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与战国策派：抗战中国文化重构的德国谱系

抗战是中国文化重构的时刻，其时中国学者在文化重构之致思上借鉴德国思想文化者，以贺麟与战国策派为典型。坚守儒家立场的贺麟，试图以黑格尔哲学拓展儒家思想之本体论空间，进而铸造一个儒家体系的现代中国。战国策派则试图通过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对中国文化“文”“武”分离的弊病观照，并以尼采的“超人”哲学、歌德的“浮士德”精神升华中国之游侠文化传统，最终建造一个文武兼备的现代中国。双方对于德国思想经验之师法，旨趣皆在于对本土文化传统作一现代国家维度的转换。但对儒家与游侠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之召唤，却让贺麟与战国策派由最初的共谋而分道扬镳。这一隐微的思想史图景，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与主体确立问题上的内在矛盾。     

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

个体之于现代社会具有根基性意义。个体自由概念在历史上发展出了个体权利和个体自律双重意义。尊重个体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但个体权利的扩张亦会延伸出个体本位的消极后果,在西方社会,这需要西方文化传统的制衡,并辅以道德性的个体自律思想的建立。儒家传统缺少作为现代社会之基础的非道德性的个体权利观念,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并不在于重视个体权利,而在于儒家心性之学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个体自律的思想反复使知识分子从重视个体权利滑向整体主义,从而使得个体权利的观念始终没有在现代中国真正建立起来。从本质上讲,重视个体权利的现代社会大前提一旦在现代中国确立,则儒家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意识反而会在现代中国更有生命力,从而成为抵御个体主义消极后果的利器。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现代化的机缘与价值——以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为中心

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给中国人带来的"保国保种"之民族危机视为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建构古今中西智慧资源交融的人生哲学,成为诸多时贤的重大难题.与西化派对垒的现代新儒家援引西方哲学理论方法,反思传统并以接续中华民族文化慧命为己任,建构了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的新型理论形态--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由于所关涉问题的悬疑性与延伸性,及其学说自身的内在价值,使这种理论至今仍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论新儒家的民主理论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儒家便面临着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新儒家在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过程中选择了民主作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核心工作。民主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在制度层面上,古代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无法摆脱一治一乱的循环局面,要打破这一局面,唯有系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在文化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民主思想的因子,而只有发展民主制度才能使人们真正树立起其道德主体的地位,儒家所倡导的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新儒家剥离掉传统制度而强调心性之学的重要性,认定中国文化为一活的"客观的精神生命",这正是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的根本所在。     

先秦儒家身心观及其道德修养论

先秦儒家认为身是人的欲望的承载者,是一种非道德性存在,是恶之根源;心是人之自然情感的载体,是人的道德的来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心作为人之道德性存在,主宰着身,身心是一体不分与相互转化的关系.儒家的身心观论证了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修身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克服身的非道德性因素对道德之心的遮蔽.通过对"身"的调控与心的涵养使身心趋于一致,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自我设定,完成人的自我实现.修身是自我实现的手段和前提,自我实现是修身的最终目的和必然结果.     

从传统儒学的心性论到现代新儒学的道德形上学

<正> 1958年元旦,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联名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称:“中国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原”。“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国思想之中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理由所在”,“乃通于人之生活之内人之与外及人之与天之枢纽所在,亦即贯通社会伦理方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等而一之者”。(参见牟宗三等:《中国文化与世界》,《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当代研究趋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24页)可见,现代新儒学极其重视心性之学,     

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 ——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探求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问题意识。对此问题,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体性的确立,儒家的心性之维体现出道德的主体性;而心性作为道德的主体性,内在地要求自身长出知性的主体性(科学)与公共的主体性(民主),以使得道德的主体性能够合理而顺畅地确立。因此,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在儒学如何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论题上,展现出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三种主体性相互动的思想取向。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但同时也遗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先秦儒家的修身理论及现代启示

先秦儒家的伦理学同它的哲学一样丰富多彩．研究它的修身理论对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使传统文化现代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修身的必要性关于修身的必要性,先秦儒家认两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修身是国君治国平天下的主观条件．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仅离娄上的又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以大学盯修身是治国平天下2本,因为只有坚持修身才能做到德治、仁政和爱民．而德治、仁政是治国平天下的唯一途径．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为政的孟…     

性学:晚明思潮演衍的一个纽结--兼论刘宗周性学思想的理论得失

一自明中叶以降，如日中天的王阳明心学日渐式微。王学式微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王学自身内在的逻辑矛盾，应当是最为根本的原因。王学自身的内在逻辑矛盾，一言以蔽之曰：本体和功夫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展开和外化，直接导致了王门后学的分化及其末流之弊。王门后学的分化及其末流之弊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学则”和“教法”的层面上看，悖弃儒学传统的“以心言性”之性学和修养心性之实践，乃是当时宗孔孟之道、严儒释之辨的儒家学者所痛心疾首、辩难不已的。而揭示王学自身内在的逻辑矛盾、抨击王门后学的末流之弊，当以东林学…     

天人合一 心统万物的儒教哲学

儒教哲学上绍三代之圣,下启孔孟之学,既体现了"天"的意志和道德训示,同时鲜明地流露出对"天与"、"人归"的远古黄金时代的终极关怀.既以天命论证王治,又强调性本之于天,通达于道.如此,天、祖、圣合一,命、性、道合一,对天命认同的外在超越,转向对心性关注的内在超越;由三代的理想,上接天命,并以性为道,以理为性,以心为理,终至"心统万物",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基础上,不断实现自我调适,并系统化、精致化,而以官方哲学的优势,铸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儒家宗教的合理性终极追求,进一步得到思辨哲学的论证.这正是儒教哲学,也是中国宗教哲学继往开来的渊薮.     

雷锋精神的传统德性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要改变过去"一声春雷,一阵春风;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里来四月走"的社会现象,就要从"雷锋精神"中寻找一种内在的价值,找到其根源性、母体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内蕴和根性。雷锋精神是一种深入人心、人道、人性深处的关乎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智慧的一种心性修养的理想人格,是社会道德风尚淳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种生动活泼的形式。"雷锋精神"充盈着儒家的"仁心"与"爱心",蕴含着中国人的"良知"意味,它与儒家知行合一说,自强、厚德等精神都有着内在契合。     

沉思与德行：内在超越的两种形式及其知识考古学辨正

当代新儒家使用“内在超越”来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即它既是内在的，又超越的，两者可以合二为一。然而，这个概念本身在使用上需要经过一些界定，不然可能会像一些新儒家的使用那样，蕴含着自相矛盾。对比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思想，可以发现内在超越并非中国文化独有的，西方文化也同样重视之，并且，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其界限可能也并非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     

中国文化传统的“旧邦新命”——中国文化传统现当代转化的理论自觉

儒家将修身之道与平天下之法融会贯通,言教不言养,由此形成了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的核心观念。从马克思“三形态说”的视角来看,儒家的平天下之道是传统社会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的产物,表征的是人的“依附性的存在方式”。儒家以“礼法”来平治天下,其社会目标是想建立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命、尊卑有序的等级社会。而现代社会则是以“资本”为标识的市场经济或工业文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其存在论特征。中国文化传统的现当代转化从社会层面来讲就是从自然经济时代的教之道转化为市场经济时代的教之道,为对抗“物的依赖性”提供精神文化支撑,从而在对中国文化传统“抽象继承”的基础上,构建我们时代的“平天下”之道。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则更多地表征为会通。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而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这种深层的会通无疑是多维度的,其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内在地提供的学理上的可能性。在时代性维度上,儒学的前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使两者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有其会通的机缘;在民族性维度上,中国文化与欧洲大陆文化之间的亲和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提供了条件。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相遇后的严重受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显露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弊病,使国人对东西方文化产生双重失望。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可能性被中国人选择的重要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实有层面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会通的实现。儒家的"诚"与历史本真性的开显、"天人合一"与马克思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超越性的指认、"生生之谓易"与实践辩证法、强调"践履"功夫与实践唯物主义、"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都在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学理上的可能性。     

责任之成立与自由

本文认为,责任之成立与自由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自由是专属于人的一种性质。动物不需要"做动物",人却无可逃避地需要"做人"。不超出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从而进入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之层面,就无法解决责任的内在可能性问题。确定自由的终极原初性,乃是责任之主体的奠基。在传统儒家那里,按照发生学的顺序,责任意识也许是在先的,但按照逻辑顺序,自由意识才是在先的。自由和责任的关系既不能本末倒置,也不能相互割裂。     

船山人性论及其思想史意义

无论从对传统进行彻底清算并重新评估定位,还是从其对中国思想走出传统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来看,最能体现船山之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就是他的人性论。它是船山心性哲学的基石。这一方面是因为心性哲学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甚至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和内在生命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现,一切重要的问题如天人关系、知行关系等等均是通过心性哲学来体现并依靠心性哲学去实现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心性之学正是船山哲学思想的难点和重点,它是船山学的关键所在,也是船山作为理学家并结束理学使之向近代转型的最集中最明确的体现。船山对人生、对社会生…     

儒家“心”的层次

现象学在精神上与儒家心性之学是有相通之处的,故以现象学的态度分析儒家的心性之学,既是现象学的发展,也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发展。"心"的建立与完成,经历了经验之心、先验之心、先天本心、与实践本体这四个阶段。实践本体的确立是真正意义上儒学的开始。     

试论儒家的“立人之道”

儒家以心性修养而“立人”。仁与义的辩证统一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内在驱力 ,儒家以此为立人之道。其显于世 ,则为礼乐、风俗和法度之建立 ;化于心 ,则为个人道德品格之完善。追本溯源 ,均未出于一阴一阳之道。于此 ,以用中之道分疏而统观之 ,可证全部儒学俱为形上之道的显化。     

继承发扬儒家修身治平的思想促进个人修养和家庭美德建设

将个人修养与整齐家庭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大事联系起来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的高度智慧和珍贵思想。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治平思想,这一思想在古代符合当时社会生活的特定内容。抛弃这一思想中的原有的落后内容,吸收修身与齐家、治国的关系的原理,对于建设符合社会生活的新兴家庭伦理,提高社会的治理安定程度和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批判地继承儒家关于修身治平的思想儒家经典《大学》中指出“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治国在于齐家”“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