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伦信任视角解读

尽管人们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揭示和本质分析有很多视角,但作为一个不争事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是和人伦信任存在密切关系.人伦信任型塑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人治”以及“无讼”特点.人伦信任为视角有利于深化和深度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当下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以往的那种借助于血缘或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伦信任关系对法治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和消解作用.因此,对人伦信任的反思与超越,便成为构建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     

论“二人”为“仁”说——从封建宗法社会人伦网络体系中人与人之间关东来探求“仁”的含义

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中,“仁”位于其核心地位,对其他所有伦理道德德目具有统摄作用,“仁”的其他各项德目都是“仁”在具体的人伦理网络体系中的具体体现。“仁”的含义的多面性是人伦体系中人的社会关系复杂性的表现。本文尝试引入“人伦网络概念”来阐释“仁”的内涵,通过描述位于网络中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所需的人伦道德要求来探讨“仁”的含义。     

儒家“公私”思想的人伦关系维度——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含义

本文以儒家思想传统下的公私概念为中心,着重讨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维度上的含义。研究比较了儒家与法家思想脉络下公私概念的不同语义,进而区分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层次上的双重内涵：第一,公私概念经历了从经验的“君-臣”关系到抽象的“尊-卑”秩序的演变,后者成为建构儒家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第二,人伦性的“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伦理,也构成了儒家相当重要的“公”的内容。传统儒家所强调的“公”的价值,在人伦层次的理解维度上,恰恰体现为对孝悌忠信等所谓“私人的道德”的践行。由此,本文也对社会学经典概念“差序格局”背后的社会伦理含义进行了思想史溯源式理解。     

“言”与“德”:意义世界的建构

“言”与“德”：意义世界的建构张清民一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主义色彩,其特征“与其说‘儒道互补’,不如说‘儒性表里,道一贯之’贴切。‘道’即‘天人合一,天理人伦’的自然之道,道下贯而成人的道德之性,即仁即诚”①。这种伦理性质的文化...     

论“象”与“象思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象”包含外在感知之象、内在感知之象,把握某种小宇宙整体内涵的气象或意象,乃至本原之象或大宇宙整体之象等等无限丰富的层次。“象思维”的显著特点表现为“象的流动和转化”,即象在同一层次和不同层次的运动。“象思维”正是借助象的流动与转化,以达到与大宇宙整体之象或“道”一体相通的“把握”。概念思维是以对象化和规定性为前提的思维,它所启动的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对于创造现代文明功不可没;但是,当人类在运用概念思维取得巨大成功时逐渐将其绝对化或异化,以致唯科学主义与唯技术主义思潮酿成科学技术的失控。提出“象思维”的研究,在于揭示“象思维”的合理性,确立其在思维活动和发展中的本原地位,修复由概念思维绝对化或异化所切断的人与自然一体的纽带     

云南民族文化“和而不同”论

云南民族文化的特点是“和而不同”,即多种独特的各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和谐共存、和平共处、共同发 展,构成一个有机的云南民族文化整体。其形成具有自然、历史、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这种文化特点在今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论梁漱溟哲学思想中的“理性”

当代新儒家中不少人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归结为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近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在于它是相对西方传统的宗教神学与近代兴起的科学主义而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被认为是居于二者间的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其实，这一思想，首先突出地体现在作为新儒家逻辑起点的梁漱溟的思想之中。不过，梁氏将这种人文精神称为“理性至上主义”，它所尊崇的既非超世的上帝，亦非沉沦俗世的物，而是梁氏所谓的“理性”。梁氏认为，由于中国人服膺理性，铸成了中国特殊的民族精神。因此，分析研…     

从“太极”观看王岱舆的回族文化认同

王岱舆对“太极”的看法有三:一是认为,真主乃“太极”之主;二是认为,“太极”生有形天地万物;三是认为,“太极”与“人极”具有相通性.王岱舆的太极观是他融合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他的这种融合也体现了回族穆斯林的文化认同,即从宇宙观或世界观的方面看体现了回族对伊斯兰文化的固有认同.从其所运用的概念范畴等看,体现了回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认同.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群”范畴研究——以维吾尔文学为个案

文章以维吾尔文学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群”范畴进行探讨。认为民族团结是“群”范畴的“主题外延”,爱国主义是“群”范畴的“精神内核”,二者成为文学在扬弃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化维系力。这种文化维系力对整合各民族形成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文化合力具有重要意义。     

透过春秋宗法制度下人伦网络探求孔子“仁”的含义

在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仁”位于其核心地位,对其他所有伦理道德之德目有统摄作用。“仁”的含义的多面性是人伦体系中人的社会角色的复杂性的体现。本文尝试引入“人伦网络概念”来阐释“仁”的内涵,以及描述处理人伦关系所需的人伦道德要求来探讨“仁”的含义。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的传统人伦基础——以康有为“天民”论述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的观念构建,可以通过与“民”相关的概念集群来考察。既定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主要基于外来观念框架,只关注“国民/公民”作为政治身份构建的基本概念;而“天民”作为本土性的身份概念,更富有传统伦理层面的基础性意义,为晚清士人熟知却被后人所忽略。其实,在康有为对“大同至公”理念的论述中,“天民”与“国民/公民”只是同一身份观念的不同表述,天民观念以男女夫妇为逻辑起点,依照人伦秩序逐层展开“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讨论：“独立”运用于“人道”语境,并非论及个体理性,而是重申合乎公理的“人欲”;“平等”运用于“人伦”语境,并非讨论自然权利,而是抹平等级差异的家国天下关系重构,由此呈现的逻辑顺位是,“民”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是政治主体。以康有为的“天民”论述为中心,回到晚清政治反思与伦理重塑的问题域,发见近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过程中的伦理基础,及其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天人合一”命题与主体意识倾向性的调整

基于“现代”时间维度和急剧发展变化的世界文化潮流而对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深刻的理性反思和价值评价,是任何社会进步过程中经常相伴发生的必然现象。从时代根源意义上说,这种反思和评价来自在复杂的背景条件下开放性社会系统结构的巨大变革对于建设现时代民族性新文化体系及类型的内在要求和冲动,它促使许多理论工作者研究取向于多视度、多层次、多结构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核心精神及其在今天的价值效应。本文的研究取向是通过对“天人合一”命题的分析及其奠就的中国传统哲学伦理道德型的人伦主义中主体意识倾向性特征,从而揭示现时代主体意识倾向性调整的现实性以及这种调整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发展的重要意义。     

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本文认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其基本精神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整体精神．即人们为整体利益献身的精神，它包括整体价值观．整体意识和整体思维等层面；二是仁爱精神，其基本内容是强调人与人，人与万物自然和谐相处，互敬互爱，达到整体上的相融关系状态；三是人论精神，即强调人伦价值，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四是生生精神，即对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尊严、协值和意义进行充分的肯定、赞美；五是传承精神．即文化立体流传万代而不息的内驱力。     

“友谊”折射出的俄汉民族个性

中国传统文化之“友谊”，逐其根本是以宗法人伦之爱为核心，而俄罗斯民族之“友谊”观则奠基于西方基督教之“爱人如己”的理想，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所以以往俄汉民族对友谊的观念非常不同，同时．对友谊的具体要求和标准又存在诸多不谋而合之处。     

毛泽东时代苗族社会“至大神”崇拜的衍化与形成

苗族人民将伟人毛泽东扶上“至大神”的坛龛,有民族根本权益收复的现实基础,深层的原因在于苗民族善恶道德价值观、中国传统“圣人”观念、民族思维形式的综合联动作用。本文对这一复合型宗教文化事像的成因及其社会效应进行了探讨和剖析。消解现代神灵崇拜的负面影响,是西部开发系统工程中精神文明建设的力点之一。     

历史与现实语境下的“中华民族”

关于中华民族的概念阐释,各家观点不一。本文通过对西方术语的概念辨析认为,“中华民族”并非单纯是各民族的集合体,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民族实体、一种尚在建构中的“国族”。“中华民族”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文化、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通过不断整合,最终形成如今“多元一体”的局面,在尊重“多元”的同时,要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一体”的认同感,同心协力创造千灯互照、美美与共的富强中国。     

略论“回回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一般认为:回族缺乏其构成为民族的经济、地域和语言的显著特征,而维系其存在与发展的只是它的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有人说:“回族离开了伊斯兰教就不成其为回族。”似乎回族文化即集中反映为伊斯兰教。也有人说回族根本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回族文化就是汉文化,只不过是“汉族信奉回教”而已。我们认为,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回族也肯定有其民族文化的,无妨就叫做“回回文化”。因为这种文化既有其具体的内涵,也有其来源和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因素。笔者曾提出了一个“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论点。本文拟就这几个方面加以探讨,以就教于研究回族的专家和读者。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本文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 ,对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了新的探讨。认为孙中山“国粹”观的内涵 ,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其核心是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这一思想明显受到晚清国粹思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中国文化优越论的影响。孙中山提倡恢复一切国粹是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 ,弘扬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凝聚力。他对国粹的褒扬是希望以中国的王道文化、道德文明补救欧美的霸道文化、物质文明 ,也是对当时国内出现的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矫正。尽管孙中山对“国粹”的表述未必准确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也未必精当 ,但他取法乎上 ,择善而从 ;会通中西 ,与时俱进 ;既提倡国粹 ,“因袭”中国固有思想 ,与民族虚无主义者划清界限 ,又主张向外国学习 ,“规抚”欧美的先进学说 ,从而与崇古恋旧的东方文化保守思想相区别。     

中国传统文化对后现代化社会的馈赠

中国传统文化曾伴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繁荣昌盛,闪烁过历史的光辉;鸦片战争之后,却作为酿成国弱民穷的根由之一,几度遭遇批判与否定。然而,当欧美式的现代化度过了鼎盛、日益暴露出自身的弱点时,中国传统文化再度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整体思维、强调天人谐调以及重视“人伦”、“执中”、“致和”的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等文化遗产,是十分宝贵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中挖掘合理内核,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将为后现代化社会提供有价值的馈赠。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新论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尽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人们在对家族文化概念的理解上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家族文化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即人伦秩序、道德情感与价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