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前在参加政府问题上的多方博弈

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即须面对如何与国民党政权相处,即参加政府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中共、共产国际（苏联）、美国、国民党等四方因不同的考量而展开多方博弈。中共从扩大政治影响,促进自身发展,维系国共合作的角度讲有参加政府的需求;共产国际（苏联）为使国民党减轻对国共合作的疑虑而不愿中共参加政府;美国政府坚定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中共参加政府影响甚微;国民党则坚持一党训政体制,不愿对中共开放政权。中共未能参加政府是其抗战初期实力使然,虽有利于保持中共思想组织的独立,但却使国共合作缺乏持久性与稳定性。国民党虽然保持了其对政权的垄断,但仍然无法阻拦中共对其一党训政体制的挑战。     

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与司徒雷登使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对抗的世界格局逐步形成。美国把中共看作苏联阵营的一方,对华执行扶植国民党、压制中共的政策。司徒雷登就任驻华大使之初,执行美国对华成立联合政府的政策,力图将中共融入国民政府之内。但国民党妄图凭借武力消灭中共,于1946年春夏间发动内战,然而至1948年下半年,却是崩溃之势日显。在此情况下,司徒雷登执行美国扶植国民党、禁止中共参加联合政府的政策。最终,美国的对华政策随着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终结而走向失败,司徒雷登被迫离华。司徒雷登的使华悲剧,实由美国对华政策所造成。但司徒雷登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经验的总结,却包含有益成分。     

延安时期中共与美国民间交往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延安时期中共通过与美国开展民间交往活动,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和歪曲宣传,使国内外人民了解中共的抗日真相和政策主张,从而使中共从延安走向世界,这对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活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对美国制定对华政策也产生一定影响,为中共从局部执政到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中共在处理与美国关系中展现的独特外交风范,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对于今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开创国家外交关系和党际关系的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抗战末期美国与中共关系

抗战时期,中共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中共也将对美外交作为外交工作的重心。但在1944年以前,美国政府和中共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来往,直到1944年春夏之交开始的豫湘桂战役,美国鉴于国民党战场大溃退,才开始寻求与中共的军事合作。以美国政府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为起点,美国与中共之间出现了一股军     

美国对国共两党战后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抗战胜利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既有消极的一面，又具有积极的成分。国共两党分别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来理解和“接受”，并深深地影响和制约着各自的战后政策。蒋的内战企图被遏制，不得不取和平姿态，以政治谈判手段寻求和中共妥协。中共顺应了这一形势并试图通过建立“联合政府”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推进民主进程并借以分享权力。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美国政策的演变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亲美附美政策,是抗战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内外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国民党对外政策的核心。在美国对华政策变化、国共矛盾发展和国民党统治机能强弱诸因素交互作用下,出于国民党统治和反革命内战的需要,国民党的对美政策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坚持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甘当美国附庸,获取美国全面援助,通过反革命内战消灭中共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以建立全国性独裁专制制度,是国民党对美国政策的基点。国民党对美国政策的演变过程,既是美国由积极援蒋到消极援蒋直至弃蒋过程,又是国民党由统治优势至统治崩溃的过程,带有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性。     

“联合政府”口号提出背景的博弈论分析

“联合政府”口号是中共调整博弈策略的产物，其历史背景是1944年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变化：国民党的军事溃败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中问党派的力量和态度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美国插手国共关系并采取了某些有利于中共的举措；中共的迅猛发展使国共力量对比已完全不同于抗战开始之时。     

试论解放战争时期三国四方的政治关系

解放战争时期,苏联不想因为支持中共而得罪国民党及美国,而苏联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的利益,斯大林也害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要求中国革命适应其对美蒋妥协的需要,先是不准革命,后是不断出面干预、劝和,搞两个中国。美国奉行利用苏联在华谋利益的欲望去削弱中共,大力扶植国民党来实现独占中国的目标,从而导演了分裂中国的丑剧。这个年代发生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事件,无不同苏美对华政策以及对国共两党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笔者试依据有关史料对此作一粗浅探讨。为求弄清这个问题抛砖引玉。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评析

"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国民政府和中共对"迪克西使团"来访的反应也存在明显差异."迪克西使团"援助中共的合理建议虽然未被美国决策者采纳,但"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本身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中共而言,它架起了中共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桥梁,积累了初步的外交经验;对国民政府来说,它成为制约国民党当局在抗战结束前不敢发动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苏联在国共重庆谈判中的作用和影响

苏联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共的公开承诺,使蒋去掉了解决中共问题的后顾之忧,并有理由认为这是压迫中共就范的最佳时机和有利条件,故三请毛赴渝谈判。由于苏联在远东问题上和美国达成妥协,故为主中共和谈,中共必须认真权衡此建议,同时也不能不根本改变对战后形势的基本估计,国内和平前景及与蒋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增大。苏联要中共参加以蒋为首的联合政府的实质是试图按战后法、意两国的模式处理中共,对此,毛泽东表示准备作出让步,但和上述模式又有本质区别。     

从谨慎友善走向全面对抗--40年代中后期中共对美政策的转变

从抗战后期的谨慎友善到朝鲜战争时的全面对抗，中共对美国的政策仅仅在5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彻底转变。由于美国始终坚持以“扶蒋”为核心的对华政策，且不断扩大自己的在华特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中共的核心利益与意识形态发生摩擦。在日本尚未投降之际，中共由于自身实力的相对有限、苏联对国民党地位的承认以及日本侵华军的存在，其政治目标相对有限，与美国的分歧并不严重。日本投降后，中共与美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走向对抗。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日抗战总呈现出时战时和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共力量的消长、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吞并中国策略变化都影响着国民党对日抗战的态度。     

略论民国后期国民党对山东会道门的策略论析趋向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消灭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民主力量,实现一党专政,加强了对会道门的控制、扶植和利用,使山东会道门得到迅速发展,山东会道门也乐于投靠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反共的忠实工具,给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造成了巨大危害。     

武汉政府时期“迎汪复职”运动论略

１９２６年,由国民党提出、中共赞同的“迎汪复职”的口号,是中共全面放弃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开始。“迎汪复职”运动过高地估计了汪精卫的作用,使汪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武汉政权。中共没有达到团结国民党左派,推动国共合作,深入进行国民革命的目的     

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苏俄提出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政策 ,是为其推行“东方战略”服务的 ,完全是为了自己利益 ,不符合中国实际 ,是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直接磋商的结果 ,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反对这一政策 ,共产国际支持国民党 ,而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共产国际的强迫和国民党的严格限制 ,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所在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不重视。之所以愿意和中共合作,与其对社会主义理论、苏俄的认识密切相关。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受到普遍重视,许多国民党人也积极进行了研究和宣传。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各异、对联俄容共的政策有怀疑、对中共也有疑惧,但苏俄革命的成功与对华宣言的发表使国民党人普遍对苏俄抱有好感;希望以俄为师及苏俄对国民党的巨大援助坚定了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决心;而与苏俄结盟的意愿及对具有革命积极性的中共党员的欣赏更促进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浅析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共和平解放台湾政策

朝鲜战争后,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共适时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中共的和平倡议没有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回应,1958年夏天,毛泽东利用中东事件挑起第二次台湾危机,意在打破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上的僵局。面对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蒋介石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中共对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做出现实调整,和平解放台湾的近期目标逐步为维护一个中国原则的长远目标所取代。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历史考察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和“匪化”宣传,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扑朔迷离、面貌模糊。西方世界关于中共的认识,几乎都是来自国民党的官方宣传,认为中共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土匪和流寇并无区别。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受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启发,开始实施更加主动的对外宣传举措,积极突破国民党的消息封锁,撕掉污名化的“土匪”标签,向西方世界展示土地革命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政党形象,成功实现了形象修复和再造,并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对欧美此后的对华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党在这一时期国际形象建设,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历史借鉴意义。     

谢伟思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五周年

谢伟思作为美国职业外交官,著名的“中国通”,由于他在中国的成长经历和与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亲密接触,使他对中共的成长历程、国共关系及中共对美苏的态度等问题都有了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得到民众衷心拥护和支持的中共必将取代国民党而成为执政党,所以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正视现实的对华政策,但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和冷战兴起,美国政府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最终不仅导致了它与中共关系恶化,而且使谢伟思等人因延安经历而背负“反叛”罪名,遭受迫害。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处于长期对立的重要历史原因。     

民盟的两次分裂及其政治取向的演变

长期以来学界在分析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形成原因时,往往只看到了国民党的迫害使得民盟被迫放弃中间路线,而忽视了民盟内部的斗争和两次分裂使得其政治立场不断地左倾。本文试图通过对民盟内部斗争和分裂的分析,揭示民盟在政治立场上向中共靠拢,并最终接受了中共领导的主观方面因素,并认为民盟在多党合作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与它自己的功绩和影响相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