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人论朱熹“心学”

民国时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提出朱熹讲＂性即理＂而为＂理学＂与陆王讲＂心即理＂而为＂心学＂相互对立的观点,对朱子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事实上,民国时期一直有学者持与此不同的观点：既有学者把朱熹的＂心与理一＂诠释为＂心即理＂,又有学者把朱熹的＂性即理＂与＂心即理＂调和起来,还有学者从＂心学＂的角度阐释朱熹的学术思想。这一状况反映出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进步与深入。     

民国时期对福建理学的研究——以福建协和大学王治心、李兆民、郭毓麟的研究为中心

民国时期,福建协和大学王治心、李兆民、郭毓麟明确提出了"福建理学"的概念,并以此为主题展开系统的研究。他们对北宋时期福建理学家的梳理,对宋代福建理学思想的阐述,以及对明清时期福建理学的研究,都达到了相当深入的水平;开辟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宋明理学的学术领域,填补了民国时期宋明理学研究的空白。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对于今天的福建理学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宋代私学与理学传播:以书院为中心

宋代私学与理学的结合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私学与理学结合后,逐渐成为理学的主要传播媒介,对私学的传播者、受众、私学的传播途径、内容等方面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一点.同时,随着理学的逐步正统化,私学--主要是书院也逐步官学化,私学从而与理学传播渐行渐远了.     

民国新型知识精英群体救国反应比较研究——以袁世凯时期"二十一条"交涉为中心

1915年,日本对华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社会各阶层反响强烈.民国新型知识精英群体,此间,围绕"二十一条"交涉,在相关报刊发表时评文章,抨击、抗议日本侵华,倡言其救国理念及目标,他们的救国理念,都有朦胧不清晰之特点,且差异甚大,有些平和理性,有些感性激进,有些颇有前瞻性,而多元启蒙意义不可低估.     

明代理学与江西文学--以汤显祖为例

明代的理学家中,江西人吴与弼、胡居仁、罗钦顺、何心隐等人,都是闻名当世、影响后代的姣姣者.阳明的心学首倡和发展,也是在江西.理学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然会影响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明代江西文学也深深地打上了理学的烙印.     

革命派与清末民初的道德救国思想——以雷铁崖为中心

清末民初雷铁崖揭露批判封建伪道德杀人祸国,伪道德导致清末民众公德沦丧、私德扭曲,吏无官德、士无人格及民国初期道德愈坏、邪恶肆虐,理论上主张斟酌时宜,变通旧说,创"适合国民心理之学说","尽以铸造新国民,以竞争新世界";内涵上以爱国为核心,提倡国与民、家、地方统一,在价值取向上崇尚近代理想人格;在具体规范上继承与吸收中外积极美德;方法上主张立志、修身与践履结合,磨厉志士精神,刻苦其志气,早振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     

论民国乡土币制——以绅权为中心对乡村钱票的考察

民国时期乡村钱票成多元化态势,县有县票,乡有乡票.这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物,也是国家币制混乱的结果.传统的乡绅在乡村钱票发行中占主导作用,并在国家货币体系之外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下层币制体系.随着二三十年代县乡政制重建中士绅权力的逐步扩大,其代表下层币制的抗争力量发生了倒转,于是乡土币制让位于国币的单轨制.     

思想启蒙与学术研究之间--以梁启超论宋明清理学为考察对象

梁启超关于宋明清理学的论述 ,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早期 ,梁启超作为中国社会变革时期思想启蒙健将 ,“破除蔽障 ,启蒙为先” ,主要从政治的角度阐述、评判理学 ,适应了批判封建主义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到后期 ,他淡出政坛 ,更多地用学术研究的眼光审视理学 ,较为广泛地论述了理学的一系列问题 ,出入于学术研究与思想启蒙之间。     

论民国同业公会的组织制度与运作机制——以济南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以发展时段而论,组织机构经历了会董制、委员制、会长制和理事制等几种形态。根据国民政府的法令,逐渐形成了入会、经费管理、选举、任期、议事和调控等比较完备的组织管理制度。但由于受经济发展及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济南同业公会在实际运作中还暴露出诸多弊端。     

南辕北辙：近代“鬼神救国”论考察——以灵学为例

“鬼神救国”论是近代各种救国言论之一,其荒谬性不言而喻。考察“鬼神救国”论对于更深入地剖析救亡局势下不同群体的心态与命运,更全面地叙述近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历程,具有一定的意义。以灵学为例,“鬼神救国”论者认为“鬼神之说不昌,国家之命遂促”,主张“藉神道之糟粕,挽末流之颓靡”,而反对者则针锋相对地认为“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鬼神救国”论的泛滥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     

两宋之际诗、道冲突与平衡--以吕本中为中心

两宋之际的一些诗人,既潜心于诗艺,又精研理学或禅学的心性之"道"。而要专意学"道",则需摒除世虑及文字牵绊;对于诗人来讲,这意味着要放弃对诗艺的求索。他们陷入了诗、道冲突的困惑中。吕本中的实例,生动地呈现了诗、道冲突与平衡的全过程。吕本中最初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而后兼修禅学之"道",并精研理学。梳理这一生动的历史细节,可以深化我们对宋代诗歌史的认识。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策略研究——以《救国时报》为中心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效果是多重叙事框架交叉叠加所共同塑造的。在底层叙事的舆论场中,理论阐释与大众呼应的相互蕴含赋予苏区故事更深层次的政治伦理意义;在情感叙事的支撑下,自我宣传和他者言说的相互补充勾连起国内外民众共通的心理情感;在图像叙事的联结中,话语驱动与形象建构的相互接洽建起异质文化彼此对释的空间桥梁。     

理学的知识考古——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中心

理学由于是富具价值论题的哲学型态,因此其知识探求的方式一直缺乏讨论,而清代考证学的崛起所标示的汉学与宋学对立,致使理学的知识探求被彰显为不可靠的空疏风格。《仪礼》的复原工作由于极具纯形式的知识考古,因而能够成为理解理学的知识探求方式的重要对象。本文以宋末元初理学成熟时期的《仪礼》代表性成果敖继公的《仪礼集说》为中心,分析其复原《仪礼》的工作过程,以及敖门相关的经学研究,以呈现理学的知识考古。     

“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抗战时期中共海外华文报刊的舆论策应——以吴玉章创办《救国时报》为中心

《救国时报》是中共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作为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为该刊的筹备、创办和稳步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救国时报》以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主要任务,对国内外华人的抗日斗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伦理与市场——以《市声》为标本的“实业救国”论析

祖国的情感归宿,成为实业救国的政治诉求。《市声》认为,缺乏资金流向的监管等制度保护,乃是整个帝国经济停滞的原因。以血亲伦理为纽带,以义为伦理准则的运营模式的败落,凸显了传统文化及其伦理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宜的深刻命题。政治解决是实业救国梦碎之后的唯一启示。     

关于民国时期教育独立论与教育救国论之间关系的探讨

清末民初的教育救国思潮催生了教育独立意识;但教育独立思想在学潮问题上所持的参政自律态度,凸显了现代教育立足于自身的学术和文化特质独立地服务于社会的主体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看,以教育独立为前提的教育救国思想是对狭隘教育救国论的一种理论上的升华.     

诚体与动静:再论周敦颐对理学的奠基——以《通书》为中心的讨论

作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在宋明理学的传承谱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他借由《太极图》和《太极图说》所抛出来的无极太极之争也成为理学史上引发无数讨论的一桩公案,但也正因如此,历来对周敦颐的理解和阐释多聚焦在《太极图说》的相关问题上,而《通书》中所包含的更为广阔深邃的面向则较少被展开。文章以《通书》的文本为主,从立儒家本体(诚体)、举理学纲目(动静)、阐圣人幽微(学圣)三个面向探求周敦颐对儒学的构想如何深刻影响宋明儒学。《通书》所具有的典范性和开创性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周敦颐为何会被推尊为理学之开山。     

文学流派与学术变迁 --论桐城派与清代理学的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在成同年间的中兴,相当程度上就得益于理学的复兴.晚清桐城派不仅在经世致用与道德重建上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还倡导学术兼收,使理学也使自身获得了活力.但在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理学的桐城派最终无所凭藉而走向尽头.     

宋儒应对佛教挑战的自善运动——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讨论

面对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宋代儒家不仅对佛教展开了系统的批判,而且对自身进行了反省,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善自强运动.这种自善自强运动主要表现为分辨儒佛、纯洁儒林、恢复礼制、完善学理、确立方向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的努力,提高了人们对儒佛差异的辨识力,纯洁了儒学队伍,推动了礼仪制度的恢复,完善了儒学思想体系,确立了儒学的发展方向,从而成为儒学宋代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