估了其对死亡风险的作用。     

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与死亡风险及队列差异

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 CLHLS ）2002－2011年跟踪调查数据,通过多种健康指标构建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运用增长曲线模型和Cox等比例风险函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老年人虚弱指数和死亡风险及其队列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女性虚弱指数比男性高,增长速度也比男性快,但是死亡风险比男性低;出生较晚的队列与出生早的队列相比,虚弱指数会更高,他们的增长程度更快;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虚弱指数低,但是其增长速度却比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要高。     

中国老年人的躯体功能对死亡风险的影响

健康受到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世界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的背景下,研究老年人特别是研究老年人口众多的中国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死亡风险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分析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CLHLS)2002-2011年纵向数据,建立Cox等比例风险模型,研究发现了中国老年人的躯体功能对死亡风险有显著的影响,ADL、IADL和LOA/LOM好的老年人比差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分别低了25%、18%和5%;另外,慢性病、性别、年龄、民族、城乡与区域、职业地位和主要收入来源、活动参与和生病照料者也对死亡风险有显著的影响。     

工作时间长度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基于CFPS(2020)数据的实证研究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如何解决过度劳动所引致的健康损耗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有别于以往“防治过劳”的研究视角,文章基于过劳现象日益常态化的现实考虑,选择从缓解健康损耗这一视角出发,探究工作时间长度与健康间的影响机制,以期改善劳动者身体健康状况。首先,利用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框架,首次系统性梳理了工作时间长度与劳动者健康之间的内在机理;其次,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并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两者的影响效应及机制;最后,引入工作时间弹性这一调节变量,实证探究弹性工作制能否调节过劳对健康的消极影响。研究发现：工作时间长度对劳动者健康呈“U”型影响,且该影响具有职业异质性;工时的延长主要是通过挤占健康时间投入、促进健康货币投资和提高心理抑郁风险三条路径影响劳动者健康;此外,上下班时间弹性的提高会弱化长时间工作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严重过度劳动的群体。因此,除倡议适度劳动外,促进劳动者健康投资提升、引导劳动者工作心态积极向上以及建立灵活弹性工作制均能有效缓解劳动力人口的健康损耗。     

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测量——基于DAQ量表的验证与分析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年人死亡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大多数的老年人面对死亡时采取回避或否认的态度,感到焦虑不安。死亡焦虑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对老年人的死亡焦虑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一直缺乏科学规范的测量工具。本文引入国外常用的死亡焦虑量表DAQ(Death Anxiety Questionnaire),利用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动态跟踪调查2015年第六期的数据,验证其测量中国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适用性,分析中国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水平与结构。结果表明DAQ量表基本适用于测量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有其特殊的结构特征,包括对苦难的恐惧、对角色丧失的恐惧和对孤单的恐惧三个重要的方面。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对苦难的恐惧是其死亡焦虑产生的主要来源。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不同社会人口特征的农村老年人其死亡焦虑水平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本文还对影响中国农村老年人死亡焦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进行讨论和分析。本研究对于科学评价中国农村老年人的死亡焦虑状况,进而提出适宜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     

宗教参与对我国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分析

根据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数据(1998～2005年),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考察宗教参与对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机制,深入分析人口学特征、肌体健康、心理健康、健康行为及社会经济支持这五类因素在宗教参与和死亡风险关系中的交互作用,以此对西方文献中相关的4种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宗教参与对死亡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控制其他因素则会削弱这种影响,其中肌体健康因素所代表的"替代性机制"能够将两者关系的显著作用完全消除。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基于安徽省的纵贯调查

文章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纵贯调查数据构建个体增长模型,研究样本地区成年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发展轨迹的影响。结果显示,成年子女迁移对其老年父母的心理福利有消极影响,而有子女在本地会起保护作用,这支持了应激一健康后果框架对迁移的主观福利后果的假设。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依赖于年龄和队列效应,老年人心理福利随年龄增长呈非线性发展;在高龄阶段,有子女迁移、特别是全部子女均迁移的老年人比无子女迁移的老年人心理福利水平下降更快,子女迁移状况不同的老年人的心理福利发展轨迹具有明显的年龄分层模式。     

子女离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婚姻稳定性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预示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经历子女离婚,然而子女离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老年父母健康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从老年健康的角度出发,强调来自家庭层面子女离婚的影响,并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等方面分析子女离婚如何影响老年健康及其发生的机制,探索家庭内部影响因素间的作用与联系。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分析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当前我国老年人而言,子女离婚仍是少数,但子女离婚会对老年父母健康带来冲击,表现为有离婚子女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身体不健康、慢性病患病数量显著更多、精神健康水平更低;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的健康负面影响具有持久性;相较于儿子离婚,女儿离婚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觉身体不健康;子女离婚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具有性别异质性,离婚更易影响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是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压力与健康不平等——基于CLH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健康不平等长期以来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控制遗传基因等与生俱来的个体异质性前提下,研究和发现外部社会环境因素对个体健康差异的影响,对于减小健康不平等、维护健康公平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基于中国长寿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压力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性,较高的社会压力所对应的是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反之亦然。并且,社会压力对于健康的负面影响程度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也存在差异,社会压力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社会压力对于解释健康不平等的作用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中国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基于CHARLS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我国快速老龄化和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结合老年人储蓄偏好和消费特点,构建家庭消费计量分析模型,文章利用CHARLS2011、2013、2015年微观跟踪调查数据,采用工具变量—随机效应模型划分年龄层次和消费类别逐级估计,重点考察老年人储蓄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老年人储蓄水平越高,对家庭消费的促进能力就越强;分城乡来看,农村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更大;按年龄组别来看,中、低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显著,高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按消费类别看,老年人储蓄偏重于家庭基本生活、教育文化、健康等刚性消费支出,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储蓄对不同消费类别影响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日常支出、医疗保健和耐用消费品等方面。此外,研究还发现,老年人拥有房产对家庭消费具有非常明显的提振作用,家庭收入和老年人借贷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显著。     

社会支持对我国高龄老人死亡风险影响的Cox模型分析

文章运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纵向数据（1998～2005年）,对年龄范围在80～105岁的高龄老人进行考察,并基于Cox模型对社会支持于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对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支持的影响机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从我国的现实意义来看,社会支持对健康的影响是针对不健康的人群起到了缓冲作用,社会支持和健康变量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另外,社会支持中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对改善我国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效果。     

高龄老人自评健康与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

文章运用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追踪研究1998-2002年的数据,将自评健康作为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对年龄范围在80-105岁的高龄老人考察自评健康与死亡风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基期社会人口特征、日常活动的参与程度、生理功能以及患慢性病数量后,自评健康显著预测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日常活动的参与程度和生理功能只解释了它部分的预测作用。进一步的分性别分析表明,自评健康与死亡风险的关系在性别间差异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