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夷考

青铜器中带有“孤竹”铭文的 ,今知共有 6器 7铭。关于“孤竹”的考认 ,李学勤先生已撰二文。若关于“孤竹”的考认不误 ,则据《史记》记载 ,“孤竹”二字旁之合文徽号应即“目夷”。总括“夷”字的字义有“人”、“仁人”、“东方之人”、“持弓之人”、“平”5种。大概“夷”字为东方夷人所自造 ,所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夷”字与“人”即“仁字可通用 ,而与“尸”字完全不同 ,学界向以“尸”通“夷” ,是由于二字易于相混之故。史书中目夷族又记作墨氏、墨台氏、默怡氏 ,当以“目夷”为本字。     

“正名”浅说

<正> 《论语·子路》篇“必也正名乎”之“正名”二字的词义,自汉以来,即有二说。多数学者认为“正名”即“正名号”或“正名分”:郑玄则说:“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皇侃《论语义疏》引)我赞同郑玄“正名”即“正书字”之说。清人江永说:“孔子‘必也正名’,盖必形、声、义三者正,而后可言可行也。亦必本义明,而后形、声、义三者可正也。”(《说文解字段注后叙》)江氏此说,为“正名”即“正书字”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联系《论语》所产生的时代,我们发现“名”训“字”者,不乏其例: 《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注云:“古者曰名,今世曰     

《帝告》佚文在今《皋陶谟》中考

根据《史记·殷本纪》和《书序》,可知《尚书》中《商书》部份排列在第一篇便是《帝告》。它原是商代历史中时代顶早的一篇资料,性质自属重要。可惜《帝告》原文,早已亡佚。至今钩稽探索,从事研讨,似亦不为无益。《帝告》之“告”字即“喾”字。王国维谓“商人之古帝王喾,或作夋者,则又夔之讹。”这话     

《山海经》产于楚地七证

袁珂先生以《山海经》为战国时楚人所作,其论据有四:一、楚盛巫风,而《山海经》与巫术有关;二、有楚方言;三、楚辞神话与《山海经》相合者极多;四、楚为黄帝、颛顼之后,而《山海经》于此二神的事迹记述最多。袁说近是,下文将补充七条证据。一,楚辞特有的修辞在《山海经》中时有出现。(1)《北山经》云;蔓联之山有兽,见人则呼,名曰足訾,其鸣自呼,灌题之山有鸟,见人则跃,名曰竦斯,其鸣自呼。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云:“《楚辞·卜居》云:‘将哫訾傈斯’,王逸注云:‘承颜色也’。哫訾,即足訾,其音同;傈     

《韩非子·储说》的题意、分篇与性质

《韩非子·储说》共六篇 ,即《内储说》上、下 ,《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储”即储聚 ;“说”为故事、事理。整篇《储说》在初成之后只是《外储说》的形式 ,后来 ,韩非又对其作了重新整理 ,在部分内容前加了“提要” ,为了区别于已定稿的部分 ,于是 ,便在题目中加进了“内、外”二字 ,“内”以标示文已成稿 ,而“外”则明其尚属草创。至于“上、下、内、外”之分 ,原因在于编集过程中篇幅过长之故。《储说》是韩非用来教授弟子的材料 ,相当于一个学派内部的教材     

《古史辨》辨名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逋慢”释义

李密《陈情表》;“臣是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人民教育出版社《古代散文选》等注本注云:“逋慢,有意规避,怠慢上命。逋,逃脱。慢,怠慢。”按:“逋慢”当是近义词的并列。逋,《说文》:“亡也。”后引申为“稽迟”“拖延”之意。《广雅·释诂四》:“逋、迟也。”《山海经·南山经》:“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条风自是出。”郭璞注:“东北风为条风。《记》曰:‘条风至,出轻系,督逋留’。”《淮南子·天文篇》作“条风至,则出轻系,去稽留。”“逋留”即     

先秦时期的古朝鲜未曾使用过青铜铸币

古朝鲜在先秦时期不存在铸造和使用青铜货币的问题，在当时的东北亚地区，除了燕国的行政辖区之外，其它地区都不具备实行货币经济的社会条件。《山海经》中所记“貊国”位于今清川江东北朝鲜境内的见解，为研究燕国辽东郡的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     

《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     

“区盖”小议

“言之信者,在乎区盖之间。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荀子·大略篇》)《荀子新注》(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释“区盖”说:“区:区别,指明确可信,即信之。盖:大概,指不明确可信,即疑之。”(见该书470页)案:“区盖”是联绵词。联绵词的意义是通过二字的音节来表达的,不可拆开来解释,这一性质又决定了联绵词的书写形式自由,只要音同或音近,一个联绵词可以有好几种写法。因此解释联绵词必须因声求义,拘泥于书写形式就会望文生训。“区盖”的另一书写形式是“丘盖”,《汉书·儒林王式传》:“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注:“苏林曰:丘盖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齐俗以不知为丘。”苏、如二说较接近原意。但是据上下文义,当解释为“存疑”为是。区,上古属溪母侯     

《天问》题义新解

什么叫“天问”?自东汉王逸首倡“天问”就是“问天”之说后,古今楚辞研究者对“天问”二字的解释始终囿于一个“天”字而不能自脱。其实,“天问”的如此释义与《天问》的实际内容差距很大。《天问》问天的部分在全诗里所占的比例极小,而问人的部分则很大。林云铭说;“兹细味其立言之意,以三代之兴亡作骨。”(《楚辞灯》)他不以“天”为全诗之“骨”是有眼力的。更何况在屈原的眼里,“天”根本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至贵者。《天问》里对“天”的质难信手可摘,什么“天命反侧”、“帝何刑焉”、“帝何竺     

说“凿齿”

“凿齿”顾名思义,即凿掉牙齿,所以有人认为考古发现的拔牙现象就是凿齿。但多数人对此解释持否定态度。笔者也有同感。古人对凿齿的记述与解释也各有不同。高诱注的《淮南子·本经篇》称:“凿齿兽名,齿长三尺,共状如凿,下撤颌下,而持戈盾”。而郭璞注的《山海经·海外南经》则称:“凿齿亦人也。齿如凿,长五六尺、固以名之”,上述文献各说不一。凿齿是人乎?兽乎?如说是兽,能持戈盾吗!与理不符,与情不合,只能认为是对人的贬称,不能视之为兽。所以郭璞说:“凿齿亦人也”。多此“亦”字,含意颇深,可视     

辨“欇”、“(聶木)”——《辞源》修订琐记之三

单字“欇”与迭字“欇欇”应有别;“欇”与“(聶木)”形略异而实为一字。“欇”字单用,指虎櫐,即紫藤。详见《尔雅·释木》及清郝懿行《义疏》。这里不必细说。又,《尔雅·释木》说:“枫,欇欇?薄端滴摹吩蛟?“枫,木也。厚叶,弱枝,善摇。一名(聶木)。”二书说法有些不同:一,前者为迭字,后者为单字;二,前者意符在左,后者在下。”清钮树玉说:《说文系传》作“一名欇”,《韵会》重一欇字,盖本《尔雅·释木》     

武王在位有四年说

现存有关周武王死事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金膝》,篇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于是周公作坛,告于大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占卜得吉,“王翌日乃廖”。接着篇文又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云云。据此,武王在“既克商二年”曾经患病,周公祈告之后,次日即已痊可。至于武王丧于哪一年,篇文并无明确叙述。 《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即本于《金滕》,而将武王之丧坐实在“有疾弗豫”的同一年。 “既克商二年”是哪一年呢？《尚书 诂》说：“此篇在克商二年,据《史记》…     

秦少游的“复雅归宗”

<正> 一、“复雅归宗”的历史渊源和当日词坛何谓“雅”?雅者,上接《诗经·二雅》而贯以《风》、《骚》。南宋末年的沈义父说:“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乐府指迷》)张炎更独标“雅正”,以为“若邻乎郑卫,则与缠令何异也”(《词源》)。由此可见,宋人心目中的“雅”,从审美情趣说,要求符合传统诗教,即“温柔敦厚”、“乐而不淫”等等。从语言风格上说,则力戒俚俗浅露。这个文人之“雅”,显然是针对民间之“俗”而言。     

黄帝陵、帝颛顼陵、河图、天书在辽东半岛（二）

上述三才图中，“乾坤”是一组相对应的原始符号，中国古地理《山海经：北山经》记载乾山时说：“又北三百里日乾山，无草木，其阳有金玉，其阴有铁而无水”。请注意，山海经作者在这里说到了“乾”但并没有提到“坤”，或有意不提“坤”。乾与千偕音但不同义。     

傅山对“理”的考察和批判

傅山(1607—1684)是我国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理”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先秦诸子论“理”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之“理”进行了批判。 傅山对先秦典籍、著作中之“理”的考察,从现有的材料看,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尚书》:“《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见拙作《傅山手稿一束》载《中国哲学》第十辑)又说:“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日燮理。”(《傅山读书笔记·圣人为恶篇》) 二是《诗经》:“不知三百篇中有几理字?”(《傅山手稿一束》)此时傅山尚未考察《诗经》。以后不久,傅山说:“《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傅山手稿一束》)     

试论孤竹

几年前我写了一篇小文,其中提到了古代的孤竹与考古材料的关系。因该文语焉不详,不少同志表示关切,要我把自己的意见详述一下。有关孤竹的材料是很零碎的,下面所能说的也只能是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一、文献中的孤竹孤竹是我国古代北方的国名。古书涉及孤竹的,按书的形成年代来说,以《国语》书中的《齐语》为最早。《齐语》的有关记载,又同《春秋》经传有关。     

释“不愤不启”

<正> 关于《论语·述而》篇孔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段话,后汉的郑玄旧解说:“孔子与人言,必待其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如此,则识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复重教之。”(朱熹《集注》也遵从郑义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义。”)郑氏所谓“口悱悱”和训“复”为“重复教之”,都是不确切的。“愤”、“悱”二字,双声,涵义是基本相同的。《文选》成公绥《啸赋》:“舒蓄思之悱愤兮,奋久结之缠绵。”李善注引《字书》:“悱,心诵也。”王臣注:“悱愤,心忧也。”二字都从“心”,都是心的动态,不应当说是“口悱悱”。实际说来,成氏赋这两句     

古匈奴人呼天为“祁连”本出汉语考

古匈奴人呼天为“祁连”本出汉语考王雪樵《汉书·霍去病传》：“元狩二年，去病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呼得。”颜师古注曰：“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这种说法后来被迭加引述，沿袭不辍。例如《辞源》“祁连”条曰：“匈奴语呼天为祁连。”《中国地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