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

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题的影响,国内学人多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然而,“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由于对重大主题的漠视或回避,双重变奏论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上认识的混乱。因此,要回顾和总结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必须重新认识文学主题更为复杂的结构。事实上,历史留下的印迹非常清楚：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构成的三重变奏。由于历史的境遇,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并…     

关于五四运动意义的文化分析

从历史的表象看，五四运动无疑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因此，认为五四运动仅仅是为了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或者仅仅是诉诸人的解放的启蒙运动，都难以涵盖历史本身。当然，说五四运动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并不意味着这两重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对等的地位，更不意味着它们都是历史的主题。从文化系统的实际状况和历史条件看，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启蒙是服务和服从于救亡的。因此，在五四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说虽然全面反映了五四运动的两重意义，但把二者并列对等起来是不甚妥当的。本文认为，可以把五四…     

科学地认识“五四”的时刻到来了

有人认为,“五四”本是启蒙运动和救亡运动的“双重变奏”,结果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中断。此说然否?且听王元化论分详。     

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时代主题

一、启蒙,一个在近代中国被救亡声浪淹没了的时代主题 戊戌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始发站。经历了西学初步洗礼的中国知识者,在他们的深层意识中已日益感到:撼醒麻木中的国民是在“物竞天择”的无情的自然法则面前走民族自救之路的第一步。但是,一张列强虎视耽耽的《时局图》,一种迫在眉睫的亡国无种的现实威胁,不容迟延地把他们牵引上了“公车上书”之途。虽然,在众多知识者的脑海里,同时翻腾着变制救亡与启蒙“新     

现代文学中的“美育立人”思想研究

19世纪末,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美育立人”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中断、深化几个阶段。具体而言,“美育立人”思想从梁启超提倡的“新民”到现代文学一致追求的“立人”,比较注重国民性的改造与独立人格的培养。在这过程中,哲学、教育、美学、文学等各种艺术,充实了“立人”思想的内涵。“立人”思想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既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内在与外在的双层功能,又对当下人文精神的塑造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五四救亡与启蒙关系我见

在近年来关于“五四”的著作中,李泽厚先生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随着近现代史的研究的深入,今天来重读这篇文章,或许我们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李文的主要内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并非政治而是文化,虽然这其中有政治的因素。“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并且,“启蒙并没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没,相反,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而声势大张”。但是,“个体反抗并无出路,群众理想的现实构建又失败…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观的历史际遇

讨论近代中国自然权利观的历史际遇问题,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近代中国思想家们所面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使命;二是与西方近代自然权利学说兴盛时期的错位。正是这两点给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带来了难以化解的心灵困惑。     

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的发端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适应现代性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双重历史要求的产物。在现代性的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各有不同,于是就形成各种文学思潮的流变: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工具理性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动;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和批判;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叛以及对生存意义的反思。“五四”以前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滥觞阶段,形成了三种倾向: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古典主义,反思、超越现代性的审美主义。这三种文学潮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端,也影响了“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     

重写现代文学史中的五大问题

重写现代文学史有五大问题:一是作家在现代史中的政治表现与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的关系问题;二是现代文学中的救亡与启蒙问题;三是“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的关系问题;四是对鲁迅与胡适的评价问题;五是现代文艺思想论争问题。应辩证地、妥善地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回顾

本文从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启蒙思潮的转向三个方面,分析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状况.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是应"救亡"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经历了戊戌前启蒙、戊戌辛亥启蒙、五四启蒙和五四后新启蒙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救亡的需要而使得启蒙发生了转向.     

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名家的文学活动略论——以沈从文和老舍为中心

在中国现代文学活动中,少数民族文学名家的文学活动构成了一幅出色的风景,沈从文和老舍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文学活动具有着明显的思想启蒙特征。他们以启蒙者的精神姿态从事文学创作与报刊编辑,创编合一,是现代文学启蒙精神的承继者。他们的创作同中有异,在思想启蒙精神照耀下共振与变奏。沈从文和老舍的文学活动又异中有同,异中之同源于双重心理归属下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主持人语：“输入学理”与西来政治观念的中国化

百年前揭幕的新文化运动,若以"问题与主义"之争所达成的共识来说,是以"输入学理"为其核心智识取向的。当然,这一"输入"的一个显性思想前题,是对中国传统资源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断弃。换言之,晚清"中体西用"所试图挽留或捍卫的"中学"文教传统,正是新文化运动意欲碾碎于历史进步巨轮之下的。新文化运动的西化主义,应对晚清以来持续发酵的文化—政治危机,涵盖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二者交织变奏,本处于其内在逻辑之中。     

胡风启蒙主义文艺观浅析

胡风由于工作上与鲁迅保持密切的关系,受到鲁迅“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启蒙文艺观的影响,提出了正视并深入描写人民群众身上“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以及“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底先进”两个重大命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革命战争年代,唯有胡风坚持“一面抵抗强敌,一面改造自己”的文艺观,在遭到主流派围攻的时候仍然坚持自己的文艺主张,表现出卓然独步的现代意识与历史眼光。启蒙主义文艺观是胡风文艺理论中的一个亮点。     

启蒙视阈下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以鲁迅、丁玲、张爱玲的小说为例

在中国现代文学30年(1919-1948)的文学史框架内,疾病已经超越了个体生命痛苦的维度,成为社会、文化、道德、人性病态的隐喻。中国现代作家与生俱来的"文化医生情结",使得疾病隐喻与他们的启蒙思想紧紧结合在一起。中国现代小说疾病隐喻的文本书写随着现代化主题的延伸和变化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在第一个十年中,疾病隐喻主要在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启蒙的视阈下进行;第二个十年中,疾病隐喻主要在社会意识与时代使命感的启蒙视阈下进行;第三个十年中,疾病隐喻主要在个体存在价值的启蒙意识视阈下进行。中国现代小说中疾病隐喻的启蒙三重奏——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启蒙,社会意识与时代使命感的启蒙,个体存在价值意识的启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由此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道路上的心路历程和病痛之后的精神成长。     

试析“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主义是个人对民族国家怀有高度忠诚的一种心理状态.在世界近代史上,各国都发生过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也是近代中国爱国救亡运动的主旋律.李泽厚先生自提出启蒙和救亡是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以后,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不过,启蒙与救亡之间的关系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有人认为,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救亡与启蒙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说互相联系当然是不错的,但说二者是"互相促进"似乎就有疑问了.甲午以还,爱国救亡运动可说是一浪高过一浪,一直发展到抗日     

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路径选择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文化进入“千年未遇之变局”，这一变局至今尚未完成结束。中国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其他学术领域一样，一方面面对几千年来积累沉淀的学术资源、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失效和断裂；另一方面则遭遇到西方现代文明及其学术思想的冲击。从“体用之争”到“科玄之争”，从“启蒙”的呼唤到“救亡”的变奏，从“苏联模式”到“西学新潮”，     

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

从晚清到民初,正是中国从传统帝国之宗主权向现代国家之主权、传统帝国之疆域向现代国家之领土转化的关键时期,所以,政学两界的舆论也从晚清的"寻求自强"转向民初的"保全国土"。"五四"之前中国边疆意识之觉醒,与日本政界的步步进逼难以分开;对四裔历史认识之资源,也和日本学界的满蒙回藏研究息息相关。中日关系的这种复杂纠葛,正是"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以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一文的发表为标志,"五四"之前日本有关中国保全和割裂的言论,对中国社会上下造成强烈刺激。以往学界用"启蒙"和"救亡"双重主题描述"五四"并无不妥,只是,"启蒙"和"救亡"的次序宜调整为"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过程,碰上了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结合促成了这场五四运动"。"救亡"始终是现代中国的中心话题和巨大力量,"启蒙"则是局限于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识。因此,"启蒙"至今仍是国人未竟的使命。     

主题学视野下的新文学路径及其走向

从主题学视角看,启蒙、专制、救亡、翻身、个体、民族等一直是新文学的核心主题,路径选择的不同既能够使它们互动共生,同步实现;也能够使它们相互拆解,内耗不断。从晚清到"五四",从抗战到新中国,虽然不同时期主题表现有所不同,此消彼长现象时有发生,但它们之间颉颃对立、互动共生的结构形式却决定了新文学的基本路径及其走向。     

20世纪20年代女作家笔下知识女性的流浪叙事

20世纪20年代,我国一些女作家经受了双重启蒙,获得了个人意识与女性意识的双重觉醒.她们比当时的男作家更深切地感受到女性觉醒的痛苦历程.这突出地反映在女作家创作的知识女性的流浪叙事作品中.冯沅君、庐隐和丁玲三位女作家,从女性的形体、心灵和精神三个层面,对女性的自我追寻进行了观熙和审视,丰富了我国女性文学在现代性发生期的文学形态和人物形象,大大拓展现代文学女性叙事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