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学”“道”“立”“权”说

孔子认为,人生处世有四种境界:"学""道""立""权","权"是最高境界。行"权"并非易事,有赖于人的年龄、学识和修养,关键在力行,志学、适道、立礼是其前提和基础。行"权"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无所必从,无所必违,"无可无不可"、"无适无莫"是行"权"的外在形式,"仁"为原则,"义"为准绳,内守仁,外行义,内外兼修,据时而权,做事合宜恰当,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王学仲山水画中的“重”“拙”“奇”“旷”

王学仲的山水画作品将写生引入对传统山水画的改良中,把大自然的复杂性、丰富性、天然性融入自己的画面,以此来继承"师造化"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以写生为手段与自然景物沟通并以笔墨的形式传达山水画的气韵与意趣,从"目识手记"的写实写生逐渐转变为"目识心记"写意写生,并从中发掘新的图式和笔墨技法。王学仲将写生引入对传统山水画的改良中,把大自然的复杂性、丰富性、天然性融入自己的画面,以此来继承"师造化"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以写生为手段与自然景物沟通并以笔墨的形式传达山水画的气韵与意趣,从"目识手记"的写实写生逐渐转变为"目识心记"写意写生,并从中发掘新的图式和笔墨技法。同时在艺术思想上,王学仲提出"艺必己出"为传统文人画转向现代文人画的基础,"扬我国风,励我民魂。求我时尚,写我怀抱"为其所追求的现代文人画终极艺术理想,他在现代文人山水画领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创新,最终形成了"重、拙、奇、旷"的艺术风格,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重、拙、奇、旷"是王学仲在脱离传统并逐步形成个人风格后美术界对其艺术特征的总结,并且这也是王学仲由技法方面反映其个人所追求的写意山水的一种表现。那么,"重、拙、奇、旷"四种特征的指向是什么?笔者认为是墨色之"重"、笔法之"拙"、构图之"奇"以及气势之"旷"。     

江苏省仪征市明末清初“寤园”“西园”“荣园”“汪园”“容园”“闵园”考

明代崇祯四年(1631),在仪真县西南部,计成为汪士衡设计、建造了"寤园"。但是"寤园"的名字很快消失了,"寤园"所在的区域存在"西园""荣园""汪园""容园""闵园"等园林的名称。这些名称让学者们十分迷惑。研究表明,这些名称是同一个花园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叫法。"寤园"是最初的名字,"西园"是根据这座园林所处位置起的名字,"荣园"是"寤园"进入清朝以后改的名字,"汪园"是根据"寤园"园主汪氏家族姓氏起的名字,"容园"是"荣园"卖给闵氏以后改的名字,"闵园"是根据"容园"园主闵氏家族姓氏起的名字。     

“杏园”“杏林”“杏坛”

关于"杏"文化内涵丰富。"杏园""杏林""杏坛"虽然都与"杏"字有关,但其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杏园早在唐中宗神龙年间,凡新科进士及第,先要一起在曲江、杏园游宴,然后登临大雁塔,并提名塔壁留念。时人称进士为"杏园客"。唐宣宗时,刘沧在《及第后宴曲江》中提到:"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杏园"在唐代指的便是新科进士游宴之地,"杏园游宴"是唐代文人的雅趣活动之一。后来,"杏园"便被赋予了庆贺金榜题名的含义。     

“三民”活动与“有脚阳春”

最近,一些朋友从基层来,谈到农村开展的"三民"活动,无不赞赏有加。"三民",即"亲民、为民、富民"。"三民"活动实际上就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弘扬井冈山精神的一个载体和体现。来自万年县的一位朋友谈到,这个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创建全国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县"的农业县,在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将干部写"民情日记"活动发展成为包括"民情告示栏"、"民情连心卡"、"民情夜话"、"民情接待室"、"民情热线"、"民情信箱"、     

“科学实证性”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哲学理想性”的“实践人道主义”——论“卡尔哲学”的“人道本性”

斯大林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是一次"全面修正",而时下国内"马哲"界许多著名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又是一次"根本性误读"."卡尔哲学"绝对不是任何形态的"唯物主义",而只能是"实践人道主义"和"实践唯心主义",是不同形态的"人道主义"哲学理想的交换和发展.其"人道主义"的心路历程是:"自我意识的自由人道主义"、"社会批判的自由人道主义"、"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出发的人类解放的人道主义"、"积极的彻底的完成了的实践人道主义"、"社会化了的人类的人道主义"、"个性的个人的人道主义"、"每一个人自由发展的人道主义"、"在每个人自由发展基础上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道主义"、"自由个性的人道主义"、"自由王国的人道主义".     

词之“朴”“艳”与“深”“浅”

"朴""艳"是一对非常重要词学范畴,"朴""艳"内涵的丰富及演变轨迹突显了词体的文体特色,其中"艳"尤其突出,与社会风气、创作环境和诗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朴""艳"与"深""浅"的辩证关系中亦可以了解词体发展。     

“的”“地”“得”的合用与分用

"的"、"地"、"得"是三个不同的结构助词.虽然历史上它们合用,但分用体现了语法发展的趋势,是规范化现代汉语的要求.今天,社会上混用"的"、"地"、"得"的现象广泛存在,这种混用毫无疑问是不规范的.     

“にんげん”、“ひと”、“もの”辨析

日语中"にんげん"、"ひと"、"もの"三个名词都可以表示"人、人类"这个语义。但是在实际运用中,有时可以替换,有时不能替换,或替换后含义不同、语感不同。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用法总结、异同的分析比较,归纳了在相同的语义下各自不同的内在含义。     

中庸与华夏文化“一”、“二”、“三”

"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实践理性的反映。但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等各种因素的耦合,使传统文化具有了复杂性。重视实践理性的民族性和"一"于"道"、"一"于天理、"一"于礼义的封建性在中庸思想里都有典型体现——所谓"叩其两端竭其中",就是这种"一"于"道"的封建性本体论趋向与"叩问"二元的现实实践趋向的多重交叉,形成了"一"中有"二"、"二"中有"一"、以"一"为体、以"二"为用的中庸思想结构。其缺陷是"中"与"庸"即"用"失衡、封建教义与现实实践失衡、封建教义之"一"与现实实践的一定程度的多样性之"二"失衡。我们认为,庞朴先生"中庸"即"三分"的观点,是消解这种"一、二、一"僵化结构的时代性创新,具有实践主义的现实指向。     

常用词“见”“视”“观”“看”演变研究

本文运用语义场理论考察与"看"有关的常用词演变研究,"看"在先秦文献出现较少,而"视""见""观"等使用较多,且在现代的发展中义项不断增加。"看"虽然出现较晚,但是构词能力不断增强。"见""视""观""看"等常用词的相同义项之间的互相侵占、影响,共同构成新的合成词。     

中国古代的“典”“典当”“倚当”与“质”

"典"、"典当"、"倚当"、"质"等这些中国古代存在的民事法律行为,在其发展过程中,既存在一定的交叉.也有很大的区别.从中国法制史的角度,对这些民事法律行为关系予以梳理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各种民事法律行为的特殊内涵.     

“美丽”、“漂亮”和“beautiful”、“pretty”的对比分析

语言中存在的同义词,在句法结构和语义范围上存在着差异,它们的区别使用也仅靠母语的语感,因此对外汉语中留学生的误用情况很普遍.就误用较普遍的一组汉英对应同义词"美丽"、"漂亮"与"beautiful"、"pretty",以<人民日报>和近现代英文版小说为自然语料进行随机检索、计量统计和对比分析,既对"美丽"、"漂亮"进行汉语内部的横向对比,又同"beautiful"、"pretty"进行汉英纵向对比,通过辨析它们充当不同句子成分的频率和与不同类型名词的搭配使用等,找出它们的内在区别和联系,为对外教学中可能出现的类似问题找出一种解决方法.     

“文学性”魂归“人学”

"文学性"在文学评论界一直是个长谈不衰的话题,很多时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存在。谈论"文学性"只有从著名学者钱谷融先生"文学是人学"的论题出发,回到"人"、"人性"这一层面,才算是触及到了"文学性"的根本。     

“诛”字“杀戮”义考

"诛"字的本义是"责罚、责备",由"责罚、责备"义引申出"杀戮"。早在春秋后期,"诛"字便引申出了"杀戮"之义。但"杀戮"之义直到汉代才逐渐成熟并占据主导地位。"诛"表"杀戮"义兴起的缘由大约有三个:1.春秋战国时期君王具有绝对的统治力,往往君主的"责罚"被引申为"杀戮";2."诛""杀"二字的经常性连用,并逐渐凝固成词,促进了"杀戮"义的发展;3."责"字分担了"诛"字的一部分"责备、责罚"义,使"诛"得以专表"杀戮"义。     

墨家之“义”与“侠义”和“正义”

从字形构造看,"义"一开始就带有"神圣命令"的意涵,墨家之"义"恢复了这个意涵。墨家之"义"还具有利他、不分亲疏、追求公平正义等特征。后世的"侠义",经过明代通俗小说的推衍和近代梁启超等人的论证,逐渐与墨家之"义"联系在一起。而"正义"这一术语虽然是在翻译西方著作中生成的,但它的内涵却与墨家之"义"有许多相同点,在墨家、儒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和改造"正义"这一关键词是有可能的。     

“义理”、“考据”辨

"义理"、"考据"二词原非一对范畴,造成其在几个向度上的区别并不具有无条件的一致性。"考据"指利用文献资料所做的专题研究,"义理"起初泛指各种社会行为准则和观念,虽可以简驭繁,但比天人性命具体。二者转为一对范畴是初始涵义、经学逻辑以及认知策略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在文本诠释领域,"义理"原与"文章"、"章句"相对,后者接近于经书本文。经书"本文"而非经书中适合考据的内容,代表着经学诠释中"殊相"、"部分"的一极;"义理"、"考据"都围绕本文展开,考据活动的共相性取向由此彰显。在一个五要素的文本诠释理论模型中,考据活动足以与阅读活动等价,所以存在"关于义理问题的考据"。     

“经济发展道德”、“经济运行道德”和“经济交往道德”合说

经济道德分为经济发展道德、经济运行道德和经济交往道德三层次。与此分别对应的"利群"、"互利"、"利他"三原则和"效益结合速度"、"效率兼顾公平"、"局部协从全局"、"目前虑及长远"、"勤劳俭仆"、"公平竞争"、"循章协作"、"诚实守信"、"克己奉人"、"扶贫济弱"、"解困助危"、"敬老爱幼"12准则即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理论系统。     

说“富翁”、“富婆”

"翁"、"婆"由亲属称谓逐渐泛化为社会称谓。在现代汉语中,"富婆"是"富翁"类推而出现的新词,体现了语言的对称性。在语义表达上,二者具有不对称性。"富翁"的语义逐渐磨损而泛化的力度强于"富婆",性别、年龄均不是"富翁"的区别性义素,年龄作为"富婆"的区别性义素的强制性也逐渐减弱。     

“阴阳”与“中”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范畴,"中"也是很重要的范畴。以往的一些研究,主要是立足于《老子》或《周易》中的"阴阳"思想,或者《中庸》中的"中"的思想,而对于"阴阳"与"中"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则讨论者不多。新近公布的清华简《保训》中,同时谈到了"阴阳"和"中",值得我们探究"阴阳"和"中"的关系以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