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与高句丽族属、族俗的比较研究

对于渤海与高句丽的相互关系,中外学者观点分歧很大。根据中外史书的记载,渤海的建国者与渤海国的统治民族为粟末,属于肃慎族系,而高句丽则属于秽貊族系。渤海族与高句丽族属不同。同时,渤海族在生产方式上亦与高句丽不同,前者以农为主,兼营家畜饲养、渔猎,后者则农业与渔猎并重。这进一步导致二者在饮食、服饰、居室与城池建造、婚丧、习俗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并无沿袭之处。这些再次证明渤海国并非高句丽的继承国。     

史籍所见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土人”与“土达”

谈到西北地区的“土人”,人们往往将它与土族等而视之,这在学术界似乎成了一种定论。《土族向史》称：“元末明初,就出现了‘土人’的名称．这时史书记载的‘土人’已是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不。”这段话,似可理解为：当元末明初出现了“土人”这一名称时,见这一共名下的人们群体就是土族。有的研究者更进一步说：“土人,是汉族对土族的称呼．是明清以来当地汉族对土族的专科。”（引文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①。的确,土族在明情以来曾以“土人”、“土民”的称谓而见于世、著于史的,但不加甄别而笼统地讲明清时期的“土人”是一…     

渤海与日本交聘中“高丽国”的辨析

渤海与日本建立交聘关系及其努力保持和发展与日本的交聘关系 ,是出于渤海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需求。在交聘中 ,渤海统治者的某些做法使日本一度产生渤海是高句丽的后继国的误解 ,日本出于自身利益曾在一段时期内改称渤海为“高丽”。事实上 ,渤海从未明确表示过自己是高句丽的继承国 ,所谓“渤海对高句丽的继承意识”也是一种主观臆想的错误看法     

渤海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

渤海国从六九八年大祚荣建国到九二六年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灭亡为止,共历二百二十九年。它接受高度发展的唐朝文化之后,生产和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被誉为“海东盛国”。它的版图之广大,生产和文化之发展,在唐之前的东北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渤海国不仅在东北历史上,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应占有重要地位。渤海国的创始人,各种史书记载不甚一致。《旧唐书·渤海传》记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粟末靺鞨,始附高丽,姓大氏”。由此可见,大祚荣是附属于高句丽的靺鞨人,即“高丽别种”,而这个“别种”就是高句丽统治下的靺鞨人。《新唐书》记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渤海国是靺鞨人建立的国家。粟末即松花江。“附高丽者”,亦即臣属于     

渤海墓葬演变与渤海初期人口的民族构成

墓葬是渤海政权的主要遗存之一。渤海墓葬分为三种结构六种类型,即土结构中的土坑,石结构中的石圹、石室、石椁(棺)和砖结构中的砖室、砖椁。六顶山墓葬中占总数一半以上、多为中小型的土坑墓属于以粟末部为主的靺鞨人的墓葬,石结构墓葬中的大中型墓葬则是自营州东奔、构成渤海政权初期上层掌权者的粟末部、白山部靺鞨人和高句丽人的墓葬,这部分人正是日本古籍《类聚国史》中所记载的包括"都督"和"刺史"在内的"土人"。位于"土人"之上的渤海王族大氏是曾附属于高句丽的粟末靺鞨人。     

高句丽五部与统一的民族和国家

高句丽五部是在朱蒙立国前后以桂娄部为核心联合其它四部而形成的,但为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在五部的墓础上仿中原五方土制建立民族与国家的政治体制。与高句丽同出于貊的夫余和百济也都实行五土制,而各有其特点。五部制与高句丽统一的民族和国家的形成密切关联。这种制度随着高句丽奴隶制的改变,进而发展的“五褥萨”制,与后来东北的渤海、辽、金所实行的五京制当有历史的渊源关系。 一、五部的来源与形成 高句丽五部的来源最多可以上濒到朱蒙南下立国时。对高句丽五部的来源及其形成的研究,过去尚很少涉及。《通典》谓五部“皆贵人之族”,这可以作为探讨问题的一个线索。这些“贵人之族”, 当然是朱蒙所注重,尊敬和联合的主要对象,而这些“贵人之族”也一定     

方志及其演变

方志,是地方志之简称,即地方之史。其名称始见于《周礼》所记:“外史掌四方之志”,“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小史掌邦国之志”。最古的史书称为坟、丘、典、书。周而后有《孟子》载的“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载的“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载的“百二十国宝书”。后世又有典、录、略、考、说、记、纪、书、图经、图志等,志包括在史书之中。我国方志之撰著,由来已久。三代时舆地学已很发达。战国时撰著的《山海经》,对山川、形势、物怪、古迹,物产之大概,记载都较详备。     

从“别种”看高句丽族源

“别种”一词的含义,最初是指从原部族中分出后独立发展的子孙后代,称“别种”的部族与基本种之间族源相同。最早使用“别种”一词的正史是《三国志》,称高句丽是夫余别种,证明高句丽从族源上讲当出自夫余。但高句丽族在南下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复杂的民族融合过程,已成为不同于夫余人的新的民族。     

论4至10世纪东北亚政治格局及高句丽、渤海与日本"结援"的历史真相

从公元4世纪至10世纪,在东北亚地区相继发生高句丽、渤海"结援"日本的历史事件.日本则趁机插手朝鲜半岛事务,武装干涉,造成东北亚的动荡,妄图改变东北亚政治格局.高句丽引狼入室,未能挽救自身灭亡.渤海初期与唐王朝发生矛盾,曾"结援"日本,但在唐玄宗的政治对话之下,很快得到化解.终渤海之世,渤海与日本一直存在"国书之争"--日本把高句丽、渤海视为朝贡国,渤海始终不接受,不承认.高句丽、渤海"结援"日本和日本趁机称霸东北亚,给予我们很多历史启示.     

“精神分裂”时代！──香港的“孝”与“不孝”

“精神分裂”时代！──香港的“孝”与“不孝”（香港）黄展骥我偶看到古希腊史家的一篇神话，对它说的“第五世代”认为很有现实性和真实性，深有同感。史家希斯奥（Ｈｅｓｉｏｄ），写了《人类五纪》：第一世代为“金族”，是神的子民，不耕稼，以野果、美奶、蜂蜜为生...     

关于渤海王室高句丽意识的考辨

关于渤海是否是高句丽的继承国、渤海王室是否存在高句丽意识问题是渤海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也是国际学界争论的焦点与热点,因为它是关乎渤海主体民族的归属与政权的性质的大问题.日本与朝鲜半岛学界认定渤海为高句丽的继承国、渤海王室存在高句丽意识的观点,正是由于日本皇室以大国自居,故而认定渤海乃高句丽的继承国,并认定渤海为日本的朝贡国,并认定渤海为日本的朝贡国.朝鲜半岛学界继日本之后,重复日本的老调,制造了渤海史研究的误区,把学术研究政治化.那么,对上述诸方面作实事求是的考辨,则是一个涉及史学研究的历史观与方法论的重要问题.     

高句丽的起源及前高句丽文化的研究

高句丽的族源过去一般都仅从高句丽王室的起源去考查，因而大都认为出自夫余或 貊。近年始注意从高句丽全族人民的来源去考查其族源。但由于以往文献仅载王室起源，而不载 人民起源，因此给考查其真正族源带来巨大困难。近年随着对高句丽兴起前该地区考古文化研究 的发展，提供了从考古文化考查高句丽族源的可能。本文全面综合了高句丽兴起前该地区的各种 文化遗存的族属，得出结论认为前高句丽文化是由夫余文化、夷文化、汉文化三种文化组成。因 此，提出高句丽的族源为夫余、夷、汉。并指出以后随着高句丽族的发展、汉人融入高句丽族者日益 增多。高句丽族最终成为以汉族为主源形成的一个民族。这是对高句丽族源的一个全新的答案。     

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辩

对古高句丽民族的族称及其族属问题的研究,一直为中外史学界和民族学界所关注,本文试对此问题作新的考辩,供有关专家学者参考和指正。一高句丽,不同时期的不同史籍,又作高句骊、句丽、高骊、槀离及句骊等。古今学者对其含义的理解颇不一致,如《隋书·高丽传》谓:“朱蒙建国,自号高句丽,以高为氏。”显然,作者认为高为族姓,句丽为族名;《然藜室记述》卷一谓:“高丽亦取山高水丽之义,盖     

高夷、濊貊与高句丽——再论高句丽族源主体为先秦之“高夷”即辽东“二江”流域“貊”部说

本文在辨析高句丽起源中的“夫余说”、“貊说”、“高夷说”、“商源说”和“夷、貊、汉”多源并存说的基础上 ,强调了高句丽族源的“主体” ,是辽东“二江”流域从商周时期的“高夷” ,到春秋战国前后的“貊部” ,其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从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上 ,将构成高句丽的族源主体 ,即从先秦“高夷”到“貊”族的青铜文化 ,与公元前一世纪高句丽建国后 ,由夫余南下“貊”地后开始形成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即两汉时期高句丽的“五部”文化 ,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文化内涵上予以区别     

从《旧唐书·渤海传》中“别种”的提法看渤海王族族属关系

渤海在我国少数民族建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同契丹建立的辽,女真建立的金,以及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一样,都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族属关系,不仅反映了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直到满族这一族系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同时也揭示了他们与汉、契丹、扶余、高句丽等族的相互关系。《旧唐书·渤海传》中记载的“别种”就是反映这一关系的一个侧面。 有人认为,在渤海族属问题上,我国各类文献记载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集中反映在《旧唐书》与《新唐书》对创建渤海政权的大氏是“高丽别种”还是“靺鞨人”上。而我认为,这种提法的本身与两唐书的记载就是一种矛盾。因为《旧唐书·渤海传》“别种”是指大祚荣本人;而《新唐书》是指大氏,两者对象不同,无法相比。事实上,《旧唐书》     

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成果——汉城版《高句丽简史》评介

《高句丽简史》,韩国三省出版社出版,反映最近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该书是朝文汉文两种文字合刊本。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高句丽”和“高丽”不能混为一谈。高句丽原是中国东北境内古老民族貊族的一支。高句丽的历史是中国东北史以及朝鲜半岛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句丽简史》填补了史学领域的一个空白。尽管《高句丽简史》中立场、观点不同,但是作为学术问题,做到了各抒已见,求同存异。     

试论“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

“春秋”本是古代史官记事之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右”互误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春秋代序为一年,从而以“春秋”为纪年史的专用词语,先秦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当时各个侯国都有“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有“教之《春秋》”,即教之     

高句丽族人口去向考

根据文献的记载,结合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可以推断高句丽亡国时高句丽族的总人口达100多万,约占其国内总人口数的1/3左右。这100余万人的流向大致有四:其一,被迁徙至中原内地。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唐高宗总章元年,唐朝三次迁徙高句丽人入内地,总计约34.5万人;其二,入居朝鲜半岛的新罗地区,自乾封元年始至高句丽灭国前后,因主动投顺、战争掳获等原因,总计约有19万人入居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其三,投入突厥和族中,据保守估计,自高句丽灭国,高句丽首领及民众投入突厥者至少10万人,投向以及后来的渤海国者亦不少于15万人;其四,流入日本,高句丽亡国后,流入日本者不到2000人。此外,隋唐以来,高句丽国军队因战争原因战殁人数亦绝不少于20万人。这样,在高句丽故地之高句丽人就仅存万余,以后星散播迁,高氏君长遂无传。     

论渤海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

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在渤海国的“族属”问题上，虽论述多多，但始终是其说不一，争议甚大。尽管有些学者们在争论中用词含混、隐晦甚至于节外生枝或故弄玄虚，而把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化了，不过，说来说去，争论的实质仍旧还是渤海国主体民族的族属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的这个老问题。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使问题尽早得到解决，本文依据经过鉴别的中外文献史料并结合国内外的考古资料，探赜索隐，去伪存真，论证了渤海国的主体民族只能是■■（或确切说是粟末■■）而绝非高句丽族或高句丽遗民，说明渤海国是■■人的国家而绝不可能是高句丽…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