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期朝鲜人文学与东北作家群文学主题比较

移居到中国东北的朝鲜文人和中国东北作家群均在日帝殖民统治之下进行了跨地域移居。在日帝殖民统治时期,朝鲜文人移居到中国东北,中国东北文人流散至关内。来到东北的朝鲜文人的代表作家有安寿吉和金昌杰等人。萧红、萧军和李辉英等人作为中国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以笔为武器,以日帝殖民统治的中国东北为对象进行了创作。两国离散作家的作品在抵抗意识和爱国情怀、生存和死亡体验、现实的对应等主题方面体现出了相似性。通过比较,读者可以全面地了解移居到中国东北的朝鲜文人与中国东北作家群对日帝殖民统治时期的中国东北的不同描述,这对于丰富东北亚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劳工政策及其后果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沦陷时期对东北的劳力资源所实行的野蛮掠夺政策是伴随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部署和殖民统治的进展而变化的。在东北沦陷的初期、中期、后期 ,分别实行了限制华北劳工入境、积极诱骗华北劳工入境、“劳务新体制”即“国民皆劳”的劳工政策。劳工掠夺政策的实施给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东北沦陷历史研究回顾

建国 5 0多年来 ,中国东北沦陷历史的研究 ,以 1979年为界 ,可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研究进展缓慢 ,1979年以后 ,专著、丛书相继问世 ,把东北沦陷史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     

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概观

作家心态,是指作家在某一时期、或创作某一作品时的心理状态,是作家的人生观、创作动机、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多种心理因素交汇融合的产物。从主导倾向来看,本世纪的中国作家,主要表现为政治型、人文型与超然型三种心态,但因主客观条件的不同,具体作家的心态又是复杂的,往往表现出矛盾性与多面性。文学作品的成功,必须以自由与真诚为有效的心态保障,而在本世纪,却有这样三种心态影响了文学事业的发展,即政治禁忌心态、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与宗派心态。就文学创作而言,只有设法排除这些非文学心态的干扰,才能写出成功之作;从研究来看,也只有注重从多方面入手把握作家的复杂心态,才能将作家恢复到有着整体生命状态的个人予以观照,才能使文学研究更为切合实际。     

语言转换中的选择——论日据时期台湾本土作家的文化心态

20世纪初,台湾处在文学语言的迅速转换中,一方面文学语言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换,另一方面是汉语向日语转换。作家面临着创作语言的选择,而在日本殖民强权统治和文化殖民的语境下选择不同的文学语言种类或类型则反映了作家不同的话语立场和文化心态。语言具有工具性,但语言也蕴含了深刻的民族性、区域性、文化性。汉语写作有着坚守民族文化传统和反殖民的现实意义,日语写作也不完全是殖民文化的投影,我们应该透过语言层面发掘作家的文化心态和思想本质。     

东北沧陷时期的日本宗教

日本宗教是从日俄战争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播的，此后近５０年间，日本宗教在中国东北地区协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扩张，极力配合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地的“皇民化政策”，开展“海外开教”活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随着日本军事侵略而传来的日本宗教有神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类派别，由于带有明确的侵略目的，强迫中国民众改变传统观念信仰，使中国人民的宗教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因而，无法真正融合于中国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日本战败，日本宗教也在东北地区荡然无存。了解东北沦陷时期的日本宗教，探讨当时的社会网络和鲜为人知的历史轨迹，以及日伪政权的宗教政策与宗教行为，有助于我国对东北殖民地文化的这段历史的了解，并且能够进一步揭示日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警示后人。     

殖民语境与东北沦陷时期话剧倾向与形态的复杂性

东北沦陷后,殖民者对东北文学戏剧由初期的默许到很快进行限制整肃,并出台法西斯性质的《艺文指导要纲》进行＂国策＂指导,构成一套完整的殖民压迫语境。在此语境下,沦陷时期东北的话剧在初期曾出现昙花一现的左翼戏剧,在中后期则被＂国策＂御用。但是即便殖民者允许或御用的戏剧团体创作和演出的话剧中,其倾向和面貌也是曲折复杂的,或者在表面的顺从下表达出委婉的抵抗意识,或者在＂配合＂中暗含曲折的心曲,而这些都是需要仔细辨别的。     

作家人格心态的良好建树与创作潜势

作家的人格心态与文学创作有内在的关系;一代作家所特有的人格心态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会产生深刻影响。无论作家们的创作具有怎样的差异,各自特有的心理建树必然会影响到其创作潜势和创作力度。这主要可以从下面几方面见出:精神支点的确立;对现实和人生的态度;超越自我得失的人格情操;耐得孤独和寂寞的心理状态。     

从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看中国作家的群体心态

抗战期间中国作家的群体心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以初期而论,并非所有的人均如以往所定论的那样处在一种“廉价的乐观”之中。他们通过对民族灾难、国民觉悟、政府现状以及敌寇心理的不断思索,逐渐地由表及里、由浅及深,形成了较为成熟与一致的认识。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才能准确地疏理出其后抗战文学之所以能够走向蓬勃与辉煌的脉络,并且寻找到这一发展的根本原因。     

东北沦陷时期金朝奎"满洲体验"诗歌的乡愁书写 ——以'海'月夜'车站'意象为中心

金朝奎是朝鲜现代诗人,同时也是移民时期我国朝鲜族著名诗人.1938年至1945年间,为躲避朝鲜境内日帝殖民者的监视,诗人流寓至我国东北沦陷区伪满洲国境内,创作大量"满洲体验"诗歌,乡愁是构成该时期诗人作品的情感基调.'海'月夜'车站'三组意象分别体现出守望彼岸家园、悲观中闪现期冀、希望与失望二律交错的乡愁书写,以此不仅可以透视诗人"在满"期间经受的亡国之痛、离散之悲与流浪之苦,又能觉察到他克服黑暗残酷的环境和被压迫的心理固守民族文化与身份认同的爱国热情.在作品中,诗人乡愁并非拘泥于其个体的归乡情结或对离散命运的抗争,更涵括了他对民族同胞共同遭受殖民离散与奴役之苦的痛心、对民智启蒙的焦灼祈盼、以及对民族共同体命运的忧虑,进一步展现出他渴求抵日反殖、解放祖国的民族使命感和政治与精神诉求.     

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

本文是对杨守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的学术批评。文章指出该书类似史料长编 ,作者惯于材料平面的罗列排比 ,不无简单化的分门别类 ,却拙于分析 ,更无力纵深地“探讨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致使既定理论设计未能如愿以偿。文章还批评了该书部分章节概念芜杂 ,持论偏颇 ,史实有误     

艰难的探索——《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读后

文学研究不同于文学批评,必须占有充分材料,分析归纳,鉴别真伪。在文学事实的基础上,客观把握和准确地了解。除从作品出发外,还要旁及时代、历史、社会现实的背景、以及作家生平与其有关的评论资料等等。总之,一要全二要真,才能具有科学性。从《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这本论著的《后记》看,为查找有关资     

东北作家群中的别样景观——萧红、骆宾基创作论

在以东北作家群为代表的主流作家们停留于从外部形态去反映那个特殊的时代与社会时,萧红与骆宾基两位作家却以其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对知识分子灵魂的叩问、对童年母题的眷爱而进入到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探究、知识分子自我审视和民族性格的反思等具有现代意义的深层思考,传递出更为深邃的声音,超越了他们所处的那个创作群体乃至整个时代的创作,拥有了共时的意义与价值。     

论沦陷区女性作家的创作心态及审美追求

抗日战争为沦陷区女性文学营造了特殊的政治氛围,恶劣的社会环境导致了女性作家特殊创作心态的形成,"言"与"不言"之间的尴尬徘徊以及对人生"安稳"的向往与追求让她们重新发现了日常生活的"诗意".于是她们的书写游离于主流的宏大叙事之外,只是涉笔于相对狭窄的女性问题、遥远的人性问题、细微的日常生活问题.然而,女性作家还是将这些主题写出一派泼辣景象--对"日常""人性"的流连填补了男权传统话语中女性日常生活经验的空白,又通过剖析女性自身从更深层面控诉了封建文化对她们的压迫和奴役,在与社会主流背道而驰的同时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40年代女性文学也因为有沦陷区这一翼而更显丰富与多元.     

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对香港的经济掠夺

1941年12月25日是香港历史上的“黑色圣诞日”.在一万五千多英军抵抗18天之后,时任港督杨慕琦宣布向日军投降,香港沦陷.从此,香港开始了3年零8个月黑暗的日占时期.沦陷期间,日军不仅在政治、军事上对香港进行了残酷的统治,而且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给初步繁荣的香港经济造成惨病的损失.     

东北沦陷时期家族小说的主流话语与叙事模式

东北沦陷时期的家族小说在对东北传统家族生存态势的描写中反省民族本体的家庭制度;反思封建家族制度及其伦理、揭批民族苦难的根源成为其主流话语。“女性自我抒写”家族叙事模式的创造,不仅表明了“女性意识”在男权化“文明历史”中的叛逆性崛起,更显示了东北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突出贡献。     

论新世纪文学生态与作家创作心态的互动关系

文学场与经济场、新闻场、娱乐场等其他社会场域相互作用,构成文学生成及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环境,即文学生态。新世纪以来,作家的创作心态无疑受到文学生态的巨大影响。文学营销中的"品牌策略",使作家被贴上"符号标签",从而影响作家形成自足的惯性心理。媒介权力的施控,催生了作家的媒介炒作行为,亦传递了作家创作上的速度焦虑。视觉文化时代的"图像霸权",驱使作家迎合读者读图的偏好,一方面仿明星式进行身体形象包装,一方面创作趋于影视化,这恰是作家趋附心态的显现。探究新世纪文学生态与作家心态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更深刻地从创作主体的维度理解新世纪文学的现状与走势。     

作家心态的转换作品新意的呈现--评2002年的中短篇小说

2002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新世纪初2002年作家的心态是平和、沉静,以洞明世事的心态观照现实和历史.作家心态的这一转换,导致2002年中短篇小说作品新意的一现呈现.与20世纪90年代作家在市场经济下迷惑、浮躁的心态不同,作家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已经心平气和,恰如其份地作出估价.他们不只以平和、平静、平实对待现实生活,也以平和、平静、平实对待历史.在创作方法问题上,作家在2002年也以平和、平静、平实的心态对待这一问题,从创作对象的特殊性出发,选择和采用最能反映和表现创作对象实际的某种创作方法,所有这一切,促使2002年中短篇小说佳作的问世.     

香港“南来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身份建构

三批"南来作家"所处的历史语境、所受文化教育各不相同,因此其创作心态、身份建构有着不同的内涵。总体来说,"南来作家"的创作心态基本上遵循从中原过客心态到中港双重意识再到认同香港的属民意识,直至超越中原和香港面向人类的总体心态的发展过程,其家国想象越来越弱。它不完全是循序渐进的,其间交叉反复,呈螺旋上升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