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关于“德慧”、“术知”之区分及二者相统一思想

孟子关于“德慧”、“术知”之区分及二者相统一思想马振铎孟子把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视作理性指导下的自觉活动。这一认识使能够令人达到道德自觉的＂智＂在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在人的先天道德能力──善性，还是在后天道德践履之中，＂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论孟子天人观及其境界意蕴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中国历代思想家都有丰富的论述和讨论,如北宋思想家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可见,自古以来中国的思想家都把天人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作为其一生学问研究生的根本和人生宗旨.在众多的天人关系学说中,孟子最早开创了“尽心---知性---知天”的思维认知模式.孟子这种“天人观”思想影响了后来宋明理学,特别是对心学影响之巨.孟子的天人关系思想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上,也即是“天人合德”的思想.通过剖析孟子的天人观,可以了解孟子的天人思想并不是现代理解的所谓生态思想,而是一种人生道德的境界状态.     

孟子的通变观研究

孟子的通变观不仅体现在孟子对“经权”问题的关注上,还体现在孟子对古今之辨、“先圣后圣”之见、天人、心性之分及神、化、时、变等思想概念的论述上,展现出其思想深层的通达气象。孟子的通变观关系到经学史中“通儒”概念的提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关系到司马迁通变观的形成。赵岐赞孟子“通五经”,正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特征的准确把握。     

孟子“性善论”浅探——兼谈现代道德研究的一些问题

孟子“性善论”从“人与禽兽有异”来定义性和导出善 ,进而探讨了道德层次问题和道德修养即道德之求 ,这一研究视角度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 ,也启迪着现代道德研究。     

孔孟道德修养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孔子与孟子是儒家哲学的灵魂人物。孔子所创立的仁爱思想,被看作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建构在不同层次之上的伦理思想体系。最重要的一个层面便是基于个体道德修养而展开的仁爱思想。孔子指明了为仁的道德内求路径。孟子沿袭孔子的路径,将作为道德修养层面的仁爱思想继续发扬光大。孟子以人性善作为理论铺垫,以“可欲之谓善”为逻辑主线,建构起基于心性视角、更为完善的“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方法。孔孟的道德修养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组成部分,旨在培养个体的君子乃至圣贤人格,引导人们的心灵成长,对当代人的生活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双层意蕴

在对荀子天人关系的解读中,多数学者认为荀子是主张天人分途的,这种观点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荀子"明于天人之分"有它的双层意蕴:在道德层面上,天德即人德,是天人合一的;在治理的层面上,治乱的根本在人不在天,又是天人相分的。荀子的天人合一是天道和人道的合一。荀子为天赋与道德的属性,一方面是为他的人德建立一个形上的基础,另一方面为他的道德修养方法提供依据;荀子的天人观已经摆脱了"天尊人卑"和"君命天授"的传统观念,建立了天人相分的自然天人观。天人相分使天失去了赏善罚恶的决定权,天有天职,人有人职。国家的治乱从根本上说,并非取决于天而是取决人,天和人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必须是分开的。     

评孟子的道德观

“孔孟之道”曾被贬得一无是处,其中的道德思想,人们也只好讳言之。拙文试就孟子的道德观呈管蠡之见,谨就教于识者、方家。 孟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学说在战国时期已成为“显学”,往后其地位日益提高,到宋明时代,孟子则被尊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孟子有关道德修养的言论在历史上留有深远的影响,对于巩固和发展新兴的封建制度,对于人类道德的进步,都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行动中的如实呈现——孟子哲学中“诚”的意义新探

“诚”是孟子哲学的重要观念,历来都较受关注。以往多解其为道德本体或精神境界,这在深化对孟子思想理解的同时,也容易淡化“诚”的行动意味。“诚”指的是在道德行动中如实呈现的自身德性,孟子通过“诚”观念挺立人的能动性。孟子对“诚”有三个层面的思考。一是天人之际。“诚”首先是对天的活动方式的描述,天的活动实在而无矫饰,此即“诚者,天之道也”;人通过对天道之“诚”的领会和明觉将其转为内在经验,此即“思诚者,人之道也”。二是个体实践。“诚”的实质是道德主体自觉其固有之德性,并通过切实的道德行动将其如实呈现。三是政治领域。“诚”表现为圣王依其道德本心而进行的政治实践。不论是个体实践还是政治领域,“诚”都有“性之”和“身之”两种展开方式。孟子的“诚”观念是对孔子“直”观念和《中庸》“诚”观念的深层发展,是孟子通过对二者的心性论改造而得来的。“诚”观念集中体现着孟子哲学强大的实践力量,是理解孟子哲学与日常生活之关联的一条重要线索。     

“生生”：儒家道德修养论的内在依据

儒家主张道德修养是持续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这使儒家修养论呈现目标高远、始终在求“道”路上的特色,这一特色正是建基于《周易》“生生”思想之上的。“生生”即阴阳转易、化生万物,是天道之运行,具有孕生万物之德,这一德性赋予天道以至善性与恒久性,并通过天人会通,下贯至人道,使人得以继善成性,在道德修养领域同样体现为至善性与恒久性的特征。“生生”为儒家道德修养论提供了本体论层面的依据,使道德修养不拘泥于具体的行为规范而获得超越性的伦理意义。     

从人性的制约到人性的自觉--析儒家性不善论向性善论的演变

通常以“人性善”为儒家的根本思想之一,但本文认为,性善说的提出,实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思想发展过程。孔子首先有意地消解了“礼”的外在强制性,强调“仁”为“礼”的本质内容,“礼”是“仁”的表达形式,要求个体实现循“礼”的内在自觉。孟子竭力反对“义外”之说,进一步确立了人性与天道的本质同一观念。将存在的本体阐释为道德的本体,或者将人的德性阐释为本体意义上的存在性本身,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由现象上的“天人相分”到本质上的“天人合一”,乃代表了儒家为确立人在社会生活中自觉地履行其道德义务的当然性,以及为探寻这种当然性的终极根据所做出的卓越努力。     

从“小宇宙”到“大数之谜”——现代人天观雏议

人天观,哲学上称“天人之辨”,古人则概括为“天人学”,是研究“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大宇宙”与“小宇宙”相互关系的理论。古希腊人提出人是“小宇宙”的学说,说人是“宇宙的缩影”,或者说人是同“大宇宙”(自然界)极其相似的“小宇宙”。古中国则有“天人学”,亦称自然界为“大宇宙”,那“秉天地之正气”而生之人体即为“小宇宙”或“小天地”,并以“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     

王霸之辨与天人之际：黄宗羲心学的政治之维

黄宗羲的心学与其政治思想之间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其“道德—事功”一体的儒学观,就思想史脉络而言,则体现出作为近世新儒学两大支柱的心性、事功之学的交汇转化。其次,在王霸之辨的问题上,黄宗羲既远资孟、荀之思想资源,亦汲取近世朱子、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之精义,进而将王霸义利问题引申到政道公私的层面。最后,心学的政治意义亦集中体现在“天人之道”的维度。一方面,超越的心灵之维乃为政制革新、法度损益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持;另一方面,黄宗羲认定天意必由民意而见,反对宿命论与灾异说,主张士君子通过自身的实践与修为来积极承当天运,从而展现出一种持循天理、勇于担当的经世精神和更加积极的政治意识。     

孟子的说服观

孟子的说服观,包括孟子说服之道与说服之术两部分,前者为宏观的说服原理,后者为说服的方式和具体技巧。孟子强调道德在说服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说服中的一些具体技巧,表现在“未言之时”、“知言”和“言外之说”三个方面。     

“道德动力学”视域下的“知行合一”

“道德动力学”是我在建构儒家生生伦理学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意在说明一门道德学说能够由知变为行，必须有充足的动能。这个概念对于解读阳明的知行合一有直接帮助。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缘于真切体会到朱子学说没有活力，孟子学说则含有强大动能。以“道德动力学”来判断，朱子学说没有活力，因其基础是智性；孟子学说有动能，因其基础是仁性。仁性是建基于生长倾向之上的伦理心境，这一特点决定了人是一个先在的道德存在，原本就有道德的要求，就有向善而趋的倾向。阳明真切探测到了个中奥秘，但限于历史条件，未能从上述高度将有关道理解说明白，某些表述也有欠准确。从阳明思想整体发展来看，知行合一实为一种有欠成熟的理论形态。     

论庄子的天人观及其当代意义

与先秦诸子相比,庄子是一个较多谈论天人关系的思想家。他的天人观主要体现在前后保持一贯联系的四个方面：“以天为宗”、“天而不人”、“人与天一”、“无以人灭天”。今天重新审视庄子的天人观,对处于生态危机背景下的我们建设当代生态文明或生态道德、进行审美地生存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孔子“为仁由己”思想的道德价值

孔子“为仁由己”思想以个体修身为出发点,强调了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观性、自觉性和能动性.“为仁”的目的并不局限于“修己”,它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为仁”、“修己”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从而实现社会修道的和谐局面.因此,孔子“为仁由己”思想的实质是社会的责任和道德的追求,这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我们当下的道德活动,包括道德认知、道德实践和道德评价等都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孟子“从兄”说义理发微

孟子为何要以“从兄”为“义之实”？在两千多年的孟子研究中,只有朱熹的弟子向朱熹提出过此问题,却并未获得满意回答。孟子的“从兄”说,在形态上源于宗法礼制的“兄道”,却又具有新的义理内涵：他以“从兄”来确立人伦中所应有的“敬”的原则,并展开而为“贵贵”与“尊贤”的统一。这种统一既肯定了道德理性的正当性,也肯定了贤臣代表民意参与政治的政治正义理想。道德理性与政治正义的统一,就体现在作为“制度之骨干”的君臣关系之中。孟子所理想的君臣关系是“贤王与贤士忘势相交”的兄弟朋友式关系,表达了他对民本君主理想政体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他严厉批评各种“以顺事君”“尊君卑臣”之思想观念的基础。周代礼制文化虽为孟子提供了若干思想资源,却并不合乎其君臣人格平等的理想。因此,孟子只好将其立论的前提置于三代之前的尧舜时代,将“尧舜之道”解释为“孝弟而已”的伦理原则。这就是孟子必然要以“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以展开其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言必称尧舜”的根本原因。     

孟子“仁义”伦理思想略论

从孟子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看,性善论、仁政思想、义利观和道德修养论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这几个方面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以“内圣外王”为主线,以道德修养论为实现“内圣”的基本路径,以仁政为实现“外王”的方略,突显“仁义”伦理的思想特质,构建了一个系统性很强的思想理论体系。     

略论王阳明的道德本体论和工夫论

王阳明“良知”道德本体论和“致良知”工夫论主要来源于孟子和陆九渊的道德思想。王阳明对孟子、陆九渊的道德思想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进行了许多新的创造和发挥,从而将儒家的心性道德本体论和道德功夫论推向新的高峰。王阳明的道德修养工夫论是由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决定的,也是其道德理论的宗旨和核心内容。王阳明和朱熹的道德本体都共同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因素,不同的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试析孟子的道德修养观

孟子道德修养观的内容十分丰富.他倡导了一整套促进社会和睦的道德观念,并觉察到只有每个入都加强自身修养,这些促进社会和睦的道德观念才能取得成效.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个人道德修养方法.作为个人同时也是社会的入,个人所处的环境对其道德修养起很大的影响作用.孟子主张全社会都要营造促进个人道德修养的外部环境.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