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建设问题研究

《西部开发“十五”总体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的经济整合,带动周围地区和农村发展。然而西部大开发近五年来,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相比,发展非常缓慢,许多建议和措施仅仅是停留在口头,无法落实。究其根源,最根本的是缺乏有效的组织制度来推动。     

文化名村司前寨

位于连平忠信镇的司前村是一个革命老区村。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推进名镇名村建设,把具有明显地方花灯文化特色的司前村规划为名村发展,使该村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卓有成效,还大力弘扬和传承了该村的吴氏家训文化和花灯文化。日前,记者走访了司前村。据了解,司前村围绕“强村富民”这一目标,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创造条件鼓励村民养殖“温氏鸡”,形成以养殖“温氏鸡”为主导的农业结构,提高村民收入。“现在我们村年人     

改变经济薄弱村面貌的几点思考

经济薄弱村主要指村级集体经济比较困难的村。经济薄弱村在成都市郊农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光板板村”,也叫“空壳村”,共有492个,占农村总村数的12.8％;另一类是年平均收入300至500元左占,属基本无收入的村,有564个,占14.7％。两类合计共1056个,占总村数3826个的27.6％。     

“角色混乱”: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运行困境——以广东省G市为例

作为基层法治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关键抓手，村(居)法律顾问制度遭遇诸多挑战。在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实践中，除了制度建设之外，还应该关注村(居)法律顾问这一关键行动者。在广东省G市，村(居)法律顾问制度运行成效不彰的原因在于村(居)法律顾问陷入了“角色混乱”,体现在“角色冲突”“角色妥协”与“角色失范”三个层面。“角色混乱”困境从根本上源于村(居)法律顾问制度逻辑的内在紧张性、国家“送法下乡”与基层“迎法下乡”的张力以及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律师个体因素。因此，要使村(居)法律顾问制度运行有效，必须重视制度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嵌，在优化制度设计的基础上简化村(居)法律顾问的“角色”并增强村(居)民的法治获得感和认同度。     

山区农村不宜实行"一肩挑"

在不少地方,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 部的关系不协调,影响农村的稳 定和发展。为了摆脱困境,近年来有 些地方试图通过“两票制”、“两推一 选”等办法,实行村党支部书记与村 委会主任“一肩挑”。董江爱博士在山 西某县的调查发现“两票制”、“两推 一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村党支部     

“中华第一村”当家人的家事

被人们誉为“中华第一村”的苏南华西村,仅有土地0.96平方公里,350户人家,1520多位村民,别小看这块弹丸之地,它有一串令中国老百姓羡慕的数字:平均每两户拥有一部轿车,平均每户有一人出国旅游过,四分之三的人家住上了令当今共和国省长、部长们也自叹弗如的现代化设施齐备的三层410平方米的花园别墅。自70年代以来,华西在全国率先成为“电话村”、“彩电村”、“冰箱村”、“管道煤气村”、“空调村”、“别墅村”,现代化家庭设施可谓样样领导中国农村新潮流。199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来到华西村,他健步登上百米高的华西金塔,望着华西美丽的景色,握着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的手说:“老吴,你们华西不简单啊!”     

凉山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提升策略研究

针对大部分彝族“一村一幼”（简称“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较低的情况,四川省教育厅委托省内各师范院校开展了深度贫困县“一村一幼”辅导员能力提升培训工程。这项培训工程的重点培训内容是提升村幼教师的普通话水平。以2019年某师范大学承担的四川省凉山州深度贫困县“一村一幼”辅导员能力提升培训项目中284名参训彝族村幼教师的普通话培训为例,探讨该项目彝族村幼教师普通话水平提升策略如下：第一,语言专家集中对彝族村幼教师进行发音标准化技能培训;第二,学前教育专业教师集中训练彝族村幼教师口语;第三,班主任组织学员每天晨读半小时;第四,志愿者跟进式指导学员每天晚自习训练普通话;第五,培训项目组鼓励学员利用碎片化时间练习普通话。     

山区发展“一村一品”特色经济的SWOT分析与路径选择——基于浙江省衢州市的实证分析

发展“一村一品”,是加快山区经济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一种有效手段.如何推动“一村一品”发展,实现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必须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创新与完善发展机制.本文拟从正确理解“一村一品”的内涵出发,运用SWOT方法,分析衢州市大力推进的“一村一品”特色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优势、劣势、机遇及挑战,探寻发展“一村一品”的思路与对策,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山海协调发展,加快实现“两富”浙江①,以期为全国各地山区发展提供某种借鉴.     

村治主体的“老好人”化：原因分析与后果呈现

后税费时期,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农业型村庄中,不得罪人、缺乏原则性的“老好人”成为村治的主体。税费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改革带来的系列后果,如村庄治理权力弱化、村庄集体资源匮乏等,成为理解“老好人”治村得以出现的制度层面原因;另一方面,“老好人”治村现象的出现与村庄社会变迁以及村庄内生型力量彰显有关。“老好人”治村是上述两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村治主体的“老好人化”导致村级组织悬浮、基层矛盾凝聚、村庄秩序瓦解等一系列政治社会后果,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高邮:创建全面小康村

近日,从江苏省高邮市小康村验收组传来喜讯,市老区经济开发促进会、扶贫开发协会直接帮扶的5个村中,有4个村已通过验收成为“全面小康村“。6年前,这几个村还是不同类型的经济薄弱村,为何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甩掉贫困帽子,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上阔步前     

高山顶上的“香菇村”

在湘西南八十里大南山1700多米的山麓上,有一个种植香菇而闻名的“香菇村”,它就是湖南省绥宁县黄桑坪苗族乡的潭泥村。在绥宁县,只要提起“香菇村”,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伸出大拇指,夸奖“香菇村”里的民兵营教导员杨光先和那些带领村民种植香菇致富的青年民兵们。过去,潭泥村虽然林木茂密,资源丰富,但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大量木材被困在山上,烂在山里,是个“木在山上烂,人在屋里穷”的出了名的贫困村。     

强健“领头雁”带好一班人 高淳大力加强村书记队伍建设

村书记是村领导班子的带头人、农村基层工作的“领头雁”．用好一个人．就能带好一班人、致富一个村。近年来．高淳把村书记作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龙头”来抓．有力促进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人口倒挂”混居村的自治组织边界重建

当前,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大量聚居于长三角、珠三角城郊,形成了不少“人口倒挂”的混居村。相对稳定的租住关系重塑了农村传统意义上的“邻里”和共同体边界,也不断凸显混居村的治理困境。具体表现为,原有以村籍为基础的成员资格获取、村级组织方式和自治逻辑与混居后的村务治理范围不相匹配。通过对浙江嘉善Y村村务协商议事会的微观考察,发现Y村议事协商会与“以外管外”传统理念不同,它通过“再组织”的方式建立议事协商平台,重构了混居村的横向关系,从而促进新老成员融合和混居村的村级治理。基于Y村案例启示,为实现新组织平台与村级权力结构的衔接,还需进一步打破经社组织重叠架构,从重塑自治组织边界的角度为外地人获取成员资格、参与村务治理提供正式通道,真正实现混居村的治理转型。     

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地方自觉与乡土重构：“淘宝村”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淘宝村”的兴起与发展,是网络全球化背景下传统乡村转型的地方自觉运动。从结构、社会和个体等3个层面分析“淘宝村”形成和发展的机制,得出“淘宝村”不仅遵循着技术理性导向下的农民集体行动逻辑,而且具有更为现代的生产和〖JP+1〗生活组织形式,且具有地域生产力再造和社会转型的价值。进一步,通过采用事实观察和实地调研的方法,分析“淘宝村”存在的制度设计、产业结构、关系重组和区域失衡等方面的问题。最后从地方自觉、生产力分工、主体价值和乡土重构等多重视角,思考如何实现“淘宝村”的“有序发展”。     

城家外村七变

革命老区村城家外村位于湛江市麻章城郊南部,距城区约3公里,全村180户1050人,耕地1200多亩。2006年以来,该村先后被评为“湛江市生态文明村“、“湛江市最美村庄“、“湛江市和谐村庄“、“湛江市卫生村“、“全国绿化小康村庄“。     

城乡深度融合背景下农村社会阶层的“梯形”结构研究——以成都平原J村为例

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值得关注的问题。J村是成都平原城乡深度融合的代表,文章基于职业维度将J村村民划分为十大阶层,发现J村阶层结构呈现出以往农村中没有的“梯形”形态,这是城乡深度融合下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过渡的中间形态。数据分析表明,J村村民收入差距较为悬殊,不同阶层内部存在不同的收入差距;阶层代内流动强,代际传递作用弱,与全国农村阶层相比较,J村阶层结构更合理。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促使J村阶层结构开始变迁,在改革政策的支持下,充分利用市场环境,发挥村落动能,在作为外部因素的政策牵引和市场环境的拉动作用,与作为内部因素的村集体动能和村民个体动能的推动作用下,内外因素相互作用,促成J村社会阶层结构良性变迁。文章首次提出农村社会阶层的“梯形”结构,可能丰富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过渡形态。     

叶蕾蕾：闻名全美的“村庄天使”

十几年来,她在美国北费城的黑人区里致力于普及艺术和改造社区的工作,并创办了闻名全美的“怡乐村”。她如今成就斐然,声誉卓著,费城市长称她为费城的“市宝”,“怡乐村”获得了美国著名的“布如纳杰出都市奖”。她的名字虽然还不是世界性的,但她创办的“怡乐村”却有世界意义。     

双赢：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的调适

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关于村“两委”关系，我国有关法律规章做出原则性规定，但过于宏观和抽象，有的地方“两委”职能交叉，致使个别地方村“两委”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矛盾和冲突，影响乡村治理的绩效。村“两委”只有在选举、决策、制度建设等方面不断调整和创新，才能实现合作共赢。     

江宁秣陵街道：给社区（村）干部再上一道紧箍咒

社区（村）干部廉政风险点：“作为社区（村）班子在党务、社（村）务公开上不及时、不全面、弄虚作假。或者不接受社区（村）纪检小组监督、检查和社区（村）民质询的，造成负面影响。”违规代价：“将导致违反村（居）务公开管理规定．经查证确有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对无正当理由连续两次不公开或公开内容不全面、不真实的。追究社区（村）支部（总支、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