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鲁迅及其他

说不尽的鲁迅及其他李小山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如果抹去鲁迅、胡适、郁达夫、林语堂等人，将是不可想象的。文学在中国同样标志着文化发展中的最高水准，完全可以说，没有一个现代哲学家、社会学家或任何其他人文学科研究者能与鲁迅所代表的文学家相提并论。文学在各种压...     

论现代化转型中的国民性观念:以林语堂为个案

从近代到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中国寻求现代化道路,国民性问题的探讨持续不断。随着西方现代文明价值体系下的国民性观念的逐步深化,诸多"五四"知识分子将国民性改造的目标指向了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而"五四"的激进时期之后,林语堂反思过于倾斜的中西文化关系,在30年代对国民性问题的看法发生变化。林语堂将国民性问题的领域由政治转向文化,将关注的对象由群体转向个体,参照的体系标准由西方转向了中国。林语堂所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国民性观念的转变,显示出传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认识自身,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在构想现代国家中开始塑造中国的文化理想。     

现代性反思视野中的林语堂及其意义——读王兆胜的《闲话林语堂》

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几位曾经非常边缘化的作家 (比如张爱玲、钱钟书等 )的命运相似 ,林语堂也有一个长期被人遗忘却又一夜之间突然走红的接受史。林语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一直是一个反面或消极角色 ,鲁迅的匕首曾经毫不留情地刺向他以及他的闲适小品 ,而在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鲁迅的评论几乎就是对林语堂的“终审判决”。林语堂之被重新“发现”还是借了改革开放的光 ,他差不多是与中国社会的转型——从政治社会到经济社会——同时浮出水面的。中国社会转型在文学史上的体现 ,最主要的恐怕要算文学史书写的政治色彩与政党意识形态色…     

林语堂的早秋情怀

如果从“早秋精神”出发来看待林语堂的文化情怀 ,那么其文化情怀实则是一种以悲剧意识为底蕴 ,以“生活”宗教为内核的处世态度。在这两种意识中 ,前者构成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语境 ,而后者则建筑了林语堂独具个性的人生态度。正是这两者的结合 ,使林语堂最终选择了别样的方式实现了他对其自身的悲剧意识的转化 ,从而在表面上游离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换句话说 ,林语堂的悲剧意识并不是如大多数人那样是形诸于外的愤慨 ,在他的悲剧意识之外包裹着的是对人生的一种异常地热爱与眷恋。     

论林语堂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文学观

林语堂从新文学运动源头采撷的个人主义的火种,成为他一生坚守的文学理想。林语堂把人道、人性视作全人类共有的也是唯一的价值尺度,他对社会发展水准、文明进步程度的判断都是以人性、人道原则为依据,他所理解的个人主义超越了特定社会给出的定义而成了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在林语堂的文化情调中,幽默是最具特色的。林语堂的幽默不只是一种文学风格,甚至也不只是一种社会批判的工具,而是他追求完美人格的途径,是理想社会在人性层面上的呈现。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不是鲁迅式的,他其实是在以一已的坚守实施某种转型。转型有两种:一是重在颠覆,一是把过去文化中尚具现代生命力的东西提取出来。林语堂侧重于后者。林语堂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本是五四精神的弄潮儿,人到中年之后,他和五四青春型激情有了距离,但并未背离五四启蒙之义。他的姿态与鲁迅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林语堂的人生观

与同时期的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郁达夫等人不同,林语堂的成长过程比较特别.鲁迅等人走的是从"中"到"西"的路子--从小接受的是国学教育,长大后才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如鲁迅从七岁到十七岁读的都是私塾,到南京入江南水师学堂后才接触西方教育.而林语堂从小学到大学读的都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注重神学、外语而忽视国文,这就必然割断了他与中国文化的血脉.     

走进林语堂——评王兆胜的新作《闲话林语堂》

如果说文学是人学,研究文学是研究人的灵魂,那么研究文学家则是走进一个幽深具体的文化灵魂。《闲话林语堂》就是这样一本真正走进林语堂文化灵魂深处的佳作。首先,作者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宏大视野中把握林语堂。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是一种生动的文化现象,突显的是民族文化的某些价值。在《闲话林语堂》中,作者通过剖析林语堂文化灵魂的渊源,揭示了林氏对东西方文化的取舍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林语堂既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大多数文人那样激烈地否定,又不同于“国粹派”一味地肯定传统,而是在批判传统文化丑恶一…     

林语堂与周作人

林语堂与周作人的交往并不频繁 ,也不算多么密切 ,这远远不能同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相比 ,这主要可能由于二人都不喜爱交往的性情相关。但是 ,二人在文化思想、文学观念以及性情癖好等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和承继性 ,如果说周作人是林语堂的“亦师亦友”这个概括也并不为过。当然 ,林语堂毕竟不是周作人的翻版 ,他们二人又有明显的不同 ,这主要表现在人生态度和美学趣味上面。     

近几年林语堂研究述评

如果举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上存有的遗憾,那么作为著名文学家文化人的林语堂长期受到贬斥和遗弃恐怕是其中最为显目的.其实,林语堂八十多年的生活遭遇和创作成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上是独特和不可替代的.林语堂早年曾接受长时间的教会学校教育;林语堂是唯一一位长期用英文进行文学文化创造的中国现当代作家;林语堂在美国生活长达三十多年而晚年却携家带子回归台湾省;林语堂既是一个散文大家又是著名长篇小说家,他一生仅长篇小说就有十多部;林语堂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少见的自信者.他说,“我有雄心让小说留传后世”;林语堂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京华烟云》也     

论林语堂的女性崇拜思想

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最大功绩之一即是发现了“人”,尤其是发现了“女性”。“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成为衡定现代人优劣高下的试金石。周作人说过,“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法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解无遁形矣”。那么,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林语堂是否关注和如何关注女性呢?对此,学术界未能给以充分的注意。事实上,林语堂不仅尽其一生关注女性,而且有着独特的女性观念,即女性崇拜思想。通过对林语堂女性崇拜思想的详细解读,我们既可理解林语堂对“女性解放”的独特贡献;又可充分认识林语堂的思想、文化选择与审美趣味;还可获得关于女性未来发展趋向的某些启迪。     

鲁迅和林语堂

在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也曾是风云一时、中外知名的人物。他和伟大的鲁迅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两人却有过十余年的交往历史,由联合而至分裂,由战友而至敌对,其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认真探讨这一变化过程,澄清过去被混淆的事实,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鲁迅的伟大,这应当说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幽默大师林语堂新论

1895年10月10日，林语堂先生诞生于福建平和县，迄今整整100年。早在二、三十年代，林先生从西方引进介绍幽默理论，创办我国第一本幽默杂志《论语》，轰动了当时文坛，别人都称他为“幽默大师”，他却谦虚地说：“这并不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①1936年8月，林语堂去美，寄居纽约，先后用英文写了《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三十多部著作，享誉欧美文坛，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智慧天才”。1966年6月，林语堂由美返台北定居，1976年3月26日病逝于…     

林语堂的法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林语堂多次呼吁法治,提倡法律之治。他推崇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批判人治模式,虽然他没看到韩非对专制集权的维护,但他对法治的强调和重视,既是对清末以来兴起的法治思潮的响应,也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中为挽救国家而谋取出路的努力。林语堂追求平等精神,对中国存在特权阶层非常不满,对两性间的不平等也多有关注,他通过创作大力宣扬平等思想,但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仍表现出对女性独立精神的忽视。林语堂权利意识高涨,始终重视每一个社会个体与生俱来的各项权利,认为可通过公共批评对政府产生威慑作用,使政府不能随意剥夺人民权利,并认为可通过法律保护人民公共批评的权利;但他对意见不合者的公共批评和言论自由,又多有嘲讽和批评。林语堂的法治思想是一个既有传统士大夫情怀,又受到欧风美雨现代思想浸润的知识分子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所作出的文化选择。     

架起中西文化之桥——读王兆胜著《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

在80年代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林语堂给人的印象是片断而模糊的。通常是述及语丝派时闪露出林语堂怒目金刚的一面,说到30年代“论语派”(或称“闲适派”)时,林语堂则变成以倡导幽默、闲适与性灵来替当局粉饰太平的白鼻梁小丑了,此外便难觅其踪影。80年代以来,随着林语堂作品和十余种传记与论著的出版,以及电视剧《京华烟云》的播出,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林语堂。但是,对这样一位文化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如何理解,对他在中英文双语创作、翻译诸方面的建树及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怎样评价,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王…     

林语堂女性观的复杂性——对女性的尊崇与对男性立场的维护

林语堂是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和著名的现代作家。其一生在致力于“幽默”文化的同时,还十分关注女性解放的现代命题。但林语堂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女性观却是复杂的。作为最受西方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之一,林语堂在理论上极力张扬男女平等、女性独立自主的现代观念,在创作中也多以女性为主人公,表现出对女性的关爱和尊重。但是,作为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林语堂也受到了封建“男权中心”思想的影响,他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男权的立场上,显示出其女性观的复杂性。     

林语堂与中国古代艺术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恐怕是对中国古代艺术最痴迷、也是评价最高的一位.他认为,中国艺术在世界之林可谓登峰造极、独一无二,是一种伟大的创造,它的和谐安详、曲线之美和游戏精神最富魅力.林语堂还从中国古代艺术中提出"生活的艺术"思想,并建起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以对抗现代社会和文化对人的异化.当然,由于各种原因,林语堂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理解还有片面化和表面化之憾.     

林语堂与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少有不受其影响者 ,林语堂也不例外。林语堂与梁启超最根本的关联在于 :自我的矛盾性 ,思想观念的求新求变 ,对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奉 ,热爱常识、幽默和趣味 ,文体的气势磅礴、饱含感情和文白相间等。二人最大的差异是 ,林语堂比梁启超更注重宗教情怀、多元文化之融会和文学性。     

鲁迅与林语堂

鲁迅和林语堂是朋友、同事.据《鲁迅日记》载,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四年,他们间的交往括动有一百二十六次.现保留鲁迅给他的书信四封.但后来由于两人政治立场和文学志趣不同,关系逐渐疏远,以至泾渭分明,分庭抗礼.林语堂原名林玉堂,福建龙溪坂仔村人,曾留学美国、德国,获得博士学位.一九二三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英文教授.一九二四     

林语堂和鲁迅“国民性探讨”比较论

林语堂和鲁迅“国民性探讨”比较论朱双一鲁迅和林语堂同为中国现代文坛巨子，感应着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思考主题，都对“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然而，其探索的目的、手段、切入点或结论等，两者都存在不少差异。它们相互矛盾、对立，又相互印证、补充，从而极...     

林语堂与鲁迅的恩怨

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一向非常微妙,他们有互为朋友的共同战斗和生活的时期,也有相互论争甚至误解的时候。究其相得相离的原因,意气之争和人品之异大概是不存在的;而文化文学观念和性格之不同可能是主要的。鲁迅个性多疑而专断,林语堂性格任性而幽默,这就不可避免地在二人之间产生难以克服的隔膜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