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中国气候变化适应性立法的思考

中国正在起草应对气候变化法,在气候变化立法中如何处理减缓与适应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命题。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气候变化脆弱性来看,确立适应气候变化在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十分必要。同时,中国应当在气候变化立法中确立适应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立法宗旨和目标,确定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的基本原则、法律规制的重点领域,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关键制度等内容,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基干的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立法还存在法规不够齐全、配套,综合性的能源基本法还没有出台,某些可再生能源立法还相当欠缺或立法效力级别较低、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可再生能源法律与应对气候变化联系不够密切等问题。我国应在新制定的能源基本法和新修改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强调和突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及其管理,将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或《低碳经济促进法》与修改《可再生能源法》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一种可再生能源一部法"的立法模式,进一步发挥政府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法律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引导和促进作用,针对可再生能源的特点,改进和健全可再生能源立法。     

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理论分析

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提出与发展对各国环境资源政策与法律产生重大的影响.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又一次引起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关系的争论.在解决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时,只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应对气候变化”等原则,才能有效协调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两者间的关系.     

“双碳”目标背景下完善我国碳中和立法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会触及多领域、多行业主体利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需要凭借法治手段。应将完善碳中和立法融入实现“双碳”目标的全过程,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并以此促进解决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目前我国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法治建设较为滞后,存在着碳中和基本概念和适用范围界定不清、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碎片化、碳排放管理制度法律缺位、碳排放行政执法体制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立法滞后导致政策实施缺乏法律支撑等问题。因此,应立足于我国国情,积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尽早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建立系统科学的碳排放管理体制、通过协同立法减少碳中和法律适用冲突、完善配套措施确保碳中和法律的执行力,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统一协调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法律制度体系。     

论我国低碳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

英国等国家以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为核心构建低碳法律制度体系的做法,对我国低碳法制建设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我国现行能源、环境法律制度并不足以有效推动低碳发展。我国构建低碳法律制度体系的最优路径是制定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其中要设置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碳定价、碳排放标准、立法后评价等制度,在立法技术上要注意温室气体排放与其他环境问题的协同化解,并且要注意降低企业的守法难度和成本。我国构建低碳法律制度体系的次优路径是修改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其中增加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内容。     

低碳经济与中国能源立法

能源的利用与气候变化之间有很大的联系,低碳经济理念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碳排放高居不下的问题。在低碳经济时代,中国的能源立法应该作出回应,以生态化为目标,以低碳化变革为路径,并从传统化石能源立法和新能源立法方面做出不同应对。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立法问题研究

各国都十分注重加强能源立法以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在出台专门的"气候变化法"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构建和完善以正在制定中的<能源法>为核心的能源法律体系,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制度路径.作为能源领域的基本法,<能源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法律体系中具有引领和主导、衔接和协调的制度功能.在<能源法>中,我们应当坚持"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设计安排能源环境保护的制度内容,体现和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目标.     

低碳城市建设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

低碳城市建设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措施。低碳城市建设必须在法律框架下有序推进。以法典模式制订《低碳城市建设法》或《气候变化应对法》,尚欠缺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以框架法模式制订《低碳城市建设法》或《气候变化应对法》或在单行法模式下设计低碳城市建设相关制度,均要求在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时从立法名称、法律原则和基本制度等方面回应低碳城市建设的制度需求。     

广西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构想

围绕优势产业的延展,广西一批生态链规模化、产业化的循环经济园区陆续进入实施阶段,成为广西发展循环经济的一个新方向。但是,广西要进一步加快发展循环经济,还必须彻底转变GDP至上的政策目标;加快立法工作;建立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技术开发;加强国际合作;加强教育宣传。     

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智猪博弈与发展中国家的应对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大家日益关注的问题,研究气候变化的国家（集团）间博弈,不仅有助于国家间进行更有效和积极的合作,还有利于中国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气候政策。本文以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国家（集团）的博弈为研究对象,采用智猪博弈图式作为分析工具,为发展中国家在博弈中的应对提出政策建议。     

论气候变化法的科学基础——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

社会建构因素削弱了气候变化法科学基础的确定性,并导致国际气候变化法表现出目标分散、减排方案过于弹性、软法化倾向加剧等问题。因此有待从事实性因素、主体性因素、制度性因素方面强化对气候变化法科学基础的认知,使气候变化法的科学基础从自然科学界和官方的科学结论真正转变为公共信念,从而进一步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使国际气候变化法实现以下转向:第一,立法目标更集中于应对气候变化本身;第二,确立自主贡献与强制性义务相结合的减排方案;第三,在强化遵约机制的基础上消减软法化倾向。     

国际气候变化博弈与我国适应性的经济政策研究

由于各国利益的差异性,国际气候变化博弈主要涉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三个层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居于核心位置。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集中在减缓方面,且进展缓慢,不能根除气候变化问题,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非常重要。经济政策可以影响和优化适应气候变化的资源配置。我国应该制定有效的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GPA视角下的广东省政府采购政策与法律现状考察

广东省已初步形成了立法保障、政策引导、规范采购、加强监督的政府采购机制体制.广东省政府采购政策与法律具有立法主动性强、注意与中央立法衔接等特点.与GPA条文相比,广东省政府采购政策与法律在立法价值、采购对象、最低限额标准、用词规范等方面有着不少的差异,亟待进一步提升和应对.     

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机制研究

气候变化相关技术转让是提升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决定气候变化相关技术转让的主要因素有能力建设、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与信息网络、政策环境以及技术创新体系等.目前气候变化相关技术转让的主要障碍表现为缺少相关的技术信息、技术能力不足、缺少有约束力的技术转让机制等.通过有效地评估区域气候变化相关技术的需求,建立相关技术信息共享平台、合作研发、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国际合作基金等对促进气候变化相关技术的转让有积极的意义.     

气候变化政策的协同效应的影响和不确定性分析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的温室气体减排不仅会使其他大气污染物排放减少,还可能有各种间接的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影响,最广为人知的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可以带来空气质量的改善。这些有利的协同效应却没有在政策制定中纳入考虑,主要原因在于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不确定性和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但是,在气候政策的设计和评估中全面考虑空气质量的协同效应几乎可以肯定,会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福利,因为这些协同效应很大,并且现有的政策分析并没有重视这些,未来纳入考虑对整体社会福利的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影响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因素分析

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部政策都基于适应性原则,而不是针对预防气候变化本身,且其政策体系是矛盾而实用的,认真研究俄罗斯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及其影响因素,无论是对于金砖四国还是基础四国都具有重大意义。以此为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应当更多地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去设计政策体系,而不要盲目地和他国接轨;同时,对于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的中国来说,缩减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差异也需要与其国情及经济发展实践相适应的政策的辅助。     

广西城镇贫困居民扶助政策实施效果分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广西推进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城市贫困问题也日益凸显,为此,广西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城市扶贫政策,但从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还存在问题,其原因及解决对策值得探究。文章基于对广西"十一五"期间城镇扶贫政策实施效果、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调查的基础上作简要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     

我国老龄社会的法律制度及其法律对策

人口老龄化不仅逐渐成为全球性趋势,而且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时代的课题。我国老龄法制在基础性法律规范制定、立法的科学性与制度性、法律救济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而西方国家注重立法建设、优化国家权力、市场化改革、多元化的老龄工作体系,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法律制度建设思路。     

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是指世界范围内温度的上升和风暴活动的增加等,是气候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气候变动趋势。全球气候变化的解决需要从气候问题全球公共物品特征的基础上出发,从各国间签署的国际环境协议上入手,并通过有效的国际合作和设置灵活有效的经济机制来落实。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来把握不同国家在保护全球环境国际行动中的责任和作用,既是解决气候问题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国际原则的本质要求,也是推进目前陷入泥沼的多边气候谈判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制订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的依据。为此,中国应根据国情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并结合气候变化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现实特点,制订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国际投资法应对气候变化之合法性分析

国际投资法应对气候变化的深层合法性理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风险预防原则的需要,二是部门法律与社会问题之间关系所决定的国际投资法作为部门法跨域调整气候变化问题的内在需求,三是使国际投资法应对气候变化得以实现的前提——国际合作,具有现实可能性。这些理由使国际投资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必须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