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托尼·本尼特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托尼·本尼特继承和深化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和重视普通民众的日常经验的经验主义传统,提出了彻底社会历史化的文学观.他的文学理论并非一种纯审美的文学理论,而是一种介入社会现实的政治美学和革命批评.本尼特在通俗小说、文化机构和文化政策等领域践行了其文论,他倡导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介入这些领域,策略性地开辟出赢得文化领导权的新道路.     

文学的困境及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本质

在很大程度上,文学地位日益的边缘化以及文学研究日益体制化,是文化研究日益突显、并最终浮出水面的重要因素,后工业时代文学所面临的困境使得文学与当下生活越来越疏离,这促使了人文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为人文技术型和人文批判型,文学批判功能的分离、剥落使得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一时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他们纷纷投向文化研究,因为文化研究这块学术“庄园”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大显身手的场所,这使得文化研究自然地具备了批判性本质。     

当代中国文学为何退出公共领域

近15年,当代中国文学从中心走向边缘.文学边缘化的问题不在于失去"公众性",而是失去"公共性".20世纪80年代,曾经存在文学公共领域.文学工作者不仅关注公共问题,并且以文学形式把这些思考表达出来.但是近15年,文学逐渐与公共生活无关.文学公共领域的消失不能归咎于文学市场,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行政体制,主要原因在于文学工作者无法摆脱道德永动机和纯文学的二元框架.道德永动机的原则,从深层来说是注重"信念伦理",忽略"责任伦理";从浅层来说就是以道德评判代替文学评判,它严重阻碍了文学公共领域的构建.     

文化诗学:文学理论的根本变革

文学理论的学科性危机在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都呈现出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无助于解决文学理论的这种危机,文化诗学的提出就成为一种必然。它作为一种文本阐释实践,是对于传统文学理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的根本变革。它的提出,使文学理论研究回归文学本身,并且将能够给现代学术研究带来研究范式的革命。     

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与公共领域的体制建构

作为一种非官方的公共媒介 ,晚清印刷出版文化的空前繁荣促成了民间文化的繁盛 ,加剧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 ;同时 ,中国传统士大夫也随着传播媒介的商业化与工业化而逐渐转变为具有独立人格和价值观念的新式知识分子 ;而租界特殊的政治格局则为印刷出版文化提供了批判专制国家的舆论空间。由此 ,晚清上海印刷出版文化所荷载的公共舆论呈现出独立性、公共性、批判性等特点 ,对这一时期上海公共领域的体制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走向“大文学理论”——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当代文学理论转型

大众文化已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化语境和文化样态,它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非常深刻,它使得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式、研究目的都发生了转型,走向了大文学理论。大文学理论是一个借以概括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转型之后的文学理论知识型。大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局限于文学,研究方式是跨学科的、阐释性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理解外部的社会历史文化世界和养成实践型的心性人格。大文学理论转型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论证,依然是一个需要文学理论界予以关注的基本理论问题。     

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对“后文化研究”时代文学理论“独立性”的思考

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界比较关注且存在较大争议的话题。后文化研究时代,有关文学理论的讨论涉及文本转向、文学性、文学理论服务的对象以及文学理论的实践性等问题。相比文学实践,后文化研究时代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凸显出特有的"独立性",即文学理论知识并不完全源于文学实践,而是具有不同于文学实践的"先验性"。而且,文学理论的"独立性"又是伴随着从"文学理论"到"理论"这一话语逻辑的流变过程呈现出来的。     

关于中国近世文学公共领域的思考

文学公共领域的充分发展是健全政治公共领域的前提, 解读中国近世政治演进的过程要从解读这一时期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状况入手。自明中叶以后, 中国近世的社会批判思潮和倡导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不断发展, 并通过明代的文社、清代的茶馆及书场、晚清的报刊等载体向社会民间传播, 这说明中国近世具备了萌生文学公共领域的条件。但文化专制主义横行的生存环境也使中国近世文学公共领域存在许多不足: 一是批判性不足, 二是地域色彩浓厚, 三是独立性不强, 四是向政治公共领域转型不深入。     

"日常生活中审美化"与文艺学的"越界"

文学理论这门学科曾经是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 ,上个世纪 80年代那种众声喧哗、热闹非凡的局面至今令人神往。但是自上个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这个学科似乎渐渐沉寂下来 ,不仅不再出现以往那种层出不穷的热点话题 ,而且许多文学理论的研究者都纷纷转向 ,去研究其他问题了。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大众文化日益成为当前社会文化主流 ,“日常生活审美化”倾向日益明显 ,于是一种新的研究路向———文化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许多文学理论出身的学者都热衷于此。对于作为传统学科的文学理论 ,人们提出了种种质疑 ,甚而主张用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者有之 ,宣称文学理论死亡者亦有之 ,于是文学理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针对这种情形 ,今年 5月 1 6日 ,在我国文艺学研究重镇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召开了题为“文学理论的界限”的研讨会 ,钱中文、童庆炳、杜书瀛、程正民、王一川、金元浦、陶东风、陈晓明、孟繁华、高建平、李春青、王志耕、陆扬、曹卫东、周均平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这次会议围绕“文学理论有没有边界”、“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冲击下文学和文学理论是否行将消亡”、“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以及“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等话题展开 ,讨论十分     

士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余英时“士文化”研究的一个批评性考察

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余英时的一个著名论点就是,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因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在。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士即便真的具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关怀社会公共价值的特征,但这和士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是两个概念。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于社会公权力之外的一个社会知识文化阶层的出现,是现代社会职能高度分化的产物。余英时试图通过赋予士以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来论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但无论是在对士的社会身份的把握上还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都产生了一定的思想错误。     

政治维度的弱化与遮蔽——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的重大偏失之一

过分弱化或遮蔽文学及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这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偏失.文学及文学理论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实践领域,在一定的程度上拥有自己内在的逻辑,但它又植根于社会政治场域,并与社会政治场域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凝望、相互介入的关系.所以,政治维度理应成为文学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但是,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却对这一维度进行了弱化、遮蔽,致使我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出现了新的重大曲折.其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文学创作私人化倾向的发展以及文学与现实之间的隔膜化,削弱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使我国的文学理论建设出现了理论盲区;造成了文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隔膜化.     

我们还需要不需要文学理论?

现在大家都很关注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问题 ,从表面看这仅仅是研究范围或研究对象的事情 ,但实际上却暗含着这个学科的合法性危机 ,因为一个学科如果连研究对象都成了有待讨论的问题 ,这个学科肯定是遇到了麻烦。那么文学理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还需要不需要文学理论 ?下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1 关于文学理论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本身。历来文学理论都是关于文学现象的理论阐述和概括 ,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 ,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日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流地位 ,文学被边缘化了。即使是被边缘化…     

关于学术道德的论辨与思考

解决学术道德问题,有两种讨论方案,一种是伦理学的方案,从个人良知追问研究者的社会责任,试图唤醒研究者的道德良心;而另一种方式,则是从学术研究的体制、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以及社会文化传统中寻找重建学术道德的生活基础,最终提高研究群体道德的境界。     

文学性:文化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征

随着 2 0世纪的理论旅行中普遍存在的语言学对各个学科的渗透 ,文学性不再成为文学的特有属性而成为众多理论的共性 ,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美学概念 ,而是指由此引申从而渗透到文化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 ,积极参与社会历史的生成发展并成为诸多领域潜在的统治性的因素 ,构成了文化社会的显著意识形态特征 ,其强大的渗透力可以化解当前文学、文学研究、文学理论边缘化的危机     

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建构

＂启蒙＂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实践,包含着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设计、知识分子对启蒙客体的认知及其转变、身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自我反思、启蒙的公共领域建构等内容。＂五四＂时期以来,＂启蒙＂由知识分子双重向度的文学想象,逐步向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话语实践转化。网络对当代知识分子公共空间内的启蒙实践而言意义重大。     

大众传媒转型与公共领域拓展

近年来,有关公共领域问题的讨论已成为我国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但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取向.文章认为:人们之所以对此见解各异、态度不同,既反映了大众媒介传播运作逻辑的神秘复杂性,也体现出批判性公共领域塑造过程的复杂艰巨性;随着当代社会媒介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众传媒转型将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运作方式,从发现、转换、讨论和整合四方面对批判性公共领域的构建和维护产生一系列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胡风与毛泽东在文艺观念上的内在分歧

胡风主张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当作文学工作者的指导原则、一个可供讨论的关于文学理论的文本,而非统一思想、规范文艺工作者行动的文件。所以,他认为可以对《讲话》做出富有个性的阐释。这样一来,他对《讲话》的看法遂迥异于左翼主流批评家如何其芳、邵荃麟等人。同时,他的一些观点也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讲话》。在关于鲁迅,关于知识分子,以及文学如何服务政治、普及与提高、启蒙与救亡等诸多问题上,胡风的观点与毛泽东的看法都不尽相同。他与毛泽东在文艺观念上的分歧在不知不觉中显露出来。     

文学理论关键词:"文学创造"与"文学生产"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关键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换,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即"文学反映"被"文学创造",继而又被"文学生产"所取代.这一变化并非无足轻重,在它背后隐含着文学观念变革和文学研究范式变更.创造论张扬主体性,鼓吹创作自由,强调文学自律,以主体地位的绝对优先来抗拒现实束缚;生产论则把文学活动置于生产、传播、消费、再生产的总体过程中,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大背景中来考察,并努力揭示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文学体制、生产机制的密切关联,强调文学生产的他律性.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研究范式和两套理论话语,两者间有着相互抵牾的不相容性.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展开,知识分子真切地感到自己已从被改造对象转而成为改革的主体,看到了自由言说、施展才华的机遇,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文学创造论一时间成为知识分子张扬自我的豪言壮语,成为文艺学界压倒性的主导性话语.然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权力格局,打破了文学场域的自主性,文学本身已不由自主地沦为商品,成为他律的产物,知识分子也日益被边缘化.文学生产论取代文学创造论,实际上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日渐丧失文化权力的现实处境,无可奈何地接受操控的结果.     

关于"文学理论学"及其他

目前,国内文学理论界缺少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董学文教授的《文学理论学导论》就是一项难能可贵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围绕着对于《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的基本评价,笔者提出了"一学三支论"的新观点.所谓"一学三支",就是任何一个学科都至少有三个分支学科,即学科理论、学科批评和学科史."文学理论学"应包括"文学理论的理论"、"文学理论的批评"和"文学理论史".还认为,"文学"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错误观念,应废弃"文学"称呼,将"文艺"作为"语言艺术";应废弃"文学学",保留"文艺学"."文艺学"不等于"文艺理论",它的内涵要大得多,包括"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史".应保持"文艺学"的独立性,严守"文艺学"的边界,防止"文化研究"的收编.     

文学的文化阐释与经典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讨论的回顾 ,分别从接受美学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等角度阐述了西方文学史上经典的构成以及隐于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作者认为 ,经典的构成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 ,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一些人为的因素。由于“欧洲中心主义”和其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的作祟 ,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优秀作品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经典之外 ,因而从跨文化的视野对既定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者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文章着重讨论了弗莱的《伟大的代码》以及由此而显示出的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提出一种既带有精英意识的审美功能同时又具有文化研究的批判精神和去经典化尝试的经典重构策略 ,认为这是使得当今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可赖以进行对话的一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