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齐法家法制理论的主要特点

<正> 提起战国时代的法家学说,人们习惯地想到秦国商鞅变法,以及秦法家著作《商君书》。但在战国时代的法家学派中,不仅有秦国而且有齐国的法家学派,前者的代表著作是《商君书》,后者的代表著作则是《管子》。这就是法家学者韩非把二者提到并重地位的“商、管之法”(《韩非子·五蠢》)。这一点似未引起人们注意,又加上《管子》研究有其难处,因此前人对秦、齐两国法家学派的法制理论未曾作过比较研究。在作秦、齐两国法制理论的比较研究之前,不能不简要地提到战国时代法家学派的历史发展。魏文侯任用李悝、楚悼王任用吴起先后实行的变法运动,其性质都是新兴地主制经济在旧贵族领主制经济的母胎内已孕育成熟的条件下,经由封建统治者运用政权力量进行自上     

法家学派政治心理问题研究

法家所设计和缔造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从秦一直沿用到清代.历代封建王朝一面标榜儒学,一面又不得不暗中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即所谓的"外儒内法"、"明倡儒经,暗行法术".可以说,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政治思想,实质就是法家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政治思想是政治心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体现,本文通过对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研究,试图揭示法家政治思想提出和阐发的动机.     

秦汉时期法家的命运

法家学说经历战国时期数次政治试验 ,在秦国获得成功。秦王朝统治时期 ,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秦的短促覆亡 ,使得政界和学界都特别看重法家学说的负面影响。然而从出土文献资料看 ,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 ,又体现出对秦代法制的继承。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空前上升 ,但是法家理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 ,就反映了这样的影响。东汉末年 ,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得以重新上升。     

秦史学与法家思想

在中国史学史上,秦史学(包括秦代以及统一之前的秦国史学)总体而言不够发达,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秦人在历史观方面则具有"时变世异"、"今胜于古"乃至"厚今薄古"等思想。秦史学基本状况及特点的形成与法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主导性作用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意义。     

论商鞅、韩非的经济思想

从商鞅辅佐秦孝公实行变法到秦王政完成统一六国的历史任务,这一百三十余年期间,是中国由分裂、分权走向统一、集权的时代,也是秦国逐步实现统一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时代,作为法家的政治家商鞅,作为法家的理论家韩非,都是适应这个时代需要而诞生的杰出人物。无疑,他们的目光是瞄准着当时的政治斗争,他们集中注意力思考的是政治理论。但是,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脱离经济的政治,因此,商鞅、韩非在论述当时的政治斗争时,不能不涉及与他的政治观相适应的经济思想。因为仅仅是“涉及”,所以,商鞅、韩非的经济思想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其实,这是探讨秦王朝的兴亡和法家思想的内涵的新径。     

范睢评议

在秦昭王时,洞察了兼并战争发展方向的范睢离魏奔秦,并投身到秦国的政治活动中,这对秦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范睢不仅以其丰富的中央集权思想影响了秦昭王,结束了魏冉集团的专权,促进了秦国中央集权制的发展,而且为秦国制定了“远交近攻”的战争方略,使秦国摆脱了兼并战争之累,加快了统一全国的步伐。     

从“人情”到“国家”——晋法家政治伦理内在逻辑脉络

法家的伦理思想几乎全部针对于政治,而晋法家作为法家的核心代表,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建构有着奠基性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晋法家强调政治的起点是人的自然属性与基本欲求构成的"人情",而最终目标则是要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秩序,由此也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具有理性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的政治伦理理念。这一理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也是人们将中国古代政治称为"阳儒阴法"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西汉前期的重农抑商思想

重农抑商作为地主阶级的经济思想,首先由商鞅提出,后来荀况韩非等又从理论上作了论证和发展。但战国时期,它还只是地主阶级法家学派的理论。在实践上,也只在秦国贯彻实行了。其他诸候国实行了重农政策,但并没有真正抑商。秦统一全国后,二世而亡。所以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只是在西汉时期才得到了全国规模的贯彻执行。     

法家文化与秦朝的兴亡

法家文化与秦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它在秦国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秦孝公时期,商鞅以法家文化为指导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为吞并六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法家文化在秦国的主体地位;秦始皇时期,由于过度迷信并片面使用法家文化,实行君主专制,崇尚权术,严刑峻法,残暴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秦二世而亡,同时也扼杀了法家文化的优点,极度膨胀了其不足。秦兴于法家,也败于法家,甚为遗憾!     

论汉儒批法

法家因暴秦的速亡而在汉前中期连带受到严厉的批判,并由此中断了本学派在学术上的发展,黯然退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然而法家学说的精髓毕竟是封建专制体制的内核,故不但最高统治者对其“表弃里用”,即汉儒董仲舒们也不免带有法家的思想痕迹。法家思想理论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不可或缺,与汉前中期过秦批法的时代氛围相碰撞,乃构成此后二千年来“阳儒阴法”的奇特历史现象。     

论法家思想在汉代的隐性化

由于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法家学派在秦汉时期悄然消失了,但法家思想依然存在,而且在帝国政治中起着支配性作用。除了对秦帝国政治体制的沿袭以外,法家思想中的理性化取向对于汉帝国现实政治也具有儒家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不仅那些政府要员要利用,就是所谓儒生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法家思想进行了吸收改造。     

秦汉历史转折的思想史分析

秦朝的统治思想并非法家思想,秦政之误的思想根源在秦始皇置换以后的阴阳五行学说,其思想管制使秦失去了调整统治政策的可能性.秦政向汉政的转变开始于思想控制的改变,黄老政治保证了思想意识的开放,思想家的"过秦"和对现实的分析促进了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因为政治的统一,思想意识也逐步地趋同.     

近代中国新法家思潮略论

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人们努力从中国传统的“异端”思想中寻找救国良方.作为先秦时期的一大显学,法家学说在近代也开始被人们所关注,并形成了一股在思想界流行数十年之久的新法家思潮,许多个人与学派皆受其影响.新法家思潮有着许多丰富的内容与鲜明的特点,例如用现代政治理论对传统法家学说进行诠释,借法家学说来批判时代弊病与重塑国民精神等.对于新法家思潮,是值得去作进一步的分析与研究的.     

屈原“美政”理想的学术渊源

屈原的＂美政＂虽是兼融先秦诸子多家思想而成,其核心内容则是圣君贤臣＂两美相合＂的圣贤政治论,它是中国古代士人普遍追求的政治文化模式。这一模式及其理论基点的学术渊源,均在＂管子学派＂中的＂前期齐法家＂思想中。学界在探寻屈原思想的学术渊源时,由于对＂管子学派＂的发展阶段不甚了然,因而产生了许多错位和附会。     

荀子与商鞅学派研究

荀子是战国晚期的儒家大师,但后世屡有学者将其划为法家学派。通过分析《荀子》与《商君书》中的思想与文本的关系,可知荀子与战国法家中商鞅学派的关系,即荀子虽然受到了商鞅学派法家思想的影响,但其思想却以儒学为基础。因此,荀子一方面受到了法家商鞅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仍不失为儒家思想代表人物之一。     

晋法家的政治伦理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有两个显著特色:政治特质的政治伦理化和政治运作的"外儒内法"。法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晋法家则是法家思想的系统化体现,也可以说是法家思想的核心。晋法家以理性主义为基本逻辑,以功利主义的效果论为目标,建构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权力分配与制衡体系,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价值评判标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种国家理性的理念。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晋法家的这些思想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政治领域的理性化与现代性。     

韩非“人治”思想初探

法家学派杰出代表人物韩非,战国时期韩国人,生活在全国大统一的前夜。他师承其师荀子内“法”的一面,将法、术、势三者融为一炉,形成中国历史上系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以法治国”是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提出的口号,是其“法治”思想的集中表现,但他也十分重视     

秦代政治思想简论

<正> 关于秦代的政治思想,是治史者每每触及而未深究的问题,或泛言曰法家独裁,或毁之为"没有理论的时代".笔者不揣浅陋,拟对秦统一前后的政治思想概况作一考察,并兼论它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影响.     

试论赵国两次改革指导思想的变化

赵国历史上经历了公仲连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两次改革,这两次改革对儒家和法家思想在其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有重要影响。战国初期,赵国改革时的社会思想是儒法并济,交相为用。而到了中后期,法家思想成为赵国社会思想的主流。     

商鞅整饬吏治的思想及功效

战国末年,著名的思想家荀况到了秦国,秦昭王的相国应侯范睢问他到秦国的观感时,他深有感触地说:“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秦国官吏这种廉洁奉公的风气,是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培养出来的,历经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四代,历时一百年,一直保持着。秦国国势之所以四世不衰,始终强于诸侯,正是这种可贵的民俗吏风决定了秦国强胜的必然性:“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