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一点思考

作者从亚里士多德论述的前提和词项的某些角度提出疑问,并给出了不同于卢卡西维茨的思考:第一,亚里士多德不是把不定称当作特称对待,而是把特称当作不定称对待,不定称只是借用了特称的表达式而已。第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在非最普遍的普遍词项领域内的逻辑,排除了单一词项、最普遍词项既有其逻辑体系的需要,又有逻辑哲学难题的阻挠。     

《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的全称和特称量限表达

《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四书中有16个全称量限表达形式,2个特称形式。其中量限表达的特点:状语占优势;定语初步发育;特称尚无定语量项。全称表达常过度夸大。四书量项的状语和定语总词次的比是279:54。将其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同字数的语料对比,可以把汉语量项的发展分为状语优势和定语优势两个阶段。语言中的谓语及其修饰语先发展,于是先有状语优势阶段。渐渐地量项由主谓双管过渡到专管主语,是认识的精细化。汉语今天已处于定语优势阶段,而造成的这种转变的时间和机制还有待研究。从四书和儿童语言的情况看,全称、特称和单称命题的起源顺序应是单称→全称→特称。     

创伤的言说：迟子建小说中创伤型人格探究

创伤经验的言说是迟子建小说塑造人物的一个重要主题,可以从中透视出其小说的审美价值。迟子建小说的创伤型人格分为个体创伤、集体创伤和文化创伤;与之相对应,也形成对创伤修复的三种方式。从个体创伤与审美修复、集体创伤与共同记忆塑造、文化创伤与文化反思等三个角度对迟子建小说的创伤型人格进行阐释,全面呈现出迟子建小说创伤维度具有的深层意蕴。在创伤型人格的塑造中,迟子建对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经验感悟油然而发,也体现出迟子建小说以小见大的写作特点。迟子建小说创伤型人物的塑造,秉持着“忧伤而不绝望”的创作宗旨,每个创伤人物最后都会获得创伤的修复,从而让人们在悲伤中看到生活的希望。     

试论诸葛亮文化形象的衍生——诸葛亮文化现象初步形成的历史考察

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最终成因大都归于《三国演义》的创作及其以此为素材的三国戏的传播。从新的角度看 ,以魏晋士人的诸葛亮评价为切入点 ,从这一时期的人物评赞中发掘出孔明在魏晋士人心中的形象 ,并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历史考察由学界的明清小说及其民间戏剧转向魏晋时期士大夫的人物论、赞、评、议 ,从而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成因提出新的观点 :诸葛亮“智慧”和“忠贞”的文化形象在魏晋尤其是东晋时期就已定型。     

不被看重的需要——论解放区时期赵树理小说中刻画外路人形象时的矛盾

本文主要围绕解放区时期赵树理小说中的外路人形象展开论述,其中紧扣"人物具有外路人身份,为什么又留给读者可有可无的印象"这一问题组织全文.文章首先对人物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两类:坚决斗争型、软弱退缩型.其中软弱退缩型又可以细分为胆小怕事型、奴才型和动摇型.同时联系各类人物对赵树理小说中刻画外路人形象出现的矛盾加以具体的剖析,最终对赵树理创作中的这种矛盾现象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中国文学史上的特异景观--"李白文化现象"阐释

李白其人其诗 ,特别是内容丰富、历时久远的李白故事传说 ,它们广泛持久的流播、衍绎和再塑 ,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李白文化现象”。李白其人其诗的超常奇异性、盛唐时代的精神氛围和传统的士文化社会心态 ,成为这一现象的生成机制 ;“三型李白论”是这一文化现象的透析思路。求解这一文化现象 ,不仅对李白研究有拓展和深化的作用 ,而且对于认识整个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言行悖离:精神孤独与性格悲剧的写照

在中外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他们自身的行为往往与他们所倡导的文化精神存在着悖离的现象，言与行并不统一，思想与行为形成极大的反差。他们的这种表现是其精神孤独与性格悲剧的真实写照     

作家-编辑、导演-作家与文学生产——中国当代文学生产的演变轨迹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演变轨迹是从作家-编辑式的文学生产模式向导演-作家式的文化生产模式位移。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路遥,虽然在其成长中,不乏编辑对他的帮助与提高,但他既是文学生产的主体,也一直掌握着创作的主动权。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刘震云、严歌苓,他们在为导演写作的过程中已让文学丧失了自主性,从而也让其作品呈现出"电影小说"的特征。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隐含着印刷文化向视觉文化转型的时代信号,也潜藏着纯文学生产向大众文化生产演变的诸多信息。     

试论道德的善恶范畴

善恶矛盾是道德体系的基本矛盾，这是由它的普遍存在性、历史悠久性、体系的重要性决定的。一般意义上的善恶范畴，只能作为伦理学研究对象，而不能作为客观的、具体的衡量标准。只有特称的善恶范畴，才能作为道德事件的评价标准。这是由特称的善恶范畴的观念形式确定性、民族传统意识确定性、时代精神确定性所决定的     

《韩流叹奇》简介

《韩流叹奇》于2009年6月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为赖寄丹。作者两次访韩，广泛访问和考察韩流文化的热点事件和人物，对韩流代表人物进行了精彩记录和描绘，对韩流文化现象进行了审视与分析。对韩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进行了观察与思考。这是一部融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于一体、深入透析韩流文化的专著。     

《金瓶梅》价值的货币文化解读

从货币观念的视角审视货币所引起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不失为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金瓶梅》中人物的货币观念、消费观念、价值观与审美观已超出了传统的农耕文化体系,《金瓶梅》因而成为一种具有近代货币——文化本质内涵的商业文学,即由以稳定性和道德至上为其精神特征的“发乎情,至乎礼义”、重义轻利的农耕文学,演变为以“寻新求变”和金钱至上为其精神特质的“发乎情,至乎利益,披乎礼义”的重利轻义的商业文学。这种变化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性。     

伊甸园的苦恼与畅想——关于新时期爱情小说中的婚外恋描写

本文探讨了新时期爱情小说中出现的婚外恋现象,揭示了婚外恋现象发生的社会原因、文化原因,并深刻分析了婚外恋现象的三种基本模式,即弥补型,偶然型和怀旧型。     

《曾国藩》论纲

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热”，是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新鲜的文化现象。作为一部“生活教科书”和“心灵启示录”，其突出的优点是：（一）强烈的“人生味”，即以作家眼光看历史人物；（二）浓郁的“文化气”，即给文学创作以文化底蕴；（三）明显的“学者风”，即借语言操作显学者风度。     

人名的社会文化分析

人名的社会文化分析唐雪凝１．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指出，语言符号与它所指的客体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名字作为一种语言符号，与人之间同样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名字作为一个人的特称，它与一个人的关系又是十分密切的。一个人的荣辱、成败、祸福、进...     

秦汉时期的环渤海地区文化

秦汉时期文献中 ,常见“燕”、“齐”连称之例。当时燕、齐濒临渤海的地方具有共同的区域文化风格。燕、齐环渤海地区作为方术文化重要的发源地 ,所盛行的神仙迷信曾经使秦皇汉武倾心。他们“并海”巡行等政治实践所透露出的海恋情结 ,也反映了对燕、齐文化的特殊重视。秦汉时期出身环渤海地区的人物有相当活跃的历史表演 ,东汉以后辽东、辽西人物影响历史进程的现象尤为引人注目。     

论流寓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湖湘文化是在三湘大地上繁育出来的一种区域文化。在湖湘文化的背景熏陶下 ,湖南产生了一大批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我们研究湖湘文化 ,便会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 ,那就是湖湘文化的外来因素 ,即流寓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这是湖湘文化有别于三秦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其他区域文化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检索湖湘文化人物长廊 ,从屈原、贾谊 ,到杜甫、刘禹锡、柳宗元 ,到胡安国、胡宏、张等等 ,他们的籍贯与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魏源、谭嗣同等的本籍身份绝然不同 ,湖南是屈贾伤心之地 ,他们个人生活的巨大不幸正…     

荀子与弗洛伊德性恶论比较研究

荀子和弗洛伊德是东西方性恶论的代表人物。本文系统的分析了两位哲学家对"人性"范畴、对"恶"的理解论证,总结出二者性恶论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并以此为基础,反思了其折射出的东西文化的差异,并进一步对当今社会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和现象做了一定的思考。     

从湖湘文化视角看民歌湘军的崛起

民歌湘军的崛起,是音乐界的“湖南现象”,是湖南人才群体现象的又一突出表现。民歌湘军的崛起与发展,离不开湖湘文化的推动与促进。湘籍民歌人才辈出,民歌湘军独领风骚,正是得益于湖湘文化的深厚底蕴。本文在阐述湖湘文化基本内涵与核心精神的基础上,论述了湖湘文化影响下湘军精神与湘军现象,介绍了民歌湘军的崛起及其代表人物,从多个方面剖析了湖湘文化对民歌湘军崛起并走向辉煌的深刻影响。     

拾遗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的电视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对现代媒介广播、电视和电影的批判论述,早在二十世纪就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该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关注美国电视的快速发展对普通大众与大众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而对电视本体、电视观众、电视制作人和电视文化现象批评研究,其唯一一篇电视研究论文——《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在国内电视理论研究、媒介批评研究领域甚少被研究者们深入论述,反映出对阿多诺的电视批评理论内在逻辑缺乏重视.在此,深入探讨阿多诺的电视研究,指出其研究既有局限性又有进步性,提出从电视理论和电视史的研究来看,阿多诺的电视与大众文化批评应当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将辩证的思维贯穿于考察电视的始终,对于现代电视理论研究来说,并没有过时.在今天的媒介研究中,不仅要提倡整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还要整合经验主义与批判理论,尤其是当代批判理论需要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理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的电视批评,将有助于形成更加清晰的批判任务和批判目标,倡导科学地、具体地、经验地、历史地、整体地和批判地考察各种传媒文化现象,以进行更多元的思考.     

拾遗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的电视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对现代媒介广播、电视和电影的批判论述,早在二十世纪就已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该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关注美国电视的快速发展对普通大众与大众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而对电视本体、电视观众、电视制作人和电视文化现象批评研究,其唯一一篇电视研究论文——《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在国内电视理论研究、媒介批评研究领域甚少被研究者们深入论述,反映出对阿多诺的电视批评理论内在逻辑缺乏重视.在此,深入探讨阿多诺的电视研究,指出其研究既有局限性又有进步性,提出从电视理论和电视史的研究来看,阿多诺的电视与大众文化批评应当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将辩证的思维贯穿于考察电视的始终,对于现代电视理论研究来说,并没有过时.在今天的媒介研究中,不仅要提倡整合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还要整合经验主义与批判理论,尤其是当代批判理论需要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理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的电视批评,将有助于形成更加清晰的批判任务和批判目标,倡导科学地、具体地、经验地、历史地、整体地和批判地考察各种传媒文化现象,以进行更多元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