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互动耦合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的追求。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国家治理能力,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本质上,党执政能力的提升符合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即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要求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二者的内涵虽然指向性不同,但是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具有逻辑契合、交融互补的特征。新时代,以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提升执政本领、筑牢执政基础,以“四力”为抓手增强执政力、领导力。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政治逻辑

政治就是参与和推进国家治理。无产阶级执政党治国理政,说到底就是从政治的高度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从而有效发挥政治对经济和社会的特殊促进作用。这就是治国理政所特有的政治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处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在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中鲜明彰显了一系列特有的政治逻辑。突出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强固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架构;坚持国家治理与制度改革有机统一,把握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精髓;坚持发展民主与加强法治有机统一,夯实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基础;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统一,拓展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渠道;坚持惩治腐败与立规严纪有机统一,优化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生态。     

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联与互动建构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二者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目标,以多元平等为共同原则,以协商合作为共同方式,存在内在的紧密关联.同时,国家治理的完善是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保障,发展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关键路径.推动国家治理进程与发展协商民主制度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建构的过程.     

群众路线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迄今已走过了革命建国、运动治国与执政兴国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始终以"群众"作为自己行使历史使命的参考群体,群众路线因此对中国国家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凭借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大众动员,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革命建国的使命。在毛泽东治理中国时代,运动治国的方略虽然带来一系列问题,但客观上仍基本实现了国家政权对社会的高度动员和深度控制,完成了国家一体化的目标。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国家建构逐步恢复到常规化的理性化的轨道上来,群众路线总体上演化为惠民亲民的政策主张。囿于群众路线作为沟通国家与社会之路径的一些窒碍,中国国家建构下一步的任务需要从制度上解决与群众的联系问题。     

论协商型治理与群众路线的理论契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现代国家治理要求建构协商型治理模式,广泛吸纳各界意见,协商达成科学决策,实现治理科学性和合法性的有效统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协商型治理与群众路线的政治品格和工作方法存在深刻的内在契合,两者在理论基础、方法路径和功能效应等方面具有一致性。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辩证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充满辩证思维的理论体系,诸多论述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经典范例。其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论,立基于政治与法治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三者在逻辑上的不可分割性、在功能上的有机协同性、在结构上的复杂统一性;“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论,立基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深刻揭示了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主要矛盾,依宪执政是依法执政的主要方面;“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论,立基于道德与法律的内在逻辑,深刻揭示了“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理论逻辑、“法律之中有道德、道德之中有法律”的规范逻辑、“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的实践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论,立基于政治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系,抓住了“统筹兼顾”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总方法,深刻展示了两点论、重点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     

全过程民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维变革与政治逻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民主在中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为深化理解中国式民主并创新当代民主理论提供了一个新视窗。时至今日,中国式民主体现出了全过程性的特点,其在巩固全过程民主的广泛性中夯实其制度之基,在彰显全过程民主的充分性中强化其制度之实,在践行全过程民主的健全性中凝聚其制度之力。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民主实践典范,全过程民主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政治逻辑,其核心是将人民民主的各项具体制度优势加以巩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效能的普遍化;关键是始终将“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统一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中;主要任务包括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凸显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两个大局以及生成符合时代需要的民主治理机制。正因为全过程民主具备“行得通、很管用、有效率”的价值优越性、实践优势性与话语优质性,才有力地挑战了自由式民主思维,为非西方国家摆脱西方民主的话语霸权与制度陷阱提供了新思维、新逻辑和新方案。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制度化建设为基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表征的协同治理过程,其中,民主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遵循"党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过程上遵循"法治化治理与民主协商治理"相结合的逻辑;在治理评估上遵循"效率化增益与公平性分享"相结合的逻辑。沿着以上三重逻辑,以参与式协商为内容、以制度化协商为方向、以效能型协商为旨归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理念研究

人民行动党治理新加坡的成功 ,应归功于其依据新加坡的具体国情和新加坡的国际环境所确立的执政理念。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成功的执政实践中形成了成熟的执政理念 :政党政治理念———国家利益至上 ,民族团结和睦 ;政府管理理念———“好政府”与“强政府” ;社会发展理念———经济发展先于民主政治。这三个理念概括了人民行动党的治国方略与指导思想 ,又是这三个理念支撑了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得以维持。     

新时代我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困境与转换路径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边疆治理制度由旧转新的过程。内含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治理,边疆治理现代化生成有其自身的制度逻辑。边疆治理有其自身特殊的使命,需要着重解决国家政治制度与边疆社会公共生活的衔接问题以及边疆与国家腹地的整合问题。对上述两大问题形成的内在张力及其当代困境进行检视,能够揭示我国边疆治理的制度逻辑与未来选择的可能性道路。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相比,边疆治理的差异性决定边疆治理现代化必然遵循双重逻辑转化,一是从“权力本位”转向“权利本位”,二是从“边疆本位”转向“国家本位”。然而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挑战阻碍了逻辑转化进程,造成当今边疆治理面临极大的困境。为此,未来边疆治理这一逻辑转换仍然需要坚持以“国家本位”为先决条件,既重视边疆治理的资源输入和能力建设,更重视逻辑建构,不断向“治理取向重构”“治理结构重组”“治理体系重构”和“治理能力重塑”注入制度逻辑转换的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国家治理范式：出场语境、本质内涵与方法论前提

国家治理范式在中国的出场,既有当代学术全球扩散的缘故,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解决社会转型期的治理问题,积极地进行理论建构的结果。新时代语境中的国家治理,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提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治国理政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国家治理是传统的治理主体与治理结构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治理转变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以权利为本体、权力为功用”的现代社会政治关系运作逻辑。学界进一步深化讨论国家治理的方法论前提,是回到经典作家在19世纪创立并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并努力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形态。     

“转型社会”框架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构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重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呈现出“转型社会”的双向运动.其内在逻辑是: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变迁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性创新.本文在“转型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市场化转型风险和民主化转型风险,探讨了基于风险应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建构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和治理路径.     

当代欧美"政治素人"的兴起根源与影响限度

“政治素人”的兴起是当今欧美政坛令人瞩目的政治现象，也是理解欧美国家治理困境的重要切入点。大多“政治素人”在问鼎权力巅峰前，既非主流政党领袖，也非议会核心要员，普遍缺乏从政经历和治国经验。欧美国家的治理危机是“政治素人”兴起的经济社会根源；选举中的情感动员和底层叙事是“政治素人”兴起的政党政治成因。“政治素人”的兴起为欧美政坛带来新鲜空气。但是，选举与治理是两码事，上台执政的“政治素人”既无法突破西方民主的制度窠臼，又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能力，而且容易引发欧美政党政治的混乱无序。承载求新变革梦想的“政治素人”,难以推动欧美国家摆脱治理困境。     

现代国家建构与土地制度变迁——写在《物权法》讨论通过之际

本文由近年来《物权法》中土地权属问题的热烈讨论而引起,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土地制度变迁。现代国家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性。“土地归公”遵循的是民族—国家的逻辑,它为建构统一的主权、强大的中央权威和对乡土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基础。但是,民族—国家的持续性合法基础来自于国民认同。随着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农民获得土地权益的要求愈益强烈。从家庭经营到《物权法》的“地权属民”原则,是民主—国家建构的逻辑,也是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达到相对均衡的产物,它可以建构起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化认同。     

当代中国文件治理变迁与现代国家成长——以建国以来中央颁发的土地文件为分析视角

在当代中国政治中,文件治理国家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文件治理的演进与现代国家的成长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建国以来,随着党政关系的几经调整,文件治理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本文以中央颁发的土地文件的历史变迁为观察点,试图探寻当代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轨迹。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与领导能力现代化探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领导能力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与领导能力现代化既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又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保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坚持走党的群众路线为根本原则,树立现代化的治理理念,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持续完善自身建设。为了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与领导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要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密切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     

常规扎根与动态回应：外包式社工站参与基层治理的多重逻辑与运作机制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乡镇社会工作站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从混合型组织理论视角出发,乡镇社工站可以被视为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国家“具身”实践,强化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结,社工站专业化和在地化等组织特性,有效提升了治理行为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道路的显著表征。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外包式社工站具有“政府-市场-社会-专业”多重逻辑混合的组织特征,通过常规扎根的在地化参与和动态回应的项目式参与,其能够有效发挥专业性、在地性等组织优势以回应地方治理需求,但同时也面临“市场化-公共性”和“正式性-非正式性”的内在张力,可能会引发社工站进一步发展的价值偏离。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批判性超越——以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为视角

意识形态功能是民主的基本功能之一,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具有“理念—制度—治理—价值—文化”的基本结构。以资本为中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重释、重塑、夸大等方式对民主进行概念改造和价值歪曲,试图将西方自由民主打造成为民主的唯一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理念凝练、制度建设和治理优化的基础上重构了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在系统批判西方自由民主的过程中,在“理念—制度—治理—价值—文化”等五个基本维度上实现了整体性变革。由此,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充实社会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具体功能的实现上凸显了“人民需要—人民参与—人民满意”的呈现逻辑,实现了民主话语逻辑的批判性超越,真正展示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科学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