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道教重玄学关于道体的解构和发展

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化与整合已经积聚了一股强大的发展生机 ,而“重玄学”的出现正是道教在义理上臻于成熟的表现。重玄学宗源于东晋 ,大盛于隋唐。以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等为代表的唐代重玄学者本着破滞去碍的精神 ,对道教的根本义理与修持理论作了深入的探索。从本体论上来考察 ,他们的探索历程是一个解构并重建本体的过程 ,即在解构“道”本体的基础上探求新的本体 ,继而建立起“心”本体的过程。一、道体的解构重玄学作为道教 (道家 )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 ,是《老子》思想历史地演进至某个时期的反映 ,它在形式上以《老子》…     

试论唐代道教哲学的思想渊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兴盛阶段,在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历来以隋唐佛学作为研究重点,却对同时期已趋于成熟的道教哲学思想多所忽视。唐代道教哲学无疑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者即是近年来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的“道教重玄学”。唐代道教哲学若以重玄学为代表,可分为初唐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中唐以司马承祯、唐玄宗为代表,晚唐以强思齐、杜光庭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具有传承、开放、融合、思辨等多种学术特征。探究其思想内涵与性质,实是以老庄哲学的“道”论为本,扬弃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论,吸取佛学三论宗的部分思想内容,熔铸形成的“以重玄为宗”的新道教思想学说。倘若从哲学史的视野加以审视,其中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与大乘佛学三论宗共同构成为唐代道教哲学的主要思想渊源。     

全真南宗与重玄学

重玄学与道教丹鼎派(包括外丹派与内丹派)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全真南宗理论中不仅有"重玄思维"、"重玄境界",而且其内丹心性论中的"辟中"、"粉碎虚空"、"忘忘"等亦透显出"重玄"意蕴,折射出内丹学与重玄智慧的交融。当然,由于全真南宗与重玄学分属于不同的道教哲学思潮,它们在性命观、工夫论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论道教重玄思想的形成及其理论体系

凸现于隋唐时期的重玄思想是道教理论发展至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它不仅对道教自身的理论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影响甚至波及儒释二家。虽然它盛行于隋唐之际 ,但追溯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却是源远流长的。本文拟以重玄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理论体系为线索 ,粗略探讨重玄思想对于道教自身及儒、释二家理论建设的积极意义。一、重玄思想的源流长久以来 ,“道”一直是道教的最高理念 ,得“道”成仙是其最高目的 ,一切道教理论都是围绕着“道”与“得道”展开的。道教在东汉张道陵初创时便奉老子为祖师、以老子所著的《道德经》 (《老子》)为圣…     

论司马承祯的道教心性之学

作者从道与心、工夫论、道与形3个方面探讨了司马承祯的道教心性之学，指出其坐忘主静说将重玄的心性论具体化为道教的修行实践，主张“虚无之道，力有浅深，深则兼被于形，浅则唯及于心”的形神合一论，对后世道教内丹和宋明理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从《庄子》、郭《注》、成《疏》看庄学“自然”义的歧异指向

庄子哲学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贵道贱物",即强调道体"自然"而物不"自然"的倾向。郭象、成玄英分别从玄学、道教重玄学的视角注、疏《庄子》,改变了庄子对"自然"的理解。郭象《庄子注》解构道体,宣扬"物本自然";成玄英则不仅肯认道体"自然",又主张物性"自然",表现出一种二元的"自然"观念。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试析隋唐五代道教道论的哲理化

道教以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不管在不同的时代有何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基础都可以归结为“道论”。但不同时期的道论是有所区别的。后汉道教初起时的道论,表现为外在的神学化;魏晋南北朝道教变革时期的道论,表现为抽象的玄学化;而隋唐五代道教兴盛时期的道论,表现为由外向内的哲理化。     

论中国哲学中的体认方法

中国哲学中的“体认”,因古汉语的特征而被古代哲学家简称为“体”。先秦庄子就认为对“道”的认识只能是“体道”。以后《淮南子·汜论训》也说:“圣人以身体之”。而到汉魏三国玄学贵元盛行之时,王弼认为对贵无本体的认     

顾欢道论发微

顾欢的道论亦新亦旧,既具有明显的传统色彩,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佛教中观思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重玄意趣.在吸收佛教中观思想的同时,顾欢的道论也坚持了道教的宗教本位,为道教义理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顾欢之后的南朝道教学者沿着顾欢的思路,依托《老子》经文做了创造性解释,弥补了道教理论的不足.顾欢适为道教老学由汉魏旧传统向重玄新思潮过渡的中间人物.     

玄学、理学本体诠释方法的内在理路

玄学、理学均是通过诠释儒道经典而建构起本体论学说的。为了建构本体论,玄学的经典诠释方法是本末论,理学的经典诠释方法则是体用论。一方面,玄学的本末之辨深刻地影响了理学的体用之辨。另一方面,理学的体用之辨解决了玄学本末之辨所留下的问题。理学家通过体用之辨的本体诠释方法,才真正完成了建构儒家形上学的任务。     

孔孟·朱熹·戴震——中国生存论哲学传统的建构

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以生命为本体的生存论哲学传统。孔孟与《易传》开辟了生存论哲学的方向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建立了生命本体宇宙论。 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戴震创造性地继承理学的合理价值 ,以“气化生生”的本体论重建天人合一之学 ,解构了程朱理学体系的矛盾结构 ,为人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哲学人性论的基础 ,完成了中国生存论哲学传统的建构。     

同源共生：论魏晋经学与玄学的关系

魏晋经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七经”为研究对象;玄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以“三玄”为研究对象。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形态,其思维方式也有区别。但是,从哲学内涵上考察,不仅玄学通过对道家本体哲学和自然本质的解构性阐释,贯通了儒道融合的内在理路,构成了与经学的理论联系;而且以“易”为核心的思想交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本体、以“名教”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也使玄学与经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哲学和思想上的同源共生的关系。     

"性命双修"哲学形而上探微--兼论其人本论架构

“性命双修”是道教内丹理论的思想内核,它改造并吸收了儒学的主要哲学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既承继了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思想,也发展和超越了儒家心性理论。尤其是从道教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用“性命”说把“三教”统摄在一起,把“常道”、“元神”同儒家和佛教的“本心”、“本性”作了形而上的整合,在形上的层面上一同放在本体的高度;既提升“道”的形上内涵,也兼纳并蓄了“道本体”、“心本体”、“性本体”等理论。把“道”、“神”、“心”、“性”放在同样高的的位置上,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也是开拓性的。     

《庄子》道论对道教的影响

《庄子》的道论在《老子》基础上向前推进,道论的具体内容更为详尽,其中,道气心一体论、体道论、复道论作为《庄子》道论的主要内容对后世道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体：总体与本体

近百年来,作为哲学的核心和基础的形而上学受到多方面挑战,遇到空前的困难,进入步履维艰的困境。不过,从形而上学的性质来看,这种困境并非“绝境”,而只是“转型”前的暂时困难。面对困境,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方法提供了解决困难的可能——返回世界本源,进而建构“总体本体”,而这个“总体本体”其实就是中国哲学的“道体”。质言之,“道体”的建构可以化解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的困境。     

论司马承祯的修道思想和方法

司马承祯继承和发展道教的重玄和上清两派的传统思想 ,以老、庄、《易》和上清经等学说为依据 ,融贯儒家的“性善”和“正心诚意”说、佛教的“止观”和“禅定”论以及《西升经》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观点 ,系统地阐发了道教的修道思想和方法 ,对后世内丹道教和宋代理学的主静无欲说皆有启迪之功。     

葛洪的“玄”“道”与“一”不是一回事

一些哲学史的论著在论述代表葛洪哲学思想的“玄”、“道”、“一”的概念时,将“玄”“道”与“一”相等同,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葛洪的“玄”“道”与“一”虽然有一定的联系,却不是一回事。葛洪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神仙学家和官方道教理论的奠基者,他的道教理论包括他的哲学思想,具有与前人不同的特点。本文试图通过对葛洪“玄”、“道”、“一”概念的比较,将三者放入葛洪整个神仙道教体系中加以考察,以阐明三者的异同,进而论述葛洪宗教哲学思想的本质特色。若有错误,祈请各位专家指教。     

浅论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

魏晋玄学思潮衰落之后 ,其哲学精华活在儒、释、道 (教 )的理论创作中 :玄学的哲学范畴和“形名学”、“言意之辨” ,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佛教义学语言环境和思维方法 ;玄学本体论流派的哲学思辨使道教哲学由粗糙走向精致 ,元气论流派的生命哲学则培育了士人的本土宗教情感 ;玄学促进了南朝经学向义理化方向发展 ,其潜在的“体用”、“性理”、“内圣外王”观念 ,对北宋理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     

《老子》、老聃与道教

道教奉“太上老君”(老子)为教主,奉《老子》为圣典,近两千年来历久不衰。对《老子》作宗教性比附始于西汉初年。汉初提倡用黄老之术治国,神仙家则视《老子》为治国、修身、修养成仙的经典。东汉太平道、五斗米道奉老子为教祖,尊为“九玄帝君”“太上老君”。至南北朝,老子的教祖地位已为道教中人所公认。唐代皇帝以老子为族祖,追封其为“玄元皇帝”,奉《老子》为《道德真经》。道教神化老子受了?纬之学神化孔子的启示,佛教传入也起了催青作用,唐朝皇帝攀附老子,又使之加温。《老子》含有可供宗教援用附会的神秘主义因素。道教的根本信仰为《老子》的“道”和“德”,道教徒的修炼就是“修道养德”。道教经典所宣扬的义理,无不与《老子》在形式和思想上有内在联系。